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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三回故乡

2017-01-19田绵石

中国铁路文艺 2016年12期
关键词:二弟周作人鲁迅

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的14年间,鲁迅回了三次故乡,第一次是思乡探亲,第二次是回乡做寿,第三次是离乡北迁。

1912年初,经好友许寿裳向教育总长蔡元培引荐,鲁迅在教育部谋求了一个科员职位。5月5日,从南京远道而来的鲁迅抵达北京赴任,“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就这样,鲁迅,准确地说是周树人,在他迈过而立之年之际,开始了孤独的北京生活。

到京后的第二天,鲁迅住进了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

绍兴会馆就是鲁迅日记里的“山邑会馆”,在《呐喊·自序》里称之为“S会馆”。这里,虽然有不少同乡,有些还是同事,但只身一人的鲁迅,仍时时感到孤独寂寞,而教育部的工作又“枯坐终日,极无聊赖”,所以那段日子,鲁迅除了中规中矩地上班外,白天基本上就是两件事:给二弟、朋友们写信,去琉璃厂淘书。初到北京的这一年,鲁迅平均每两天就要寄出一封信、收到一封信。

除却书信往来,去寓所附近的小市、琉璃厂淘书算是鲁迅的一大嗜好。鲁迅自幼爱书,成年后更是嗜书如命。到了文化繁盛的北京,又守着个琉璃厂,再加上教育部还算丰厚的薪俸,这就使得鲁迅的购书几乎达到了痴狂的程度。从日记看,鲁迅初到北京的第一个月就去了4趟琉璃厂,第一次拿到津贴的当天晚上就去淘书!

从5月进京到年底,鲁迅共得薪俸710元,年底时鲁迅统计书账,“审自五月至年末,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也就是说,鲁迅买书的开销占去了收入的两成以上。根据鲁迅的书账可以统计出鲁迅在北京的14年间,因购书(包括碑帖拓片)花费巨资4000余元。而鲁迅在1919年11月购得的那套三进的超大四合院“豪宅”,也不过花去了3500元。由此而感慨,现如今的我们,还有多少人在读书,还有多少人在买书。由此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渺小与鲁迅的伟大都是各有原因的。

鲁迅当时一人寄居在会馆,几乎不开伙,晚上经常跟绍兴同乡或教育部同事“招饮于广和居”,常常“小醉”,偶尔“颇醉”“甚醉”。初到北京的1912年,比如7、8、9三个月,仅日记中明确记载的正式饭局就31次,几乎是三天一小饮,五日一大聚。如果不出去吃,鲁迅就在会馆里随便对付,要么吃些从稻香村、西美居买来的饼饵、饴糖等零食,要么跟来访的朋友在屋里小酌两杯。从鲁迅日记里可以看出,鲁迅也经常接受一些食品馈赠——火腿、卤瓜、板鸭、年糕。许寿裳是最常给鲁迅送些吃食的人之一。

就是这样,初来乍到的鲁迅,靠书信、淘书、抄帖、聚会打发着无聊的业余时光。确实无聊,确实无事,因为他此时还不是鲁迅,只是周树人,一名普通的教育部处级官员。

日子久了,思乡情甚。

鲁迅在1912年9月25日的日记中写到:“阴历中秋也……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等入了冬,“又购一小白泥炉,炽炭少许置室中,时时看之,颇忘旅人之苦”。阳历年底,与同乡小聚,“肴质而旨,有乡味也,谈良久归”。除夕夜,仅是许寿裳陪着喝了顿小酒。大年初一又去部里呆了半天,下午实在无处可去便逛了琉璃厂,“诸店悉闭,仅有玩具摊不少,买数事而归”。

在北京苦捱了一年,1913年6月中旬,思乡情切的鲁迅终于打算要回绍兴老家看看了。

临行前给家里买了蘑菇、果脯、糖块,头天下午理了个发,6月19日携带着这些货品、行李来到了前门外火车站,下午4点40分登上了开往天津的京奉线火车。当时的前门外火车站现已变成了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时为京奉铁路(1929年改称北宁铁路)的北京前门车站。鲁迅回乡,如果取道铁路,必须先乘坐一段京奉铁路到天津,然后再换乘津浦线南下。

车行2小时40分,当天傍晚抵达天津,“寓泰安栈,食宿皆恶”。

6月20日上午10点20分,鲁迅在天津登上了开往南京浦口的津浦铁路(1969年改称京沪铁路)。鲁迅很幸运,此时津浦铁路刚通车1年多,否则就要在天津乘船走海路,至少颠簸5天以上才能到上海。

津浦线1912年全线通车后,北起天津,南至南京浦口,全长1009公里,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南北干线,连通了华北、华东、江南,是从北京、天津去往江浙地区的陆上必由之路。因此,贵人多、文人多是津浦线的一大特色。但此时身在卧铺车厢的鲁迅,不是贵人,也还不算文人,只是一个急急回乡探望母亲的远方游子。

深夜时分,火车到了山东兖州,鲁迅看见“有垂辫之兵时来窥窗,又有四五人登车,或四顾,或无端促卧人起……”。这里的“垂辫之兵”即为张勋的“辫子军”。

辛亥革命之前,张勋被清政府升任为江南提督。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盘踞在南京反抗革命,被革命军打败后窜至江北。但张勋仍时时不忘清朝皇帝,他所统率的定武军仍留着辫子,以示拥护清廷。1913年前后,这支“辫子军”就据守在徐州、兖州一带,故而鲁迅乘坐的津浦线火车就要时常被“垂辫之兵”检查、骚扰了。

6月21日下午4点半,火车抵达浦口。从天津出发,到浦口,这趟津浦线火车走了整整30小时。

出了浦口车站,鲁迅乘轮渡过长江到了南京。当时,津浦铁路到浦口后就完全终止了。如果想继续坐火车去上海,乘客只能拿上行李下车,坐船过江,然后在南京换乘沪宁铁路。可以想象,此种方式费时费力,给乘客带来了极大不便。直到1933年10月10日铁路轮渡建成运营后,火车直接坐船过江,才算省了大事。

晚上10点半,鲁迅在南京坐上了沪宁铁路的夜车,8个半小时后,6月22日早晨抵达上海,入住旅店。那年月,已有专门从事铁路行李托运业务的转运公司,上车前把行李交给转运公司,到站后即可派脚夫凭行李号去车站提取行李。如果行李号有误,就得本人亲自去领行李。这次鲁迅就遇到了行李号有误的情况。到上海住进旅店安顿下来后,鲁迅“令役人往车站取行李不得,自往取之。理事者云,以号数有误,故非自往认者不与”。看来,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铁路的行李转运还算认真负责。

趁在上海等车的当,鲁迅没闲着,逛了上海的西泠印社,一气儿买了《李翰林集》《渠阳诗注》《鸡窗闲话》《元九宫词》等文学价值极高的书籍一大摞,总共18本书。这就是成名之前的鲁迅,始终在蓄势,始终在积累,即使是在奔波的旅途之中。

6月23日上午7点半,鲁迅从上海站再次乘车,登上了沪杭铁路,继续南下奔向家乡。5个小时后,火车抵达沪杭铁路南星站,一个位于杭州火车站以南3公里的小站。

1913年,沪杭铁路修到钱塘江北岸就中止了。而鲁迅要回绍兴就要从杭州一带渡过钱塘江到南岸,再乘船走一段运河才能到家。杭州地区的南星站离钱塘江最近,有渡口,并且隔江而望的就是航渡发达的西兴镇,因此鲁迅选择了在南星站下车,而非杭州站。

南星站出站后,鲁迅坐船渡过了钱塘江,等托运的行李也到齐后,在江边西兴镇上找了家名为“俞五房”的航渡运输行,连人带行李上了船,顺着运河东行去绍兴。

此时,已是傍晚。一夜水路。

6月24日早晨7点半,舟车劳顿的鲁迅终于进了家门!

从6月19日下午北京前门站发车,到6月24日早晨抵绍兴进家门,鲁迅的这趟回乡之旅走了近5天,期间,坐了京奉、津浦、沪宁、沪杭4条铁路线,换了3次车,渡了2次江,走了1段运河。历时111个小时。

鲁迅这次回乡休假,在家里足足呆了30余天。休假期间,鲁迅会见了一些旧同事、老朋友,游览了兰亭、禹陵,也带着二弟、三弟淘了一些旧书,而更多的时间是陪着家人。

7月27日下午,鲁迅休假结束,辞别了家人,又孤独地踏上了返程之旅,“以孑身居孤舟中,颇有寂聊之感”。

这次返程回京,先是从绍兴乘船走运河到西兴渡口,渡过钱塘江到北岸南星,从南星站上沪杭火车到拱宸,再走水路到上海。在上海“终日枯坐旅馆中”苦等船票,等了3天,才终于购得一张8月2日的“塘沽”号船票,走海上,过青岛、大连,8月7日抵天津,当天乘火车奔北京,晚上回到了会馆。

这次返程回京走了水路,又是整整11天。

探亲回来后,鲁迅继续着北京单身生活。

鲁迅很敬业,再加上兴趣使然,经常抄书、校书,续写一些残本,“终日在馆写书”“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

自从1912年8月被委任为教育部佥事又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以来,鲁迅的担子很重,直接主管的事务就有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美术展览等馆学事项,此外还要负责文艺、音乐、剧演等艺术事项。1915年,鲁迅又加任了“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一职。可见,鲁迅分管的事务比较杂,涉及面很广。

为了做好各方面的专题研究,再加上鲁迅一直就喜欢博览众书,因而鲁迅购书的门类很广,涉猎的领域很多,史书、文集、画册、美术、书法、金石、碑拓,甚至连佛学方面的书籍也大量收集。

藏了这么多的书,就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看,去整理,去校对。鲁迅的业余时间几乎沉浸在书海里,投入到了乐此不疲的古籍整理、辑佚钩沉、校勘抄录等学术拓荒工作中。为此,鲁迅耗费了大量心血,再加之不怎么规律的生活饮食,搞得身体状况也并不怎么良好。那些年,发热感冒咳嗽、腹痛胃痛牙痛是常事,“夜颇觉不适”“夜齿大痛,不得眠”“夜腹小痛”……

1916年9月的一天,鲁迅“裱糊房舍,以三弟欲来”。弟弟来了,可以想象,此时的鲁迅,必是异常兴奋。三弟周建人在北京逗留了40天,作为大哥的鲁迅带着他逛中央公园、武英殿、动物园,带他理发、洗浴,带他观影戏。这样的大哥,已然不是小时候不许小弟放风筝,且还要故意踩坏小弟风筝的大哥了。

1916年,对鲁迅来说有件大事要办。阴历十一月十九是母亲六十生辰,身为孝子的鲁迅自然就要筹划着回乡做寿了。

临行前,给家里买好了蘑菇、果脯,还给三弟媳妇羽太芳子买了双皮鞋。

12月3日上午8点半,鲁迅再次从前门车站踏上了南下的火车。有了上次坐火车的经验教训,这次鲁迅把行程做了调整:一是坐上午的京奉火车到天津后,当日直接换乘津浦线,免去了天津夜宿;二是铁路又提了速,到浦口正是第二天的日中,渡江到南京后即刻换乘沪宁铁路,晚上9点就到了上海。

从北京上车到抵达上海,中间先在天津换车,再在浦口渡江,到南京再换车,仅用了36个小时,较3年前的那次快了26个小时。在1916年,这个速度不简单,几乎达到极致。即使60年后的1975年,北京到上海的“京沪特快”13次列车,中间不换乘、不渡江,也要19小时45分钟,而“京沪直快”121次列车,北京到上海则是近24小时。

今天,北京到上海的京沪高铁仅需5小时!仅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要远比100年前的鲁迅幸福多了。

12月4日到上海后夜宿旅馆。

12月5日,鲁迅在上海呆了一整天,依然是淘书,接连跑到神州国光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西泠印社买了金石拓本、《法华经》、《涵芬楼秘笈》、英文游记、《艺术丛编》、《高昌壁画精华》,共计书籍14册,拓本14枚。此外,鲁迅还给两个弟弟的孩子们买了一堆玩具。

12月6日,乘坐沪杭火车到南星,过钱塘江,雇舟向绍兴。

又是一夜水路。

12月7日早晨进了家门。

这次回乡给母亲做寿是鲁迅的头等大事。推算下来,鲁迅母亲应是在1917年虚岁六十。但按照绍兴“做九不做十”的习俗,还要提前一年,即1916年庆六十大寿,正日子是阳历12月13日。11日午后,客人们就纷纷登门了,在鲁迅日记里记载为“客至甚众”。第二天,吃酒席、听大戏、看魔术,场面非常热闹。正日子这天,“上午祀神,午祭祖。夜唱‘平湖调”。14日又接着热闹了一天,直到15日,客人们渐渐散去。

这次回乡,除了做寿,倒也平静。闲居了数日,过了阳历年,1917年1月3日,鲁迅动身返京。

与上次回京不同,鲁迅这次从绍兴乘船到杭州后,剩下的路程选择了铁路。

1916年12月7日,鲁迅回到了北京寓所。

1917年,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除了张勋复辟这出闹剧外。对于鲁迅,这一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4月,二弟周作人来北京了。

此前,周作人在浙江的一所中学任英文教员,闲余时间与大哥一样,酷爱买书、读书,经常与大哥书信往来交流文学上的见解,也经常相互代买书籍寄给对方。两人几乎在走完全一样的路,哥哥在头,弟弟跟着。兄弟二人的路,在北京进一步重合。

这次周作人来北京,也是鲁迅的动议,觉得二弟应该在北京谋个职,一来哥俩可以相互照应,二来觉得二弟的文学积累已经到了一定水准,可以再往上走走了。在鲁迅向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大力引荐下,周作人在北大谋得了一个职位,当了一名编纂,半年后又升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正是1917年周作人追随鲁迅来到了北京,又恰逢胡适、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使得后来周作人与大哥鲁迅一道,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成为了一代散文大家。鲁迅万没有想到,这件凭着与蔡校长是同乡好友的关系把二弟介绍进北大的稀松平常的事,却成了造就周氏两兄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大文化巨人的机缘。因此,1917年,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年份。

这是我们后人的“马后炮”。对于当时整日忙于教育部工作的鲁迅,此时想到的就是带着初来乍到的二弟见见那些同乡好友,好好逛逛琉璃厂。

这期间,鲁迅与周作人同住绍兴会馆,一个在教育部忙碌,一个在北大工作,生活上哥俩相互照应,平添了很多生活情趣,减轻了很多孤寂之苦。

1917年5月中旬的那几天,周作人生了场病,作为大哥的鲁迅替二弟跟北大请了病假,自己也向部里告假3天照料二弟。病了好几天,鲁迅一度担心,还好,经诊治,二弟只是出疹子。后来,兄弟俩失和断交2年后,鲁迅以二弟这场病为蓝本和素材,写了篇语意晦涩的小说《弟兄》,借小说,鲁迅表达了内心深处“兄弟怡怡”之情,但也无情地进行了自我解剖。

时间到了1918年,寄居在绍兴会馆的周氏两兄弟开始在中国文坛放出光芒。

率先发声的是周作人。受钱玄同鼓励,1月,已出任北大文科教授的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开始发表译作,呼应新文化运动。

而鲁迅似乎还无动于衷,仍终日坐在寓所里抄录古碑,因为古碑中“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借此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不忍心大囔而惊起密不透风的铁屋子里的几个较为清醒的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钱玄同(即《呐喊·自序》里的“金心异”)劝说鲁迅:“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受到这句话的点拨,1918年5月,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横空出世,世人也第一次看见了“鲁迅”这两个字。

从此,鲁迅便一发不可收拾,一年内又连续发表了《孔乙己》《药》等多篇作品,逐渐确立了新文化运动文坛领袖的地位。就这样,教育部官员周树人变成了文坛大师鲁迅,二弟周作人也在朝着散文大家的方向迈进。

关于《狂人日记》的发表,鲁迅当时很谦逊,并在1919年4月给傅斯年的回信中说:“《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

1918年,兄弟两人的收入水平在当时的知识阶层达到了“高级别”,属于“高薪阶层”。鲁迅在教育部的月俸为300元,周作人在北大的月薪也达到了240元。同时期大名鼎鼎的胡适、蒋梦麟、李大钊,月薪也不过280元。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时,一月仅给8块钱。那时的巡警,月薪仅6元。这样的收入水准,让兄弟俩具备了在北京扎根生活的经济实力,鲁迅由此产生了在北京购房、举家北迁的念头。

与兄弟俩在北京正值事业上升期不同的是,绍兴周家却日渐没落。为缓解经济窘迫之境地,1918年底,经周家各房共议,决定将聚族而居多年的整座新台门老宅连同后面的百草园,一并卖给东邻的大地主朱家,且1年后,即1919年底前交房。这一事件,直接导致鲁迅决意要在北京购置房产、举家北迁。

其实,在1918年初,鲁迅的小叔父周伯升去世后,周氏家族就走到了解体的边缘,并因为房产出现了纷争不合,而远在北京奔波的鲁迅又无闲暇顾及老家事务,那时候,鲁迅就产生了让全家北迁的念头。3月10日在给挚友许寿裳的信中,鲁迅很无奈地说:“既须谋食,更不暇清理纠葛,倘复纷纭,会当牺牲老屋,率眷属拱手让之耳。”1919年初,在给许寿裳的信中,鲁迅更是去意已决,“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掣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

1919年春节刚过,正月十一,鲁迅就开始拉着朋友四处看房,先后看过报子街、铁匠胡同、广宁伯街、辟才胡同、蒋街口、护国寺等数十处房产,从2月一直看到7月,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房子。直到7月10日相中了西直门内八道湾的一处三进的大四合院。

鲁迅看房期间,周作人3月、4月间回了趟绍兴老家,因为老家的房子年底前就要给买家腾退出来,而此时北京的新宅还未买好,因此周作人这次回乡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先把夫人和儿女送回日本东京暂居一段时间。8月,周作人又把妻儿一家从日本东京接到了北京,因为这时八道湾新居才刚刚签了合同,尚未收房,鲁迅在会馆隔壁先租了4间房子给二弟一家临时过渡。

同时,鲁迅没闲着,从量屋作图、警署报备、收房交款、房产验讫,到置办家具、找人装修,忙活了4个月,前前后后统共花了4300余元(其中纯房款3500元),才将这套三进院落、有21间南北朝向房间的大宅院收拾利落。

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与二弟、二弟眷属正式搬入了八道湾。

眼看绍兴老宅的交房期限日渐临近,北京这边的新宅刚一布置妥当,鲁迅立即回乡搬家。

11月26日跟部里请了长假,11月29日付清了八道湾最后一笔装修款后,12月1日一早,鲁迅登上了南去列车,第三次踏上了回乡之旅。

这次回去,为了节省时间,鲁迅采用了与上次3年前完全一样的行程:到前门赶上午的火车,中午到天津,马上换乘津浦火车,第二天12月2日午后到浦口,渡江到南京后不停留,再换乘沪宁火车,夜抵上海。

与上次不一样的是,因为这次心里有事,鲁迅没有在上海逗留淘书,而是在上海暂住一宿后,12月3日一早又匆匆坐上了沪杭火车,午抵杭州。

这次举家搬迁,届时需要携带的行李杂物、书籍家具必会很多,所以鲁迅到杭州后,就先去了捷运公司把回程时的物品托运事项打听清楚了。

在杭州住了一晚。12月4日上午渡过钱塘江,乘坐轮船奔绍兴,晚上到了家。

这次回乡,全程共计84个小时,是三次回乡中最快的一次。这次回乡,也是三次回乡中心情最悲凉、最复杂的一次。

第一次是思乡探亲,近乡情怯,心里甜甜的。第二次是回乡做寿,自己的事业已小有所成,母亲又是六十大寿,而二弟的孩子们又是那么惹人喜爱,心里是热闹喜兴的。

这次回乡,虽然自己与二弟在文坛已经声名鹊起,有些衣锦还乡的味道,但毕竟是要给买家腾出世代生活的老宅,处理家当,全家北迁,总有些背井离乡的悲情色彩。因此,鲁迅在以这次回乡搬家为素材的小说《故乡》中写到:“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当到了家门口,看到老宅的“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静”。

收拾家当、准备搬家的这几天,鲁迅的本家和亲戚们也纷纷来拜访鲁迅,另外也是想趁机拿走两样物品。尤其是斜对门的豆腐西施“杨二嫂”,这几天是每日必到,每次都要顺走一两样物件,借口就是“你放了道台,还说不阔?”“迅哥儿,你阔了……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鲁迅也只好闭嘴不言,看着这位杨二嫂拿着东西“飞也似的跑了”。

让鲁迅略感欣慰的是,这次回乡见到了儿时的玩伴——“闰土”章运水,从乡下赶来帮鲁迅搬家。

12月22日,鲁迅带着三弟周建人祭扫了祖坟。24日下午,鲁迅偕同母亲、朱安和三弟一家,带上书籍行李,乘舟2艘,永远地离开了故乡。

暮色中,船上的鲁迅看着老屋渐渐远去,故乡渐渐远去。朦胧中,鲁迅再次想起了闰土,想起了海边碧绿的沙地,想起了那轮金黄的圆月……

又是一夜行舟。“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

12月29日中午,火车抵达前门站。接站的队伍比较庞大,周作人跟大哥的同事们,共计5人来接站。鲁迅在今天的日记里高兴地记下了:“从容出站,下午俱到家。”从这一天开始,“家”这个字在《鲁迅日记》里第一次有了新的含义。

从此,鲁迅全家,在北京,在北京的八道湾新家,开始了新的生活……

如今的火车太过舒适与快捷。舒适了,不愿深思。快捷了,无暇反思。再加上整日搏杀于扑面而来的各种段子、八卦、微信,在朋友圈中杀入杀出,以至于觉得看似终日忙碌的自己,其实在精神上是那么地萎靡和颓废。无力领略先生泱荡博大的文字之精神,只能借先生的三回故乡,追思先生的回乡之旅,回忆先生的生活片断,浅读先生的作品篇章,试图让自己的精神逐渐高贵、硬朗起来。

——谨此缅怀鲁迅逝世80周年

作者简介:田绵石,男,1972年生于河北,1994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现就职于中国铁路信息技术中心。曾在《唐山晚报》《秦皇岛晚报》《燕赵都市报》《人民铁道》报《中国交通报》等文学栏目以及新媒体发表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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