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花 陈洪模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江西 南昌 330009)

对南昌起义成败评价的历史考察

□刘小花 陈洪模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江西 南昌 330009)

南昌起义作为具体的军事行动是失败了，但从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理论创新上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胜利。而且，综合南昌起义全过程以及起义部队余部以后的发展加以考察，南昌起义也是失败中有胜利，失败后历经艰苦又争取到了胜利的结局。

南昌起义；军事意义；政治意义；胜败评价

1927年8月1日爆发的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公开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方式拉开序幕，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宣告了土地革命新时期的到来。

1927年8月3日，南昌起义部队按照中共中央预定计划开始南下广东，9月下旬到达潮汕地区。因兵力对比悬殊，起义军主力部队在流沙、汤坑地区遭遇军事失利。起义领导人不得不分散撤离，起义军一千余人突围后，在董朗、颜昌颐的率领下进入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与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结合，成立了红二师。[1]P16在三河坝担负阻击任务的余部在朱德等领导下，突出敌军重围后，会合从潮汕撤下来的部分官兵，转战粤赣湘边境。1928年4月下旬，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在朱德等人率领下开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由此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新时期。

究竟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南昌起义的成败？本文试对此做一番梳理，以求得到党史界同仁的指教。

一、历史上中共中央文件对南昌起义的评价

最早提到南昌起义失败的是1927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给南方局暨广东省委的一封指示信。信中讲到：“得你们二日的信，潮汕失去之后的形势，此间尚不能十分明了。这次失败是非常奇怪。”信中还问道：“现在潮汕失后究竟尚有多少部队到海陆丰？”[2]P47此信所讲“这次失败”并非指南昌起义的失败，从信中后面布置的一系列措施来看，可以理解为潮汕作战的局部失利。中央当时对起义主力部队失利的具体情况尚不了解，还要求起义部队“直奔广州”，“一直杀去”，甚至讲到“如取得广州，应当召集各路暴动的农民工人团体代表(能到多少是多少)，开一革命会议，选出中国临时革命政府。”[2]P47-48

10月12日，中共中央再致信广东省委函：“日内迭接各方报告，知道前敌溃败的情形。中央对于叶、贺军队这次的失败，尚须经过详细的调查，方能予以确定的批评。”[2]P49虽然信函中表示对起义军的失败“尚须经过详细的调查，方能予以确定的批评”，但从此信副标题“关于叶贺军队失败后广东的工作及善后问题”来看，中央断定起义军失败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信中还讲到：“叶、贺军队失败的原因，中央虽未能完全明了，然以现在已有的材料推断，则由南昌起义一开始即没有坚决的处置敌人，一直到夺取潮汕，处处予敌人以聚集军力合而谋我的机会，实为失败的主因。”[2]P49这是可以查到的最早对叶贺部队失败原因的分析。

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第十三号通告，副标题为“为叶(挺)贺(龙)失败事件”。这是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受挫后中共中央发布的一份重要文件，其中虽然也肯定了八一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2]P51可是却认为南昌起义仍“有机会主义的遗毒”，并断言：“叶贺军事上的失败，不是我党真正的失败；只有南昌暴动中之指导不能完全脱离机会主义的遗毒，所使南昌暴动减少其历史上应有之意义——这可是我党政治上的失败。”[2]P52通告随后以“叶贺南征的经过及其失败”和“叶贺暴动失败后之政策”两节介绍了前期情况和下一步政策，然后分析了“叶贺南征中我们主观的错误”和所得的教训。通告中不乏一些理性的分析，但认定叶贺失败是全文的主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第二部分《叶贺入粤后的失败》认为叶贺军队是工农武装暴动的“副力”，并从军事角度分析了叶贺军队失败的原因。[2]P59-61

上述四份文件是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利后不久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的基本评价，它们都认为起义军失败了，尽管更多的是从军事角度出发来分析判断。

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讲到：“共产党指导之下的南昌武装起义——这是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其结果是失败了，南昌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敌人的力量太大，同时也因指导机关的策略错误。南昌武装起义的失败，结束了中国革命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的时期。”[3]P172决议案还指出：“南昌武装起义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是对的。南昌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是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决议案在列举了政纲、土地革命、农运等五项政策上的错误之后指出“这些错误亦就是南昌暴动失败的主观上的原因”[3]P175-176。这里虽然承认南昌起义行动是对的，但相比前面几份文件只讲叶贺军队南征军事失败，直接判定南昌起义失败了。

二、领导起义的高级干部和党的领袖对南昌起义的评价

许多领导起义的高级干部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时也对南昌起义进行过评价。

南昌起义后，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李立三专门向中央写过一个著名的报告，全面总结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报告中没有明确论及起义的胜利或失败，只是在总结没有及时抛掉国民党招牌、土地革命不够坚决等等做法后，认为这些都是机会主义的余毒，并说：“伟大的八一革命，完全被机会主义断送了。当然军事上虽然失败了革命还在继续高涨中……”[4]P354他认为南昌起义仅仅是“军事上虽然失败”的看法，相比当时其他许多更严厉的批评显得稍缓和一些。

1927年9月下旬曾赶到潮汕与南昌起义前委会合的张太雷，10月15日给中央报告的副标题是“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报告中说：“此次的失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单纯军事的投机，没有唤起广大农民起来，必然失败的。”[4]P357可见，张太雷认为八一起义是失败了。后文提到“二十五师已退漳州，约二千余人，二十四师已到海陆丰一带，约有千把人。”[4]P357如实地报告了起义军余部的情况。

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叶挺写的一份报告标题是“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2]P126题目表明了叶挺对起义结果的看法，但是通观报告全文，它只是客观介绍起义的经过，基本没有更多的评论。

刘伯承曾任起义军的参谋长，1928年他在苏联期间写的《南昌暴动始末记》，是一份极有价值的文件，记录了许多珍贵的信息。文件开头便说：“南昌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在历史上的第一页，可惜是失败了，在这当中牺牲了若干同志，换得来的是什么？可以说是失败中求得的教训。”[2]P132刘伯承认识到南昌起义在历史上极高的历史意义，不过他认为起义失败了，这种观点应当与其时正在召开的中共“六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起义军的总指挥贺龙，1951年同记者谈及八一起义的经历时说道：“由于我们当时对于毛主席的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思想体会很少，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不多。起义军又没有与湘赣高涨的农民运动相结合，所以在向东江前进中，遭到了挫折。”[2]P126同其他许多起义领导者相比，贺龙在这里没有讲“失败”而仅仅说“挫折”。

南昌起义时任前敌军委书记的聂荣臻，总结南昌起义时讲到：“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的党当时还很年轻，却已经直接参加和领导了中国的大革命。由于我们还没有经验，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经验，所以这个失败是很难免的。但是，这个失败作了我们反面的教员，使我们从这当中吸取了极其可贵的经验教训……”[5]P95文中多次用了“失败”的评语，但肯定了南昌起义的方向是正确的。

1962年，朱德在一次谈话中讲到：“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全部南下，目的是想去广东汕头找外援，结果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受失败。”朱德随后说到他指挥另外一部分在三河坝的起义军，“当听到潮汕方面我军遭敌攻击时，我们即由三河坝南下接应，行至饶平，接上了由潮汕地区撤出的一部分部队约二百人，才知道我军战斗失利，已经散失。”[2]P174朱德讲话中，客观提到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军事失利的事实。

南昌起义前委书记周恩来，对南昌起义进行了多次深刻的总结。1961年9月，他视察八一起义总指挥部旧址时，对纪念馆工作人员讲到：“当时也是没有经验，只晓得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国际指示要建立根据地，而我们只想建立城市根据地，搞大城市起义，先后在上海、南昌、广州搞了三次。上海武装起义，是工人起义，失败了；南昌起义，是军队起义，也失败了；广州起义，是工人与军队结合的起义，还是失败了。工人、军队起义都试验过了，都失败了，还没有认识到要搞农村起义。”[6]1971年4月23日晚，周恩来接见即将离任的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时特意谈到：“八一起义虽然方向对，但政策错了。城市为主，依靠外援是两个根本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我犯的，南昌起义时我是前敌委书记……当时党中央在武汉，我们把军队从武汉拉到南昌，高举反对国民党的旗帜，所以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参加了。这是党的一件大事，不能因为失败，就不纪念。”[7]周恩来虽然再次对南昌起义作出失败的评价，但这段话的重点其实还是落脚应当纪念这一点上。

毛泽东在1936年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时说过：“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红军，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8]P198这里毛泽东认为秋收起义只是打了几个败仗，但南昌起义是失败的。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界对南昌起义的评价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党史界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1977年建军50周年之际，许多学者围绕南昌起义这一专题发表了许多论文，其中不乏涉及到南昌起义评价的文章。有学者指出：“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创造的光荣的革命业绩。这次起义的胜利和失败，是同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失败相关联的。”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失误，“致使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但是，革命前进道路上的暂时挫折，丝毫也贬低不了南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它以自己辉煌的业绩，继往开来，成为划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与第二次革命战争两个历史时期的不朽界碑。”[9]该文指出南昌起义包含“胜利和失败”，首次对“南昌起义失败”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尽管有学者挑战“南昌起义失败”的定论，仍有不少学者继续沿袭中共六大结论，认定南昌起义是失败的起义，并以此作为前提来探讨起义失败的原因。有的论文标题没有讲南昌起义的胜败，但在文中论及：“南昌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后，按原计划大举向广东挺进。由于没有同当地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采取了从城市到城市的进攻路线，违反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因而，主力部队于1927年9月底、10月初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到巨大损失。至此，南昌起义也宣告失败。”[10]这些文中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把起义军主力在潮汕的失利等同于南昌起义的失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李维汉在评价南昌起义的时候指出：“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批判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的起义。这次起义的发动和胜利，是由于以恩来为首的前委，坚决地击退和克服了张国焘主张联合张发奎、企图阻挠起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但《决议案》*指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却无理指责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在政治上、策略上、军事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是什么‘软弱的军事投机’，给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包括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同志)以‘警告’处分。这就完全抹煞了周恩来等同志在八一起义中的作用和功绩。”[11]P197李维汉在南昌起义前后是中央领导人之一，他对南昌起义的评价“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的起义”彻底颠覆了沿袭多年来“南昌起义失败”的说法，言人所未言，有振聋发聩的效果，值得重视。

继李维汉之后还有学者不认同“南昌起义失败”这种观点。曾任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副部长的李维民曾撰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应该把南昌起义的胜利和南下广东的挫折与失利分开评述，笼统地说南昌起义失败了，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作出的种种不符合实际的批评，是在极左观点指导下形成的。”“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后，虽然遭到严重挫折和失利，但是，取得了宝贵的土地革命的武装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保留了革命的火种，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建军骨干，为创建、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12]《北京日报》摘要转载这篇文章时，直接把该文标题换成《南昌起义是一次胜利的起义，不是失败的起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对南昌起义的结局做了如下叙述：“由于缺乏经验，没有与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农民运动结合，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于9月底10月初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粤赣边界地区打游击。”[13]P34这里只是讲到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不再提及南昌起义是否失败，同时还介绍了起义军余部的情况。这种说法与以前“南昌起义失败说”有明显区别。

四、对南昌起义成败的评述

南昌起义的成败，应该从宏大的历史角度来考察，而不应仅仅局限于起义过程本身。特别是对于南昌起义成败的早期评价应结合历史背景加以客观分析。肖克将军曾在谈宣传南昌起义时说：“不要唯上、唯权威、唯定论，更不要颠倒是非。这是我们在宣传八一起义时应持的态度。”[2]P255评价南昌起义也应持这种客观公正的态度。

(一)受历史局限性影响，早期对南昌起义的评价不够全面

早期中共中央文件曾经对南昌起义作过失败的评语，这是历史事实。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些文件所依据的是不完整的历史信息。比如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的有关南昌起义文件时，并不知晓朱德正率领从三河坝突围的起义军余部在转战途中，更不知道这支部队最后成功转战上井冈山。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前文提到的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评价的4份文件都是在“八七会议”之后党内复仇情绪高涨、“左”倾盲动主义占统治地位时发出的。它们对南昌起义的评价受到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左”倾路线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左”倾色彩。今天回头审视，报告中的批评或评价并非是全面客观、实事求是的。

中共六大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但是“中共六大虽然批评了‘左’倾盲动错误，但没有彻底清除‘左’倾错误的影响，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左’倾错误的发展方向，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左’的错误。”[14]P91我们认为中共六大对南昌起义的评价也缺乏全面性。

对起义领导人认为南昌起义失败的说法，则应该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具体加以分析。

李立三在报告中把南昌起义定性为机会主义，具有鲜明的“左”倾色彩，这是因为当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占主导地位，任何人想要对南昌起义做出公正的评价都很困难。李立三此时断言八一革命被机会主义断送，更有一种作为当事人的激愤情绪在里面。张太雷对南昌起义的评价也受到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他指责南昌起义是“单纯军事的投机”。

作为领导南昌起义的前委书记，周恩来在评论当年南昌起义历史时更多的是总结教训。他以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服从全党的大局，维持党的政治纪律角度，多次把南昌起义同秋收起义对比，赞扬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在农村创建根据地方面做出的贡献，有助于维护党的团结和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因此，我们不能机械地照搬周恩来对南昌起义的评论，简单地得出南昌起义失败的结论。

(二)衡量南昌起义成败，要综合南昌起义全过程加以评判

衡量起义成败标准，要结合起义整体计划、战斗过程、战役结果(如歼敌人数，自身伤亡)等多重因素。南昌起义的成败评价也要综合南昌起义全过程各因素加以判断。

1.将起义军潮汕军事失利等同于南昌起义失败不够全面

南昌起义整个计划分为两部分，一是首先在南昌举行起义，占领南昌城。二是南征广东，占领东江地区，以期重新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因此，南昌起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南昌起义是指1927年8月1日，中共前敌委员会在南昌领导发动的武装起义。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几位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按照中共中央的计划，领导在南昌的贺、叶军队共两万余人，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经过数小时战斗，歼灭守军三千余人，占领了南昌城，取得了圆满胜利。次日，起义领导者按照中央原定部署成立政权机构，组建军队。狭义的南昌起义取得了胜利是没有任何疑问也没有任何争议的历史事实。

广义的南昌起义则还包括起义军南下广东，以及起义军主力潮汕失利后，余部转战上井冈的全过程。从广义的角度来看，起义军主力潮汕失利后，队伍并没有溃散，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突出重围，经过艰苦转战，把这支部队带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据史料记载，井冈山会师的时候，“朱部2000余人，湘南农军8000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300人”。[15]P200南昌起义余部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后，开辟了井冈山斗争的新时期，共同开创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因而，关于南昌起义成败的评价，忽略南昌城的胜利及起义军余部成功转战上井冈的这两段历史不提，仅仅把潮汕失利作为南昌起义的结局，这种角度显然不够全面。对此有研究者指出：“南征行动的失败，是确定无疑的。然而，南征行动是南昌起义胜利之后所采取的作战行动，而不是南昌起义的本身，这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果因为起义胜利之后的一个大的作战行动失败了，而把本来已经取得了胜利的南昌起义也说成失败了，显然不合乎逻辑。”[16]

2.避开南昌起义南征军事失利，只谈南昌起义胜利也不够客观

既然南昌起义不是失败的起义，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反过来说南昌起义是一次胜利的起义呢？对这个问题恐怕不能简单地用“是”或“不是”来回答。如果把白与黑比喻为胜利与失败，那么正如从全白到全黑之间存在无数个过渡色阶、无法划出一条鲜明的界限一样，评价某些历史事件胜利与失败之间的界限也不是那么截然分明的。8月1日的南昌起义取得了胜利，但是起义军主力南下潮汕后遭遇失败也是不必讳言的事实。而朱德率领二十五师突出重围，经过“赣南三整”、湘南暴动，到井冈山会师，又使得起义军从失败走向胜利。可见南昌起义胜利中亦有失败，失败考验着英雄，英雄们艰苦奋斗后又争取到胜利的结局。前面的分析指出南昌起义失败的结论显然不对，但另一方面根本否认南昌起义中的失误和失败亦非科学客观的态度。

倘若一定要对南昌起义是胜利还是失败做出判断，我们认为只要不把视角局限于潮汕失利，而是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审视，那么应该说胜利的色彩要比失败的色彩更加浓厚一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南昌起义是形败实胜、小败大胜、短败长胜。

毛泽东在1937年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就讲到：“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17]P535-536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南昌起义在建军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是对南昌起义历史地位的最好定论。南昌起义距今已有90载了，重新分析和评价南昌起义的成败是为了更客观公正反映那段历史，铭记南昌起义的历史功绩，弘扬和传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风范，珍惜南昌起义留下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1]刘林松等.红军第二师第四师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

[2]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八)[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七)[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5]江西人民出版社编.革命斗争回忆录(上)[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

[6]肖燕燕.开国元勋重访军旗升起的地方[J].党史文苑，2001(4).

[7]陶大钊.毛主席批示古巴代办意见前后[J].百年潮，2004(4).

[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9]冯建辉，孙向祝.从此风雷遍九陔——纪念南昌起义五十周年[J].历史研究，1977(8).

[10]桂玉麟.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异同及历史经验[J].江西社会科学，1997(7).

[1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12]李维民.南昌起义史实与评价断想[J].炎黄春秋，2003(8).

[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14]姚金果.中共六大与“左”倾错误[A].纪念中共六大召开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15]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16]徐兆麟.南昌起义成败析[J].中国军事科学，1998(1).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责任编辑：贺文赞)

A Historical Exploration in the Appraisal of Nanchang Uprising

LIU Xiao-hua CHEN Hong-mo

(Nanchang August Ist Memoroial Hall，Nanchang，Jiangxi 330009)

As a specific military action，the Nanchang Uprising failed，but it was undoubtedly a victory of groundbreaking significance in the CPC’s military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fighting Kuomintang by armed forces.Besides，seen from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uprising and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the residual forces of the uprising troops，the Nanchang Uprising also contained elements of victory under the surface of failure，and it obtained an end of victory through hardship after failure.

Nanchang Uprising；military meaning；political meaning；appraisal of victory or defeat

2017-06-10

刘小花(1982—)，女，江西安福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保管科副主任，馆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陈洪模(1951—)，男，江西南昌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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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0599(2017)04-008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