陈家喜

（深圳大学 城市治理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60）

信息化的发展日新月异，从个人电脑互联网到无线互联网、物联网，再到大数据、云计算等；从web 1.0到web 2.0，再到web 3.0；从无处不在的网络到无处不在的计算，再到无处不在的数据和无处不在的知识，信息化已经彻底地影响了我们的社会基础、交往方式和舆论形态，进而对党的长期执政形成了严峻的考验。如何应对人民群众日趋普遍的网络社交模式，如何吸纳日益活跃的网络政治参与，如何走出部分传统媒体失语所导致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困境，如何应对网络可能引发的政治风险等等，都是党执政面临的全新考验。相比之下，我们党应对网络挑战的思想准备和能力准备并不充分，互联网背景下的执政能力建设存在明显的不足。相对于既有的“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互联网的考验更为全面和紧迫，“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充分认识互联网对党执政提出的挑战，准确分析互联网时代的执政风险，提升执政党在信息化浪潮下的适应性，是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基本前提。

一、互联网的兴起形成新的执政环境

互联网的兴起不仅带来社会交往、商业模式和价值观念的显著变化，也推动了政治沟通、结社参与和权力运行的深刻变革。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依赖于报纸、广播、电视，而是通过智能手机和移动终端获取政治新闻；人们也越来越依赖于社交媒体而非政治集会来交流政治观点；政治人物也逐渐减少广场演讲的频率，转而在社交媒体上与选民互动。伴随政治大数据的应用，作为民主政治基础的选民，甚至也被作为一个由各种信息汇集起来的“数据化”个体，可以通过数据方法加以计算、测量和影响。

互联网还潜在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从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世界互联网迄今，中国互联网发展经历了23年的实践，网络已经深度介入和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互联网成为影响党群关系的关键变量，成为政治参与的新型平台，成为舆论交锋的重要场域，成为政治风险的触发动力。这些变化因素潜在地对党的传统执政理念、体制和方式提出挑战，如何适应互联网重塑的政治新环境，已经成为党长期执政的重要课题。

（一）人民群众中网民占比越来越高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被写入了党章和宪法。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群众作为执政的根基。伴随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人民群众中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在虚拟网络空间存在和社交，成为网民的一员。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网民人数达7.30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53.2％，半数中国人已接入互联网，手机移动端上网比例高达95.1％，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为26.4小时[1]。换言之，全国一半以上的国民在上网，每天上网时间近4小时。互联网在把越来越多的人“改造”成网民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他们的社会生活、人际交往和政治表达的方式。人们浏览网页获取新闻信息，在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QQ上交朋结友，通过网络购物消费，利用网络查询公共服务。截至2016年12月，我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到2.39亿，占总体网民32.7％，政府微信公众号使用率达到15.7％，政府网站、政府微博及政府手机端应用的使用率分别达到13％、6％和4.3％[1]。互联网也成为网民重要的政治参与渠道。在网络虚拟空间，网民具有更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和更便捷的信息传播能力。他们通过浏览、发言、评论、跟帖等形式对一些政治事件和公共政策发表意见，表达诉求；他们也通过领导信箱、网络问政、网络举报等形式向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直接沟通。越来越庞大的网民群体，要求党的领导工作方式实现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变，要求党员干部能够熟练掌握网络群众的工作方法。

（二）网络公共领域日渐生成

一般认为，公共领域是连接国家与社会、公共权力与私人领域之外的中间地带或者第三领域，是公民参与国家或公共事务讨论、交流乃至批判的公共空间。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公共领域的形态从现实空间转向虚拟空间，从咖啡馆、茶室、沙龙、剧院转向博客、网络论坛、即时聊天工具和网络评论，参与者借助网络超越于地理、物理空间的限制和社会等级分层的隔阂，可以是相忘于江湖的陌生人。伴随网络兴起的虚拟结社形态也呈现爆发式增长，校友群、家长群、工作群、闺蜜群、联谊群、海归群、业务群、销售群、公益群、户外运动群等等在微博、微信等各类社交媒体中快速生成。这种网络集群与结社形式不仅成为人们分享生活信息和交流工作经验的便捷工具，也成为公共领域的重要形态。群友们就一些政治新闻、重大决策、时事事件进行群聊和讨论，分享和学习政治知识、经验和观点。另一方面，近年来，网络公共事件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和扩张。研究显示，孙志刚事件、华南虎事件、黑煤窑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瓮安事件、邓玉娇案、杭州飙车案、开胸验肺事件、陕西房姐事件等重要网络事件，成为网络公共领域的催化剂。在这些网络公共事件当中，人们发声、跟帖、评论、灌水、拍砖，既表达和宣泄着个人的观点情绪，也自然延伸出关于权力运行、公正司法、弱势群体保护和官商关系等政治议题的讨论，实现了深度的政治学习和政治社会化，客观上倒逼着司法审判的权衡走向，乃至法律与政策的修正完善。

（三）网络意识形态的争执日趋活跃

中国共产党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不仅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还根据时代和社会的需要不断创新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体现在党的领导人的理论著作、重要论述和党代会报告当中，成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指引。一直以来，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官方报纸、电视和广播进行传播和扩散。伴随互联网的兴起，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甚至削弱，网络空间的舆论争执日趋多元活跃。人民论坛的调查显示，近年来网络上影响较广泛的社会思潮包括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民粹主义、普世价值论、生态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主义、新儒家、宪政思潮；并且社会思潮多元化格局将长期持续，期望社会思潮纯而又纯既不现实也不可能[2]。尽管上述社会思潮并非都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甚至正是有了一些错误思潮才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和影响力稳步提升。但是不容否认，多元化思潮和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不断涌现，无疑在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历史不厌其烦地教诲我们：话语并不是转化成语言的斗争或统治系统，它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3]由于网络传播具有参与多元性、扩散即时性、传播裂变化、内容碎片化的特点，官方很难对其加以主导和掌控。并且，互联网的冲击不仅体现在多元社会思潮的涌现，还体现在党报党刊发行下滑、广告萎缩、经营乏力等经营困境。这一困境的背后则是报刊阅读者的萎缩和社会关注度的下降，同时也意味着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渠道的流失，进而对执政党的思想领导力形成较大冲击。

（四）网络政治风险不容忽视

在研究者看来，互联网是一种“自由技术”，是帮助个体行动者扩大政治、社会和经济自由的各类信息与传播技术[4]。一些国家的政治动荡事件，如摩尔多瓦议会选举引发的反政府示威、伊朗大选骚乱、“阿拉伯之春”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等显示，社交媒体如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已成为一些国家社会运动和政治动荡的催化剂。社交媒体为政治运动提供了技术支撑，它为抗争者提供了沟通、联络、辩论以及达成共识的虚拟平台，降低了宣传动员的时间、人力和资金成本，实现短时间内动员信息的病毒式传播。近年来，围绕一些重大项目规划如垃圾焚烧发电厂、PX项目、磁悬浮和核电站选址，以及征地拆迁等，国内一些行动者也开始使用微博、微信、QQ以及网站等进行线上召集动员，线下集体集会，日益显示出网络在社会动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厦门PX项目个案，研究者发现，“线上讨论”对于“线下行动”的推动体现在，从话语生产、舆论形成和民意构建的诸多环节，跨越了时空界限，渲染了网民情绪，实现在线集体行动(互通信息、协调策略、建构议题)和离线集体行动(集体维权大会、维权监督行动)的有机整合[5]。这一个案也同样警示，网上争议与网下行动可能仅有一步之遥，网络公共事件与现实政治风险的关联十分紧密，加强网络政治风险的研究与预判是执政党面临的重要任务。

二、网络适应能力不足与网络执政风险

2011年胡锦涛同志发表“七一讲话”，将新时期党的长期执政风险概括为“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其中“四大考验”分别来自于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而“四大危险”则包括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相比之下，互联网的兴起及其对执政党所形成的考验和风险，与既有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有着显著的不同。互联网的兴起对党的长期执政来说，既是一种执政考验，也是一种执政危险。互联网的兴起改变了社会结构、政治参与和舆论形态，也对党的执政思维、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面对互联网的新挑战，执政党在用网治网能力方面还有较大改进提升空间。

（一）基层党组织网络形象有待强化

人民网下设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牵头发起“全国党建网站联盟”，吸收了全国30个省市437家党建网站，推动全国党建网站的整合，组建网络“红色集团军”。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整合还是初步的。具体表现在：内蒙古、新疆、西藏三个自治区没有加入这一联盟；加入单位多寡不均，安徽省最多，有130个党建网站，天津最少，只有2个党建网站。从全国各级党组织网站建设情况来看，存在两个明显特征。一方面，各级党组织网站发展状况存在不均衡现象。党的组织、纪检以及政法部门建的多，宣传、统战、党办和政研室等其他党务部门建的少；上级党组织网站较规范，越往下级组织网站建设越粗放。各级各部门党建网站在统一标识、规范模块和互联互通方面还十分欠缺，“各管各的网，各吹各的号，你一套我一套”现象较为普遍。党的网络形象规范化和一体化方面还有较大改进空间。另一方面，已建立党建网站的信息扩充和双向互动还有待强化。面对互联网兴起形成的新的执政环境，许多基层党建网站建设仍然沿用陈旧思维。一些党建网站重硬件投入，轻日常维护，网上信息常年不更新、不扩充，网站形式化、僵尸化、摆设化现象较为突出；一些党建网站简单介绍领导信息、机构职能之外，缺乏业务工作的指导信息，缺乏与网民沟通的互动板块。此外，党建业务信息化程度不高，党员发展、组织管理、信息填报以及基层组织运行等仍停留在手工操作阶段。

（二）党员干部网络沟通能力尚显欠缺

近年来，一些地方党政官员积极开展网络问政，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拓展了网上官民互动渠道；还有一些官员善于使用微博、微信和领导信箱阐释施政理念、解释方针政策、回应群众诉求，成为知名的“网红”和“圈粉”。但总体上看，面对互联网形成的群众工作新格局，党员领导干部利用网络加强群众沟通的能力还十分欠缺，使用网络仅仅停留在浏览新闻、搜索信息、发送文件、即时通信的层面。不少党员干部仍然习惯于在网上隐身和潜水，缺乏应对网络传播的敏感性、操作性和即时性。一些党员干部“惧怕网络”，害怕在网上言辞不当被“揪住辫子”，害怕在网上现身被人肉搜索，害怕在网上宣传被当作哗众取宠。一些党员干部针对网民问题和网上留言习惯打官腔，大话空话套话连篇，用“已协调”“已转办”“已部署”“已研究”等敷衍搪塞，缺乏责任担当，失去网络民意。更有甚者，一些领导干部基于强烈的官本位意识，认为网络公共事件是“家丑外扬”“别有用心”“敌对势力”“给政府抹黑”，因此千方百计封锁消息，动用关系向网站、媒体、记者施压删帖[6]。

（三）网络政治舆情分析能力不足

网络是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是社会积怨的减压阀，是政治冲突的缓冲器。加强对网络政治舆情的整体评估和准确研判，是制定重大决策和开展舆论引导的基本前提。比较研究显示，大数据已经成为西方政治舆情分析的“秘密武器”，它被广泛应用于选民偏好、选情预测、竞选策略制定、政治广告策划以及候选人形象塑造等诸多领域。大数据技术在201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并预示着政治领域的“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大数据技术可以看成是社交媒体的升级版，它通过构建海量数据库和数据分析模型，有效利用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实现对目标群体的精准分析。目前，我国大数据的商业化应用进步很快，但是政治领域的大数据应用明显滞后，不仅在技术、人才、数据库方面还很欠缺，而且重要性认识也不充分。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年度网络热点舆情分析报告，涵盖了部分政治议题；新华网舆情中心也运用大数据技术汇集热点网络言论，发布每日热点舆情检测。但总体上看，制约我国网络政治舆情分析能力的因素还十分明显。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孤岛”现象突出，信息系统互不联通更无法共享；舆情监测系统存在舆情数据采集不全、舆情信息抓取有疏漏、冗余信息过多等问题[7]；围绕网络政治舆情的分析，大多停留在个案研究阶段，缺乏专门部门和专业团队对各类数据库的信息汇集、整合、比对清洗，各类专题政治舆情数据库的挖掘分析尚不深入。

（四）网络政治风险的防范机制尚显单一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是收集社情民意的平台，也可能成为舆论斗争的战场。面对网络意识形态的争执，舆论斗争的乱象，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宣传的乏力，一些党员干部网络失语，含糊其辞，爱惜“羽毛”，导致网络空间的价值失序和观念混乱。网络既是人际沟通的便捷工具，也可能是政治危机的潜在动力。许多案例已经证实，以社交媒体为工具进行的政治动员、集体行动和社会抗争，可能引发局部性的政治动荡。面对网络博客、播客、微博、微信等web 2.0工具，有的不懂得网上舆论的演化规律，不懂得如何因势利导、因势而谋、应势而动，仍习惯性地沿袭过去的模式套路做网上工作，语言生硬、形式刻板。在重大网络舆情出现时“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软办法不顶用，硬办法不能用”，出现“瞒”（隐瞒不报）、“躲”（回避逃避）、“推”（相互推诿）、“顶”（针锋相对）、“拖”（拖延）、“急”（急于表功）的六种误区[8]。面对互联网的政治舆情和网络谣言，一些部门领导不愿与网民互动交流，不敢将信息公开；或者“躲猫猫”，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上述现象进一步加剧了事件风险，进一步侵蚀了党的执政基础。

三、提升信息化背景下的政党适应性

比较研究显示，政党适应性是衡量一个政党生命力的重要标志，它体现为一个政党有效回应外部环境变化，有效汲取外部资源和支持，而进行组织结构调整以及政党纲领更新的自主性和灵活性[9]。在一党执政背景下，执政党更需要重视政党适应能力的构建，及时修正错误、补足能力，以有效回应外部环境的挑战[10]。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提升自我适应能力的重要性，注重“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11]。在党的推动下，我国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不断迈进，网络信息化事业取得显著进步，但同时互联网所重塑的社会沟通和政治参与模式变化对党的执政形成新的挑战。党要有效回应这一挑战，就必须提升信息化背景下的政党适应性，把握互联网政治的内在规律，加强执政党网络形象建设，提升网上群众工作能力，突出网络政治舆情分析，重视网络危机的疏导和化解。

（一）从执政的角度看待网络治理与网络利用

网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在线”形态，是政党治理的重要内容。互联网技术的创新推动国家治理和政党治理方式的创新。执政党要积极适应互联网兴起所形成的新的执政环境，将网络的特性与执政的需求有效结合，既不哗众取宠，搞网络政治秀；也不抵制网络，惧怕网络。执政党要牢固树立三个理念：一是网络空间是党的执政空间。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主体和领导力量，互联网治理可以视为国家治理在虚拟网络空间的表现形态，党对互联网治理的领导是基于对国家治理领导权力的延伸，党的影响也需要渗透到虚拟空间。二是网民（作为人民群众中的大部分）是党的执政基础。面对人民群众中网民占比越来越高的现实，党的执政方式应当做出适应性调整。面对一半以上群众上网的现实，党在网络空间的治理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也必须相应提升。网络工具可以成为执政工具，用网治网能力是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三是网络安全关涉党的执政安全。许多国内外案例已经显示，现代社会的政治危机往往首先是从互联网上开始，社交工具成为当前政治动员的重要媒介。重视网络政治安全，是确保党的执政安全的重要前提。

（二）突出党组织的网络形象塑造

应把党的网络形象作为政治形象的重要组成，全方位推进党的网站建设和社交媒体应用，从内容到形式，从静态形象到数据更新，从信息供给到网民互动，全方位打造党的网络形象。一是构建一体化的执政党网络平台。由中央牵头制定网络党建规划，建立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相互衔接、条块结合的全国性党建网络系统架构，实现各级党建网站的互联互通、信息资源共享[12]。根据党的不同领域特点，建设具有自身特点的网站，如宣传网、组织工作网、对外工作网、政法工作网等，及时更新信息，增加信息供应。二是提升党务工作的信息化水平。实现公文处理、日程安排、会议公开、党员管理、经费使用等网络办理。建立党建信息系统，实现支部组织生活记录、党员考评奖惩、公文传阅查询、党建信息统计、党组织关系接转等无纸化、公开化和规范化。三是加快党在社交媒体中的形象塑造。各级党组织要善用社交媒体作为组织活动的新平台和新动力，广泛建立党建微博、党建APP、微信公众号、党务微信群，及时推送权威信息，接受网民党员提问咨询，回应交流互动。

（三）强化党员干部的网上群众工作能力

网上群众工作是现实群众工作的延伸和拓展。习近平同志提出，“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13]。一方面，要加强党员干部知网、懂网、用网、驭网的能力建设，这是网上群众工作的基础。通过教育培训、专题授课、专家讲解、集团讨论等形式增强党员干部应对信息化冲击的信心、勇气和能力。督促党员干部尽快掌握网络表达和沟通方式，增强捕捉重要舆情的敏感度，提高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反应能力、解释能力等专业素养。另一方面，各级党员干部要利用网络强化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借助于网站、电子信箱等新媒体与群众互动；要善于在网络上征集群众意见，在网络上倾听群众呼声，在网络上回应群众诉求；要善于在网民的声音中发现普遍问题，找到问题症结，提炼政策优化目标。此外，各级党员干部还要善于利用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QQ等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和交流群，拓展与基层群众沟通的渠道，更直接地掌握群众呼声，传递正能量。

（四）重视网络政治舆情的数据挖掘

网络空间是舆论生产和分享的空间，也是执政党意识形态传播的空间。党在网络舆论阵地的失语，也必将影响到主流媒体的失语，进而危及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为此，一要探索建立政治舆情大数据库。由专门部门牵头，成立整合各类网上信息来源，如微博、微信、短信、门户网站浏览信息、网上发帖内容等，以及商业信息如购物网站信息、淘宝信息，并与政府的政务信息进行整合比对、筛选和清洗，在此基础上形成区域、性别、年龄、职业、阶层、民族等各类政治舆情大数据。二要加强数据的分析与挖掘。利用数据仓库、数据挖掘、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通过构建动态数据分析模型，掌握领导干部、党员群众和社会舆论的思想动向和诉求偏好，作为政策制定和舆论宣传的重要参考。三要基于大数据的分析结果，分析研究党员群众的信息选择取向、接收方式和接收效果，对党的信息进行分类细化。根据不同受众特点和需求投放相关信息，采用互动传播、事例传播、偏好传播、“微传播”等形式，提升正向舆论的实效性。

（五）加强网络政治风险的防范

网络政治风险是现实政治危机的触发媒介，处理不当将会引发政治动荡和执政危机。提升网络政治风险防范能力，首先要求各级党员干部增强网络政治安全意识，突出责任担当。针对网络突发事件，要敢于显身发言，主动公开信息，做好政策解读，澄清事实真相；同时针对错误言论，又能够做到正面交锋，激浊扬清，赢得网心民意。其次，要健全线上线下协同联动机制，在网络政治危机发生初始就要做好舆情收集、风险预判、处置预案、责任分工和督促反馈等，实现防患未然。要明确群众工作的责任主体和责任范围，细致耐心地做好线下群众工作，正视群众利益诉求，疏导群众心理积怨。最后，各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愿我有所为”的施政理念，把扩大群众利益和增加群众获得感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源头上消除群众的积怨和不满，降低网络政治风险发生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