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誉馨

[摘 要]

从1925年成立到1930年宣布停办，莫斯科中山大学虽然仅仅存在了五年时间，但却为在中国完成苏维埃式共产主义革命储备了人才。从其建校背景、课程设置以及发展历程看，不少党的领导人后来的道路选择与当年留苏学习时的所学所得、所思所想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对于国共两党关系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和外交政策更是打下深刻的印记。

莫斯科中山大学；布尔什维克；创办与发展；招生条件；课程学制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K1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1-0011-04

在中国现代史上，大规模有组织地向海外派遣留学生，除了公开的旅法勤工俭学运动，就是青年人秘密地涌向“红色麦加”莫斯科了。在苏俄，一系列专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的共产主义大学中，1925年9月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建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则是专门为中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的，建校之初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史料一般称“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9月后改称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其建校的真实目的是用苏俄思想意识形态把中国学员培养成为合格的“布尔什维克”，为在中国完成苏维埃式共产主义革命储备人才。

1925年8月14日，莫斯科中山大学组建筹备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对建校工作进行了基本安排：第一，财政方面。将该校列入国家财政机构。首批招生名额为250人，根据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财政标准在7天内制定出所需经费的总预算。[1]第二，师资与教学方面：主要吸收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及苏联红色教授学院的教师与毕业生担任教师，多方招选懂汉语的人才。特指出立即将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过的巴维尔·米夫从乌克兰调回，命其担任学院秘书，并委托米夫在一个月内提交授课讲师名单[2]；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由苏俄政治教育委员会与校方共同制定。为保障建校工作顺利进行，成立了“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建校工作促进会”。1925年10月1日，进行了该促进会创建者的首次会议。促进会主席为该校首任校长、著名政治家卡尔·拉狄克，管理委员会成员为越飞、布哈林、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等，由此可见中山大学所受重视程度。[3]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鲍罗庭于1925年10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66次会议上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正式成立。[4]

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创办与发展有三个情况值得特别强调：一是学校建校的性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俄共与共产国际基于苏联本国利益而做出的战略设计，其主要目的是发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为中国培养苏式革命人才，埋葬世界资本主义。所以，莫斯科中山大学被列入苏联财政机构，实属国立性质大学。但苏联政府对外称中山大学为私立院校，其目的是为避免引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注意。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就对关于该校的全部细节进行了周密的思考和计划，所有文件都标有“绝密”字样。根据俄罗斯现代史档案馆的文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曾于1925年8月3日致信俄共（布）宣传部并写道：“将中山大学加上‘共产国际直属的称号是太具挑衅性的行为……我们应该找到这样一个社会性的机构，这个机构应当与共产国际无关，并区别于政府机构，将中山大学置于其名下。”[5]当年8月7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后，临时将中大定为苏联教育人民委员会直属领导下。[6]而后，托洛茨基亲自过问此事，并于1925年8月18日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写道：“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决议将中山大学定为教育人民委员会直属大学，请考虑这是否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困难。如果这样，中山大学将具有国立性质，而我们将无法再对外宣称它是一所私立性质的大学。”[7]在托洛茨基的信被提交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议：“对外宣称中山大学是由一个名为‘不干涉中国的民间协会所创办。”[8]

二是课程设置的真实用意，旨在对学员灌输苏式共产主义理论，培养苏式共产主义的军政干部。几门有代表性的课程包括苏联社会制度讲解课程、苏联宪法及苏联建设、联共（布）党的建设、苏联经济政治政策、列宁主义、联共（布）及共产国际历史等。莫斯科中山大学虽然同时招收国共两党党员，最初在大学名称中也未冠以“共产主义”的字样，但这没有改变其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的宗旨。上世纪20年代，苏俄方面出于对其本国利益的考虑，与国共两党都分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中国国民党方面而言，孙中山也看到，必须与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才有可能得到苏俄援助和支持。随着1924年国共合作的正式展开，共同招收两党党员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也在1925年应运而生。但共产国际认为作为国民党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与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共产主义并不相容，所以期望对孙中山及国民党进行改造。因此，中山大学课程设置的基本原则是以共产主义理论教育为主，并未教授过三民主义，相反许多课程里包含着直接或间接批评三民主义的内容。

三是中山大学远在莫斯科，却是中国政治形势变化的晴雨表。学校的发展与中国政局变化以及苏联国内的政治氛围联系紧密，校内一直存在各种复杂的矛盾纷争，这些矛盾成为后来该校停办的重要原因之一。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是“旅莫支部”问题。中共旅法支部中的部分人到了莫斯科后，建立了“旅莫支部”。支部书记是任卓宣，他处事独断专行，对内部控制很严，将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组织学生开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学生们学习理论，严重影响了教学工作。“旅莫支部”本在1926年下旬已被取消，但在1928年又发动学员对所谓的“旅莫支部残余”进行批判。这无论对学员间的关系还是学校气氛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第二是中山大学存在相当一部分托洛茨基支持者。斯大林与托洛茨基论战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是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中山大学也成为论战的重要阵地之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任校长拉狄克与很多教师都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平时难免更多地渗透托派观点。在当时苏联强力打击托派的紧张氛围下，很多积极散布托派观点的人受到处分、被遣送回国或转到其他学校。第三是“江浙同乡会”事件。蒋经国、董亦湘、俞秀松等江浙籍的学员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被其他中国学员戏称为“江浙同乡会”，此事被忠诚于联共的人诬告，说他们要建立反革命组织。当时正是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的高潮时期，34名“涉案”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遭到严厉处分。第四是学校内部的“教务派”与“党务派”斗争事件。当时中山大学校长米夫身在中国，中山大学教务书记阿戈尔与党支部书记西特尼科夫便联合拥护他们的教师和学生，展开了对学校最高管理权的争夺。后两人均被撤职，但在学生间已经形成对立的两派。校长米夫为巩固权力，联合新党支部书记别尔曼，支持王明打出了“第三派”的旗号。

在以上背景下，1929年学校又出现了所谓“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以博古等人为代表的拥护校党支部局领导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则反对其领导。1929年夏季，中山大学开始了清党运动，矛头直指一切反对米夫派的校党支部的学员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邓中夏和瞿秋白等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山大学学员几乎无一人能明哲保身。学员中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派”、“与右派接吻、与托派携手”的反党小组织、“借右派掩护向支部局进攻的陈独秀和国民党残余”以及“老机会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等种种罪名[9]，并被批判成企图“推翻中共的以及共产国际的领导、断送伟大的中国革命，破坏世界共产主义的运动”的罪犯。于是自然而然的，告密之风流行于校园。例如，一个名为马玉福的学员向校方举报解叔达，称他“思想发生动摇，与反动国民党分子通过信”。[10]“学生公社”主任蒋德芳则被举报为“支持第二条路线、与国内反动派秘密通信，秘密名字为老五”。[11]还有一份“揭露”袁凡的小报告：袁凡在中国问题上的见解与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中共六次大会对中国问题决议完全相反，受了革命失败论的小资产阶级失望犹疑徘徊的情绪的影响。[12]

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里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学员申辩浪潮，被告密者不得不忙于写材料证明自己清白无辜。如学员熊天荆指出，余笃三在支部清党大会上诬陷她为“国家主义”的首领，称其“造谣挑拨，攻击个人，是政治上的污蔑”。[13]学员朱怀德则写道：“我自被开除党籍和学籍以来，就有很多人包括沈泽民、王稼祥等和我谈话，都承认我的开除是党部草率了事的结果。”[14]清党工作结束后，只有极少的学员被认为“政治上合格”，大部分的人分别被开除学籍、团籍或党籍，给予流放西伯利亚、发配务工、警告、留党察看等处分。1929年3月，调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原中山大学校长米夫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共选派350名留学生。但同年5月中共中央回信表示，因党内工作者不足，加之中苏交通几近断绝，无法再选派学员赴莫。1930年2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剩余学生全部转入列宁学院中国部，这所大学五年的历程就此结束了。

中山大学的首批学生选拔工作开始于1925年9月，由国共两党分别选拔，招生地集中在湖南、上海、广东三地。中共方面的招生多由党团推荐的形式进行，此外还选拔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团体的青年入学。国民党方面在广东的招生过程很简单，笔试为撰写一篇以“什么是国民革命”为题的文章，经过口试后最后入围的人可以赴俄学习。[15]

值得注意的是，简单的招生遴选流程使得入选学生水平参差不齐，不能符合学校对学员的要求。当时的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于1926年6月16日致信上级机关，要求必须派遣了解学校情况的副校长米夫及教员达林同志前往中国亲自参加招生工作。同年6月30日，拉狄克收到关于拒绝这一申请的相关批示。此后，他又致信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部：“1925年的学生选拔工作是委托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央委员会进行的，但他们对招生费用中8000卢布的花费没有任何说明，委员会几乎将所有希望来俄的学员都派来，事实上在广东没有进行任何正式的选拔工作，他们将资产阶级阶层中的学生派来，结果他们成为了学校的累赘，此外还有10人因病而不得不遣返。”[16]问题得到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的重视，随后在“1926-1927学年度苏维埃党校系统建立与完善”主题会议上通过了决议：撤销此前的批示，同意拉狄克同志的建议，委派达林同志前往广东进行学生选拔工作。[17]在学校第一任校长拉狄克的坚持下，此后的学生选拔工作有了基本的原则，生源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并开始扩大在中国中部地区的招生。

1926-1927学年招生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要求：一是生源地，扩大对此前招生薄弱的中国中部省份学员的招收数量。[18]二是革命工作经验，所有入选者都应有不少于一年的革命工作经验。[19]三是出身，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可在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知识分子、城市贫民子弟中招收，但无论如何不应在富裕家庭子弟中选择，若在富裕家庭子弟中选择学员，则只有那些在1925年上海罢工事件前已经参加革命运动或群众组织，有一定经验的革命者可以破格入选。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员都可以招收。[20]四是教育层次，要求学生达到中等教育水平，并取得毕业证书。希望学生掌握一门欧洲语言。[21]五是政治面貌，要求选拔学生的总数中有50%为共产主义信仰者，其中包括20%的共产党员，以及30%的共青团员。[22]六是性别，必须要求选拔的女性学员数量不少于总数的15%。[23]此外，根据对1929年10月1日前所有学生年龄的统计，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学生最小年龄为15岁，最大年龄的学生为54岁，平均年龄则为23-25岁，可见中山大学并没有对学员的年龄有所限制。[24]

1927年8月后，因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国民党方面已经宣布拒绝选派学生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中山大学变成了只招收中共党员及共青团员的院校。新的招生基本原则为：中共党员至少占50%，共青团员占30%，其余为非党员，主要招收工人和农民。其他方面的要求基本延续了上述1926-1927学年的招生原则。1927年4月12日，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破裂，因此，中共在1927年将很多被通缉追捕的干部送往苏联，这一年共派出337人。生源地区的变化显示了中共在国内的处境，特别是其政治影响力的情况。将1926-1927学年与1927-1928学年招生人数最多的省份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在总体扩招近两倍的情况下，由于国民党不再选派学员赴俄，其力量雄厚的广东省生源数量明显下降，而1927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往武汉，中共力量集中的湖北省招生数位居第一，其力量相对较强的江苏及湖南分列二、三位。[25]此外，根据1929年10月1日对中山大学学生入学前文化水平的调查，有72.3%为中等层次以上教育，大多数人符合1926-1927学年所制定的选拔要求，但因1927年后还选拔了一部分工人、农民入校学习，因而仍有部分学员文化水平较低。[26]

莫斯科中山大学最初学制设定为2年，自1927–1928学年起，将学制增加为3年，原因有两点：一是从该学年起，中共派出的学员很多是在工人和农民阶层中选拔的，文化水平较低，且抵达莫斯科时间较晚，浪费了很多学习时间；二是学校缺少称职的中国教师和翻译。1927年下半年，斯大林对于托派分子的清洗已经开始，联共（布）内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直接反映在中山大学内，以校长拉狄克为首的托派教师均被免职，一时教员奇缺，教学进度缓慢，只好延长学习时间来保障学习效果。

莫斯科中山大学存在四种班级：预科班、普通班、特别班及短训班。根据班级不同，教学内容也有所差别。预科班以俄语为主，专业常识为辅，目的是使学生掌握俄语，顺利进行后续学习。普通班是学生预科班结束，开始专业学习的班级，主要目的是对学生进行政治理论教育，辅之以军事训练。特别班是为一些表现突出、入校学习时已经在党内担任职务，或具有较长工作经历和丰富经验的革命者而开设的，目的是针对他们的特点进行教学，使之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达到更高的水平。中共延安“五老”中的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都曾在特别班学习；邓小平、傅钟、谷正纲、萧赞育等人也曾在当时国共两党党员人才最集中的特别班第7班学习。短训班是对特别选派的学员进行短期强化培训的班级，一般以军事知识和训练为主，培训时间一般为几个月到一年，目的是使这些学员能在短期内学有所成，尽快返回中国从事党政军工作。当时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也有这样的短训班存在，朱德、杜基祥、欧阳钦等人就曾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军事短训班的学生。

预科班阶段最重要的科目是俄语和汉语，其次是数学，之后是自然科学、政治常识、政治地理。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是为之后的经济理论学习打下基础；政治常识、政治地理则是为政治理论学习进行铺垫。鉴于俄语是一个难学的语种，而且学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在一年级开设了俄语、汉语课程，并增设社会发展史、苏联社会制度讲解、世界历史等适于起步期理论学习的课程。[27]一年级下学期增设中国国情课程，旨在使学生将所学苏式革命理论与本国国情结合起来。此外，学生们还能学习到一门起源于西方但国内未曾开设的课程——经济地理学。[28]学生升入二年级后，保留了中国国情、军事、世界历史三个学科，并增加了联共（布）及共产国际历史、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三个学科。[29]教学重心也转移到这些苏联希望传播的内容上。二年级加强了世界历史的学习，这门课能帮助学员拓宽眼界，了解国际形势。三年级学生继续学习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两门课程[30]，并增设殖民地政治学、列宁主义、苏联经济政治政策、苏联宪法及国家建设等与苏联社会体制有关的课程，同时增设辩证法及历史唯物主义课程。[31]这时期的课程为学生了解苏联社会体制与国家建设提供了契机。三年级还设较多翻译工作课时，俄语水平较高的人为低年级担任课堂翻译，同时参与了学校出版社一些著作的翻译工作。

除理论知识的学习外，学校还为学员开设了一些实践活动，其中包括军事训练与参观游览活动。军事课程是唯一一门贯穿三个年级的课程，其目的是为培养合格的军事工作者，这将为他们进行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统治提供保障。[32]参观游览活动从预科开至二年级，且占不少课时，包括盛岳、蒋经国、王凡西在内的许多留苏学员在回忆录中对此有所提及。参观游览活动改善了他们枯燥的异乡生活，引发了他们对于苏联社会制度、领导体制以及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思考，一些学生对苏联的社会制度表示认可，认为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另一些则予以否定，并走上了终生反俄反苏的道路。

不得不说，未来成为中国各界领导人的中大学子后来的道路选择与他们当年留苏时的所学所得、所思所想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对于国共两党关系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和外交政策更是烙下深刻的印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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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РГАСПИ.Ф.530.Оп.1.Д.9.Л.12.

[27][28][29][30][31]РГАСПИ.Ф.530.Оп.1.Д.32.Л.23.33.124.98.124.

[32]РГАСПИ.Ф.530.Оп.1.Д.56.Л.21–26.

作者系“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莫斯科总部记者、编辑，俄总统直属国家行政与国民经济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