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宏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当代中国实现科学发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共产党人从最初掌握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武器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过程，不仅意蕴学习、批判、借鉴的理论生成，更为主要的是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践养成。从中人们可以真切感受到一个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玉汝于成，是怎样的民族力量聚化为怎样的民族精神。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B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6）06-0188-08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在于揭示经济形态社会的经济运动与运行规律，指示人类发展的基本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光辉历程，我们发现：对于市场经济理论认识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如何看待市场规律、市场法则、市场要素的认识发展历程。对于这一关键问题的认识发展，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交互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理论的产生与丰富离不开实践的发展；同时，历史人物在推动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断发展的丰厚土壤。同时，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作为历史潮流的引领者，为理论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初步奠定基础

如何科学看待市场机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贯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逐渐转变为全国执政，在对待市场经济问题上表现出历史的、客观的审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已经看到同市场关联的私有制经济的两面性。依循这一理论，建国初期允许私有制经济存在，但对市场经济整体上持否定态度，对市场机制持谨慎允许态度。其间，形势发展要求对市场经济采取过相对缓和的战略策略，但仍然不免将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吃人”的邪恶面相联系。这种总体认识，同中共中央那一时期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认同有着密切联系。特别在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中苏两国政治和军事同盟地位巩固之后，仿照斯大林模式对中国私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在1956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宣告“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实践中问题的解决。20世纪50年代中叶，随着波匈事件和苏共二十大的消极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中国刚刚建立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泛起了“涟漪”。 一方面，我们突出国家计划在经济领域的主导力和掌控力；另一方面，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等价值法则对经济发展有着无形的影响。两种力量在“共存”中“交锋”。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这种排斥市场手段从而单一依赖计划手段的经济运行机制模式，自身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在农业方面，“许多地方发生强迫命令现象，规定土地入股的分红比例偏低，对社员入社的耕畜、农具作价过低”，使有些农户变相破坏生产工具；在手工业改造方面，“例如，北京有四五十万辆自行车，修理自行车的也很多，每条马路都有，很方便。后来……统统合并起来，高级化了，结果老百姓很不方便”；在民族工商业方面，“北京有名的老字号‘全聚德烤鸭，由于合营后轻易改变原料供货渠道和制作方法，品牌效益比过去降低了”[1]340-356。

这一时期，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面世为标志，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经济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主要指向。《论十大关系》著作本身，并未直接涉及更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具体内容，而其中经济思想和理论，则从经济哲学层面阐述和回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和道路问题。此文主要阐述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十对矛盾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思路。在分析经济领域诸多矛盾关系过程中，着重阐述了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理论逻辑问题，阐述了解决经济领域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方法论问题，阐述了通过次要矛盾的解决推动主要矛盾的思路问题，如此等等。这些具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思想，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统筹兼顾思想和辩证统一思想，成为当时共产党人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理论武器。虽然并未动摇刚刚依据苏联斯大林模式建立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及其计划经济主导的经济运行体制，但是，不可否认，在斯大林迷信破除后，在社会主义各国探索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特色道路的氛围下，毛泽东这些新的思想理论观点，不仅对国内，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亦具有思想引领意义。

在毛泽东倡导的“探索中国特色道路”的理念引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大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重要十年（1956-1966年）。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同市场机制的关系问题，进一步反思苏联模式，反思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致力探索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性，探索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受此影响，作为党内出色的经济理论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大胆破除党内以往对斯大林经济理论模式的过度依赖，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观点，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为补充。当然，由于历史固有的局限性，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在运用市场机制方式和道路上继续深入发展，但这种开创新路的大胆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理论生长点”。

比如，在所有制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一点资本主义”的中国式的“新经济政策”思想。1958年后的大跃进时期，针对如何走出中国经济困境，在中共中央高层和思想理论界，曾产生过关于“是否可以运用市场机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争论。毛泽东对这一时期有关“消灭商品生产和交换”“否认价值规律”的思潮提出批评，并指出“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进而认为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并由此主张“应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2]。

又比如，毛泽东在1959年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批评了当时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的“一平二调三收款”。很多农民对此采取了对生产的粮食“瞒产私分”，拒绝缴纳相应比例的“征粮”，以此方式加以对抗；更有甚者，为了缓解当时的生活困难状况，有的农民直接到农村粮库“抢粮”。为缓和诸如此类的紧张关系，毛泽东提议对基层干部进行教育，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并建议“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发展农村经济的思想理论观点。

再比如，毛泽东曾指出：“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是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即使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很不丰富，某些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可能存在。”[3]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观点，印证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一定历史阶段不可能做到完全排斥非市场因素而形成“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这为后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特别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借鉴。

另外，在分配制度方面，毛泽东适时提出了利益兼顾、按劳分配等思想；在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国有企业的管理方面，毛泽东主张改革企业内部管理体制，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提出了要科学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适当扩大地方权限的思想，等等。

纵观毛泽东关于发展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相关论述，有很多“真理颗粒”，但遗憾的是这些“真理颗粒”并未继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1956-1966年的十年间，由于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模式与中国发展的实际和理论的背离。对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秉持实事求是精神，不断地针对出现的偏差进行自我纠正，有失败的教训，更为重要的是积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步经验。针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很多重要的理论观点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相反，1966-1976年的十年间，毛泽东经济思想被“左”倾错误思潮淹没。自由市场、按劳分配、商品经济等同市场经济联系密切的诸多要素，在“集体非理性”的宣传氛围和盲目实践中，被当做同“资产阶级法权”相联系的灰暗事物——并遭到批判。毛泽东晚年经济理论中“真理颗粒”的光彩，也被其晚年错误思想理论的阴霾所遮蔽。应当说，在毛泽东领导下集全党智慧孕育生成的思想理论生长点，相应表述并非尽善尽美，但这些“真理颗粒”在改革开放时期重新焕发活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丰富思想养料，因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中弥足珍贵的“源头活水”。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改革开放时期不断成熟发展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初期的艰难探索中，逐步加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时又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践。这一时期，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与经济发展中模式，面临国内国际一系列质疑和挑战。如何认识市场机制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始终是中共中央不可回避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不断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取代了“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发展主题；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也在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活的迫切要求，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重点。中共中央立足、因应执政方位的历史变化，将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生活问题作为党的工作重要内容，并试图引入市场的力量助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针对过去长期以来人们对外资的恐惧思想，突破将外资同资本主义罪恶无限联系的“左”的思想，提出“要积极引进外资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的思想理论观点。由此，“1978年3月，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1978年至1985年）引进规模由65亿美元增加为180亿美元”[1]1002。这种思想理论认识，突破了“资本主义国家市场要素不能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思想理论禁区，为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宽松的政治和文化社会环境。这场实践和论争，促进了中共中央和思想理论工作者关于商品经济、开放经济、市场经济的认识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重新恢复了毛泽东极力倡导的的“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在社会主义改革与开放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更加果断地提出运用市场机制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战略部署，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实践和理论的交互作用中，重新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新的经济发展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探索和认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论基础。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这次会议涉及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从这次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在制定经济战略设想和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制等相关问题时，开始突破原来单一公有制为特征的所有制结构，逐渐将过去被长期排斥的私有制经济形式，如劳动者个体经济、外资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

农村改革成为市场要素引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并且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动力的较早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这一探索的典型政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产权分为所有权和经营权。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经营权则由集体经济组织按户均分包给农户自主经营，集体经济组织负责承包合同履行的监督，公共设施的统一安排、使用和调度，土地调整和分配，从而形成了一套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政策从1979年到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行，对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繁荣和发展农村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为保障此轮改革中农民土地经营权，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198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法律规定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这两个法律法规，对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法制保障。加之这一时期，对于农村集贸市场的鼓励和引导，使得在农村区域依靠市场要素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式产生广泛影响，农民的市场意识伴随收入增长而增强。

这种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农村向城镇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领域产生着变革性影响：在经济领域，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使得农民收入增长较快；政治领域，人民公社体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各级乡镇党委、政府机构的设立和各级村民自治委员会的成立；在社会领域，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和各种交易市场的发展，人们的社会流动在区域、产业之间不断加速，人们的社会关系更加丰富和宽泛；思想文化领域，人们的开放意识、商品意识、市场意识等不断增强。这种影响，使得基层民众自觉认为：我们的社会正在悄然发生着深刻变革。与此同步，中国改革开放快速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开放逐渐铺开。1984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等14个港口城市。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增辟了海南经济特区，海南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1990年，党中央和国务院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着眼，又作出开发与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决定。中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相伴启动。

回溯这段波澜壮阔的改革画面，随着实践和理论发展呈现出“轮廓”到“细节”到“系统”的进化描摹：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从理论上开始确认价值规律和市场对生产、流通的调节作用，并明确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重新界定了商品经济，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强调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判断。这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制度和运行机制的理论创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对此，邓小平后来高度评价该《决定》的历史地位时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4]

在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科学总结毛泽东时代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新的理论，又将新的理论在新的实践中加以检验、运用、发展。特别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将改革开放理论进行系统提炼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构了较为成熟的框架。这一思想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性质的界定上，认为市场经济不独属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也不独属于社会主义，两种经济运行机制都可以作为调节手段同时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第二，在对商品经济形式的理解上，认为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同样存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由于其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因此商品经济的形式不会背离中国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要鼓励其不断发展。第三，在对价值规律的把握上，认为我们要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把它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特征和要求相结合，积极探索利用价值规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和途径，并致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特别是在关于上述市场机制、市场要素、市场法则姓“资”还是姓“社” 判断上，应该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这些系统理论总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历史贡献。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经历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动荡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把以邓小平南方谈话要点为核心内容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在十四大上作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定。之后，以调动市场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和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相关理论内涵进行深入研究，最终达成“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多方共识。这些思想理论的继续拓展，使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市场要素理论逐步丰富。由此，我们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活动，需要遵循价值规律所要求的供求关系、价格杠杆、竞争机制；需要通过价值规律的调节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经济领域和环节中去，给基层经济单位传导市场信号，使企业回归主流经济，运用市场对经济信号反映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协同协调。当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实践，我们也进而认识到：过于依赖市场机制调节经济发展也不科学，也需要同时发挥长期坚持的国家宏观调控作用，以此调和市场调节本身存在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理论的演进顺应实践的要求。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之前探索中遇到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一步总结提炼，勾画出更加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蓝图。正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前提，既致力于推动和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又致力于运用市场这只“看得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现了理论丰富和实践发展。

走进21世纪，中国共产党执政方位有了新的变化。随着各种市场要素的快速流动，“四个多样化”特征——中国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已成为中共执政历史坐标的重要内容。如何应对市场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矛盾和问题，也就成为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将各项经济体制改革有序推进。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体现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既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市场改革方向，又注重制度建设、强调体制创新；既坚持以人为本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又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合力作用，为改革注入强大动力；既坚持通盘考量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又坚持突出重点、稳步推进改革；既坚持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又协调好改革进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合理合法诉求；既坚持社会发展中的人的主体地位，又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决定》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立场和总体方向，重点突出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世界市场经济的关系等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回答，取得了理论上的新突破。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更加丰富、更加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更加灵活、更加充分，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基础——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致力创新发展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三年半时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倡导问题意识、底线思维，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一些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6]，这样的表述迅速引起世界范围的深度解读。所以引起如此广泛关注，是因为看到中国经济的主流趋势和市场经济的法治化，因为中国市场和经济脉动会给世界带来深刻影响。

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宏观调控作为看得见的手，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必然都不可或缺。随着中国制造推向国际市场，中国同世界经济发展联系日益密切，中国是否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愈加受到关注。国内外学者运用各自话语体系所确立的相应指标体系，评价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结论是截然不同。2005年，国内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已达73.8%，明显超过60%的市场经济国家临界水平。但在2004年听证会上，美国代表认为中国距离市场经济标准还有很大差距；2006年，欧盟贸易代表曼德尔森明确表态短期内不会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7]。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国际经济领域没有及时得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认同，固然有很多国际政治因素，但这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思想理论认识也存在一定关联。

毋容置疑，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实践和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中国经济凭借制度优势、改革红利、人口资源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经济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理论创新、机制模式，皆为世人无法小觑。尤其中国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经济治理的影响权重日益提升，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也扩大了认知和认同。在此历史节点，以中共中央全会形式，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的重大理论观点，并作为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理论指引，不仅符合中国党情、国情、世情，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顺应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当代中国发展的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还是以民为本的道德经济；我们所进行的改革，不仅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互统一和协调推进的改革，还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思想先导、创新引领”的改革。这些既“集中体现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8]，又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走向新经济、新常态、新动能的高度融合。注意到这些背景与趋势的格局之 “变”，自然就要注意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之“变”。根据这种变化，可以从中循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第一，全新定位市场作用，由原来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9]76。之前，基于大国经济转型不能操之过急的考虑，才出现由单一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到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加以辅助，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再到当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认识发展过程。这一过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是大国执政党理性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具体表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利于促进中国和世界经济持续向好发展。

第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在统筹兼顾的战略安排中，积极发挥“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双重作用。市场作用代表经济发展中看不见的手，政府调控代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的手。如何有效发挥二者作用，既能发挥自由市场活力和政府调控稳健，又避免市场盲目和调控滞后的局限性，是各国执政党和理论工作者的思想认识“交接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一直注重二者的有机结合，同时又有所侧重。习近平认为，“只要市场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管理体制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同样都是适用的”[10]。同时，也要看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9]77。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一个重大判断：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同时，围绕劳动、资本和效率三因素，在理论上作出“供给侧”的创新性概括；提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在政策上作出系列前瞻性安排。最显著特征是，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上，突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些举措体现出大国执政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建立完备现代市场体系的最大关联性和最大通约性，任何一方“失调”都将导致“失序”。只有科学做好顶层设计，把政府“有形手”的作用定位合理、发挥正常，以有效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才能为市场作用发挥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同时，也只有尊重市场运行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无形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才能真正激发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活力，从而使“两只手”作用发挥配合得当。值得肯定的是，“两只手”的观念已成为目前的发展共识和经济常识。

第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高度重视社会实践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挥。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以来，在经济体制和机制改革转型中，我们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跨越。然而，中国市场经济制度仍处于趋向健全与成熟的阶段和水平。面对经济发展瓶颈凸显的情形，如何树立问题导向、解决问题，以推动中国市场改革步伐，本身也是巩固大国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9]77。2016年3月4日，习近平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反腐败斗争有利于净化政治生态，也有利于净化经济生态，有利于理顺市场秩序、还市场以本来的面目，把被扭曲了的东西扭回来。这是习近平首次提出的论断，从中可以看出发挥好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深化改革的高度关联性，它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领域的结构性调整，而且愈加深入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党的建设方面，是问题意识、底线思维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又一实证。这也充分表明，“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9]86。

第四，因应把握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习近平强调推进依法治国，提升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其中蕴含着掌握运用法治思维和发展方式的重要指导。“对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进行了部署，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9]77。简言之，就是要“简除烦疴，禁察非法”，对该管的事和该放的权加以厘清，进而从越位点退出，把缺位点补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第一次把“法治经济与法治社会”相提并论，统一于“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诠释了“法治是发展的可靠保障”的最新论断。第一次提出“厉行法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落脚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体现了法治自身的规律性和能动性；第一次提出“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落脚在“实现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体现了法治对于发展“可靠保障”的制度化、常态化；第一次围绕“发展”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法治是发展的可靠保障”，体现“改革、发展、法治”新的辩证统一，使“稳定”这一侧重主观的意愿转化为侧重客观的“法治”的方式，隐含“中国理论”的创新和“中国制度”的实践。“因时而变，随事而制”，深化和丰富了三中四中全会的“姊妹”关系和“动力”机制。这些思想观点，也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市场主体的行为导向”中得到充分体现，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协同推进，有利于正确把握历史、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充分发挥独特的中国制度优势。

第五，立足大国执政、大党执政的历史方位，遵循现代政党建设规律、发挥总揽全局领导核心作用，为协调市场与政府关系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方位也发生重大变化。科学定位执政党历史方位，既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与时俱进的表现，也符合现代政党制度特别是大党执政和大国执政的内在要求，关系执政合法性来源的实践基础和执政形象、执政效能、执政基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同全面从严治党互促共进，是新时期“四个全面”重要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内容。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而且“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9]8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需要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中“集中统一”和“生动活泼”两个方面相互交融相得益彰。中国社会各阶层，既要积极贯彻落实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维护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同时又要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号召下，积极助力中国共产党 “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以此凝聚共识，协力推进中国经济社会领域各项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很好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尤其是把握经济建设中的新形势、新问题，科学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全面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逐步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手段，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中国在国际经济中地位和作用日益强大。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人民币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别提款权）。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绩取得，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对于市场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取得。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提出新的方法论指导，“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一切思想和方法的结合运用，深刻表明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至关重要，预示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开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厦的重要内容，立足于中国改革发展成功实践，其功能和目的是研究和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正反两方面经验，并将这些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和学科高度，以中国实践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当代意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系统性理论，集中体现在中共领导人的相关论述中，凝结成以他们为代表的承载集体智慧结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相信，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起始于毛，成熟于邓，传承发展于江、胡，创新于习”的学术观点，合乎中国经济实践与理论交互作用的历史规律，反映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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