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华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喜剧音效

徐建华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喜剧音效是中国早期电影音响运用的特色之一。广为人知的喜剧音效出现于1935年上映的影片《都市风光》，事实上在此之前的1934年，影片《大路》中已经大胆地应用了喜剧音效。

中国早期电影；喜剧音效

影片叙事上看，《大路》是表现现实主义的影片：一群修路工人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选择了抗敌救国，而不是逃避现实。然而颇具意味的是，从表现形式上看，“喜剧音效”的使用使此片充满“游戏化”。影片中，金哥是乐观、勇敢的象征，他与小罗开玩笑，并敲小罗的头，此时，声音是虚拟的喜剧音效，展现出工友之间的欢乐气氛。当工头到来，众人试图反抗，此时的声音是众人的熙攘声，没有清晰的语言，只有一致的呐喊，反抗情绪清晰可见。工头前来饭馆闹事，金哥没有屈服，它把工头扛到肩上：“想坐飞机吗？”金哥扛着工头转圈，此时响起了“飞机飞行”的声音。随后，金哥把工头扔到地上，又响起了喜剧音效。

《大路》中的喜剧音效是“卡通化的喜剧音响”，通过夸张剧中人物的动作声音，达到“游戏化”的效果。对于剧中人动作音响的夸张，并不是没有依据的，而是建立在动作本身声音的基础上的一种“加工”。如金哥打小罗的头，是通过打击乐器录制而成的，将“打头”这个动作夸张化、幽默化；将工头扔到空中的声音，象征了工头在空中飞行时的状态，戏谑中带有讽刺，体现了这一行为的“大快人心”，充满“隐喻”的意味。

早期电影史的研究人员在分析左翼电影时，往往侧重于其“表现现实，反映社会”的意义。然而从对声音的探析和研究中，左翼电影在发扬“现实主义”主题的同时，对于“艺术”的追求也是十分明显的。基于“喜剧音效”的游戏化使得影片充满“非现实”的美感，如中国的山水画一般，是隐晦的、象征的，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高度。

1935年上映的影片《都市风光》可谓喜剧音效运用的巅峰之作，音效参与了叙事，对于形成影片的整体节奏、烘托影片的氛围发挥了关键作用。一开场，张小云一家站在火车站的路口，左顾右盼，“木偶舞”与音效形成了有趣的互文。随后，许多民众形成了统一的呐喊：“上海！上海！上海！”乡下人走向大城市，他们内心的期待、憧憬、激动通过对“上海”的呐喊表现的淋漓尽致。在他们的脑海中，上海就是一个“人间天堂”。火车站旁，袁牧之扮演的西洋镜人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往里面看呀，往里面瞧。”歌声响起，“乡下人”们瞪大了眼睛，跃跃欲试。张家四人观看了西洋镜，从小小的镜子后面，他们看到了上海的灯火辉煌，高楼林立。

大学生李梦华的遭遇也让人哭笑不得。他的出场是伴随着“口哨声”的。他一边吹口哨一边擦拭自己那破了洞的皮鞋。在那个年代，大学生的遭遇是窘迫的，但是此时的李梦华十分开心。“口哨声”起到了暗示人物心理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口哨”，影片就要变成悲剧了。追求张小云的经理也有吹口哨的爱好，他叫自己的下属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口哨”，像是呼唤一条狗。最后，下属终于对这种欺压实现了反抗，他带着小丫鬟卷走了“富人”的一切，去了杭州。

李梦华与张小云参加的圣诞晚会一直都伴随着音响，音乐与口哨的结合增强了喜剧的意味。此外，还有很多动作都是伴随着喜剧音效的，如“拨电话”、“打喷嚏”、“打呼噜”、“关门”、“摇储钱罐”。

影片中，东西掉到地上的声音多次出现，每次都配有“喜剧音响”，夸张了“东西落地”的效果。如李梦华仅有的一个银元掉到了地上，发出了夸张的响声，引起房东的注意。房东闻声而来，索要房租。李梦华将口中的口香糖吐到地上，这个动作也伴有喜剧音效，与钱落地的声音类似。银元被口香糖粘到了李梦华的脚上，于是他下楼时发出了“蹦、蹦、蹦”的喜剧音效。

影片经常以具有节奏感的“锣鼓声”表现走路的声音，这种锣鼓声不是仅仅表现“走路”，而是具有更多的心理意味。比如张小云在买衣服的时候来回踱步，她思考是谁为自己付账；李梦华为钱发愁，他在路上走路时也是伴有“锣鼓声”，显示出他内心的踌躇。“锣鼓声”的运用在本片中主要是用于“思考”，表现人物的内心。但是这种心理的声音并不是悲观痛苦的，反而是以喜剧音效表现剧中人物在困境当中的心态。

锣鼓声在《都市风光》中的运用是十分巧妙的，主要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戏曲，具有中国民族化意味。所谓“一台锣鼓半台戏”，就是指在中国戏曲当中锣鼓的重要性。张怡凰曾经对“锣鼓经”进行过如下评论：舞台节奏是戏剧的生命。无论是戏曲、话剧、歌剧、舞剧等一切戏剧艺术，都极其重视对舞台节奏的处理和体现，然而戏曲的舞台节奏的体现，却有着别门类所“不可替代性”的技能、优势和特长，那就是戏曲的锣鼓经。它是戏曲音乐的一大特色，它的艺术表现力与艺术潜能是其它门类所无法比拟的。有戏曲就有锣鼓,锣鼓是戏曲节奏的支柱，在戏曲节奏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是贯串全剧节奏的枢纽。戏曲的唱念、表演、舞蹈、武打，都是有很强的节奏性,而锣鼓是一种音响强烈、节奏鲜明的乐器。有了锣鼓的伴奏配合，能增强戏曲演员表演的节奏感和动作的准确性，帮助表现人物情绪，点染戏剧色彩，烘托和渲染舞台气氛。

中国戏曲剧种繁多，各有其渊源和发展脉络，而在使用锣鼓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所谓锣鼓经，就是人们用嘴对打击乐的模仿，是一种语汇,是对戏曲打击乐各种形式的泛称。用鼓、板、大锣、小锣、钹、堂鼓等的音响组成各种不同的节奏，以烘托紧张、匆遽、活跃、闲适等不同的情绪和气氛。如潮剧的锣鼓点子就大约有二百多种。这些锣鼓点子都各有名称(如慢长锤、急急风、四击头等等)，各有其一定的结构、打法和大体的用途，灵活多变、表现力很强。锣鼓是戏曲音乐中起指挥作用主导乐器，演出中要靠它来带动全局，贯串全剧──表演身段、唱腔、念白、舞蹈等，密切配合，互相作用，已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戏中的每一个表演环节几乎都离不开锣鼓的开导、调节、配合、烘托。[1]

在影视声音领域，存在“音响化的音乐”和“音乐化的音响”两个概念。在《都市风光》中出现的语言节奏感，却属于“音响化的语言”范畴。这种对声音的美学尝试在中国电影史上也是极为常见的。在影片《都市风光》中，节奏感来源于两个方面：语言的节奏感、音响的节奏感。

首先是语言的节奏感。张家一家在火车站，准备踏上去上海的旅程。张父说：“我们去上海吃好吃的！”张女附和到：“对，我们去上海吃好吃的！”这种语言表达与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不同，带有明显的节奏感。语言的速度稍快，更加强调抑扬顿挫，节奏感增强了影片的戏剧性。

有时人物之间的对话并不具体台词和内容，而是有节奏感的“罗罗罗罗罗！”这种声音的背景是锣鼓声。张小云的父亲为了给女儿买参加婚礼的衣服，到自己开的当铺去要钱，他与管账先生的对话就是“罗罗罗罗罗！”象征着争论与吵架。张父与管账先生的对话出现了很多次，每次的对话都是一个模式：先是“罗罗罗罗罗！”的吵架声，然后是账房先生的回答：“这个当铺又不是你一个人开的。”张父的回答往往是：“真的没有办法？”同样的音响效果出现于张父与张母的对话中，快过年了，张父拿不回钱来，老两口闹得不可开交，经常为钱吵架。这种吵架也是以“罗罗罗罗罗！”的喊声开始，然后张父说“当铺拿不到钱你让我怎么办！”张母说：“家里没钱买米你让我怎么办！”两人的吵架声伴随有锣鼓声，节奏感极强。

其次是动作的节奏感。影片《都市风光》中，音响的应用还使人物动作充满节奏感，比如李梦华走路时经常配有锣鼓的音响，象征李梦华内心纠结的情绪。张父与女儿走在路上，准备去当铺去拿钱。女儿抱怨说：“看他们多会做生意！”画面中出现了许多商铺进行“促销”的场景。这种促销活动主要是以“声音”找来顾客。比如富有节奏感的“叫卖声”，还有通过唱歌吸引顾客的。张小云从服装店出来，许多人力车在门口等待，大家伸出手来，喊道：“两毛钱，两毛钱！”“坐坐坐！坐坐坐”这种呼喊是整齐划一的，伴随着人力车主整齐的动作，形成戏剧性的场景。这种“音画合一”在交易所也出现多次，众人伸出手来，伴随有节奏的音响，体现交易所的繁忙景象。

30年代的中国电影中反复出现喜剧音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音响形式。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喜剧音效的表达方式一度消失。战后，在《三毛流浪记》中，再次出现了喜剧音效。如三毛看到橱窗中的烤鸡，留着口水，卖货的把烤鸡扔到货台上，此时应用的是喜剧音效，将三毛的辛酸以诙谐的形式表现；三毛帮人推三轮车，结果三轮车在下坡路上疯跑，三毛被吊在了三轮车上，此时也应用了喜剧音效，构造出让人啼笑皆非的声画场景。喜剧音效使早期中国电影充满了喜剧的美感。喜剧的主要特征是不协调性、矛盾性。霍兰德说道：“我们发笑，是当我们看到一项不协调性的时候。”[2]喜剧音效的作用正是提供了声音的不协调性。另一方面，早期电影中的喜剧音效还具有“仿真性”的特征。不论是模仿走路的音效，还是人类说话的音效，电影中的音响将真实的声音进行夸张，造成隐喻和象征，从而使观众在想象中达到快感。

[1]张怡凰.一台锣鼓半台戏—浅谈戏曲的锣鼓经[N].汕头日报，2006-8-4.

[2][美]诺曼N.霍兰德著，潘国庆译.笑-幽默心理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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