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虹　许昕娴

摘要：本研究基于国内外古地图资料，分析古地图中的南海海域及其岛屿分布和命名情况，从地图上可以明确的看到，中国及国外古地图对海域的运用，以南海为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关键词：古地图；南海；主权；政治

中图分类号：K99 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南海是我国地缘政治中最敏感和最复杂的区域，波及“六国七方”，同时域外大国势力为谋求利益也借各种名由干预南海地区事务，如所谓“南海仲裁”的闹剧，这些均使得南海地区主权争端成为全球主权争端中最复杂的。我国学者多从历史、政治、法律、海洋、经济、军事、地理、信息等不同方面研究分析我国对南海主权无可争辩。诸多相关文献中，援引古代历史书籍中文字记载和法理证据的占较多数，很少有利用地图来表达。地图反映政治主权属性，在解决边界争端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1950年以色列代表与约旦边界争端问题中作出“关于地图作为争端双方协议的附录，具有与双方协议同等法律价值问题”的阐释，英吉利海峡的泽西岛和法国海岸之间的曼基耶（Is Minquiers）和艾克里荷（Is Ecrehos）两群小岛和礁石的主权争端案中，主要依据就是一封信和两幅海图。吴凤斌结合有关史料分析明清时代古地图记载中的南海诸岛，并根据南海诸岛不同画法对地图进行分类。张耀光利用地图阐释了南海断续国界线形成和演变过程，说明南海9条断续海域疆界线内的岛礁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韩振华、许盘清等基于16-19世纪的外国地图指出19世纪20年代之前外国地图中记载的帕拉塞尔是“古帕拉塞尔”，并不是我国的西沙群岛，并分析了帕拉塞尔的历史演变。房建昌、王涛结合中外测绘史料和外国海图阐述近代南海诸岛海图的形成史，以及对南海航线的认识与南海测绘调查的历程。

目前南海争端史的研究滞后于形势的发展，在主权论证问题上未能充分发挥地图证据的作用。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与对外交往过程中又产生了大量的地图，如何妥善的处理与应用这些地图，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与海洋权益息息相关。但目前中文文献中鲜有对于地图证据在海洋划界中的法律效力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国内外古地图资料，深入分析研究古地图在南海主权争端中的价值。

2中国古地图中的南海

地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军事国防、对外交往当中地图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存中国古代记载南海的地图主要是以明清两代为主，最早是801年唐代贾耽的《华夷图》绘有海南岛，并注“五岭自衡山之南，一山东尽于海，其南涨海，之北古荒，服秦置三郡，汉分九郡，日南朱崖皆其地”。1225年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序《诸蕃图》将南海诸岛标为“石床（塘）”（南沙）、“长沙”（西沙）。1555年明代罗洪先《广舆图·舆地总图》绘有两个“石塘”（东沙、南沙）、一个“长沙”（西沙与中沙）。1602年明朝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绘有“万里长砂”，并注“大明声名文物之盛，自十五度至四十二度皆是”。1621年明茅元仪《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绘有“石星石塘”（东沙和中沙）、“万生石塘屿”（南沙）和“石塘”（西沙）。1624年《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图》（即著名的“The Selden Map of China”）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兼具东西方古代绘制技术的航海总图，绘有“南澳气”、“万里长沙”（中沙）、“万里石塘”（南沙）。1678年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海夷图·东南海夷图》[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西沙群岛地名汇释与考证”（2015SJD239）

绘有“石塘”（东沙、西沙、中沙）、“长沙”（南沙）。1730年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中的《四海总图》绘有“气沙头”（东沙）、“七洲洋”（西沙）、“石塘”（南沙）、“长沙”（中沙）。1767年黄证孙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和1800年晓峰的《清绘府州县厅总图》绘有“南澳气”（东沙）、“七洲洋（洋）”（西沙）、“万里石塘”（南沙）、“万里长沙”（中沙），并把“七州洋”划为我国的一个府。1790年《中国东半球沿海图》绘有“七洋洲”和“石塘”。1838年严如煜《洋防辑要》中的《直省海洋总图》和《广东洋图》绘有东到西的“万里长沙”（东沙、西沙），以及北到南的“万里长沙”（中沙、南沙），绘有“象石”和“九乳螺洲”（西沙）列入“广东洋图”版图之内。还有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园图》、俞昌会的《防海辑要》中《直省海洋总图》、郑光祖的《醒世一斑录》中《天地·中国外夷总图》、邵广文的《七省沿海总图》之《环海总图》、王之春的《国朝柔远纪》之《环海全图》、吴长发重订的《大清天下中华各省府州县厅地理全图》等等都有将南海及相关岛屿绘入地图中。

此外，清代政府官方出版的具有权威性的政区图，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出版的《大清中外天下全图》绘有“万里长沙”（中沙、西沙）和“万里石塘”（南沙），并以此及其海面作为“大清中外”界限。雍正二年（1724年）出版的《清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舆图》绘有“万里长沙”（中沙、西沙）和“万里石塘”（南沙）作为“大清中外”界限。乾隆二十年（1755年）出版的《皇清各直省分图》绘有“万里长沙”（中沙、西沙）和“万里石塘”（南沙），南部以“万里石塘”为界，西部仍以“万里长沙”以东的海面为限。

这些地图均说明我国及早的发现、命名和管理这些海域和岛屿，至明清时期，中国政府也明确划归西沙和南沙群岛为我国政府所管辖。

3国外古地图中的南海

地图证据除了来自官方和本国个人绘制的外，若来源于第三方、相反的利益方及中立机构的话，其证明价值将会更大，这对于解决南海诸岛主权归属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研究国外地图中的南海诸岛，具有重要价值。

近来中国学者联合伊朗学者研究发现伊朗的很多古地图中都用波斯文明确地写有“中国海”、“中国岛屿”、“中国海湾”的字样。例如11世纪波斯地理学家吉哈尼绘制的《世界地图》，该图用波斯文标注，在紧邻印度海的整个海域被标注为“中国海”。14-15世纪波斯地理学家戈亚斯·丁·贾姆希德·喀尚尼绘制的《国家分布图》中将紧邻印度海的东部海洋部分明确标注为“中国海湾”，这是第一次将今南中国海海域称为“中国海湾”的古地图。1402年由朝鲜人李荟和权近制作的世界地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绘有二个“石塘”（东沙、南沙）、一个“长沙”（西沙与中沙）。

葡萄牙人16世纪才来到中国，1515年在广州登岸，因此，早期带有南海的西文地图大多是葡人绘制的。1527年著名的葡萄牙地图学家地亚哥·利伯罗（Diego Ribero）出版了划时代意义的地图——《世界地图》，这是第一次在世界地图中画出了东南亚，图中中国的南部海域标注为“MARE SINARVM”是拉丁文“中国海”的意思，此后其绘制的地图均有该标注。1584年奥特里斯·亚伯拉罕（Abraham Ortelius）出版的一张新版中国地图，从1587年再版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其把包括现在我国的黄海、东海和南海这部分海域标注为“SINVS MAGNVS”，即“中国海”的意思。虽然西方文献也有称该海域指印度洋、暹罗湾（Gulf of Siam：泰国湾）、中国南海（south China Sea）、甚至太平洋（Pacific Ocean），然而在后期的许多地图里都有明确的“CHINASEA”（中国海）标注。如1705年年尼古拉斯·德费尔（Nicolas De Fer）和1784年法国皮埃尔·弗朗索瓦·塔迪厄（Pierre Francois Tardieu）绘制的东南亚地图中标注了“MER DE LA CHINA（中国海）”。此外，英国伦敦于1778年出版的一本海图的地图集中，第50页中的一张航海图、1784年，安威尔（J.B.B.DAnville）绘制的一幅亚洲地图、1786年威廉（William Faden）绘制的东半球航海线路图、1787年英国的罗伯特·索耶（Robe～Sayer）绘制的南亚地图和托马斯·基钦（Thomas Kitchin）及其以后绘制的亚洲地图等诸多国外制图家在对应中国南部海域位置都明确标注了“CHINA SEA（中国海）”。18世纪末法文版《佩鲁兹的远航地图集》中第1、3、39、43页航海图也标注了“MER DE CHINA”。1793年德国约翰·特劳戈特·普兰特（Johann Traugott Plant）绘制的地图标注了“DIE CHINESISCHE SEE”。

到了19世纪，随着西人的南海测绘，特别在1808-年-1817年间英国人三次测量西沙群岛，越来越多的南海岛屿出现在西文地图中。1800年劳里和惠特尔（Laurie & Whittle）于1800年在伦敦出版了一幅印度洋海图，图中包括很多记录18世纪在印度洋的探索发现航迹和注释，地图上标注整个南中国海域为“CHINA SEA”，其中包括西沙群岛（Triangle和Lincoln），中沙群岛为（Macclesfield Shoal），黄岩岛（Scarboro Shoal）和南沙诸多岛屿。英国著名地理学家约翰·卡里（John Cary）于19世纪早期绘制的地图中也同样标注了“CHINA SEA”。1804年美国华盛顿出版了一本《袖珍通用地图集，包括所有最新的发现》共收录63张地图，由阿罗·史密斯和路易斯（Arrow Smith and Lewis）合作绘制，其中有四张带南海地图，分别是《世界地图》、《北半球地图》、《James Cook船长的航海探险路线图》和一张《亚洲地图》，图中南海海域均标注为“CHINA SEA”，并且绘制了部分南海岛屿，包括西沙群岛（Triangle和Lincoln），中沙群岛（Macclesfield），黄岩岛（Scarboro），南沙群岛（Gaspar，Ganges，Sea Horse，Prince of Wales等）。1806年，英国詹姆斯·豪斯伯格（James Horsburgh）出版了一幅以“China Sea”（中国海）命名的海图，图中详细绘制了西沙群岛共计17个岛屿，并于1815年再版该图时将与原来靠近越南海岸的航海危险区被称作“旧帕拉塞尔”的名称“Paracel”变迁到今天所指的西沙群岛。1838年塔伯尔特主教（Jean-Louis Taberd）所绘制的《安南大国画图》就是窃取了豪斯伯格相关地图的结果而为越南政府所利用将其作为西沙主权的证据，1845年后西方地图中，“Paracel”这个名称专指西沙群岛。19世纪后期大部分出版的西方地图上，在南中国海域均有“CHINA SEA”、“Chinese Sea”、“MARE DI CHINA”等“中国海”的标注，并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位置标注了诸多岛屿。1870年艾尔文·朱伊特·约翰逊（Alvin Jewett Johnson）出版了一套气象地图，共四张，其中一张世界地图在南中国海海域第一次出现“South China Sea”（南中国海）的标注。1895年在一张英语地图中第一次出现的“CHINA SEA（NAN HAI）”，该地图是由理查德·安德烈（Richard Andree）绘制的东南亚地图。1898年德国埃恩斯特·戴伯斯（Ernst Debes）绘制的一张东南亚地图在南中国海海域标注了“SUD-CHINESISCHES MEER”下面还有一行注释“CHINA-SEE der Seefahrer，NAN-HAI（SUD-MEER）DER CHINESEN”，图中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均有详细的岛屿分布。

从各国的古地图中可以看到“中国海”的标注，记载了南海海域的诸多岛屿，这为我国在南海主权的主张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4结论

根据国际法院对于地图证明价值的确立规则包括作为边界条约组成部分、用于解释条约、辅助证明主要证据以及作为反驳证据的证明价值等。其中古地图资料是边界主权研究的重要依据，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上述中外古地图中有关南海的记载，可见，中国对于南海的发现、命名均早于其他国家，国外古地图中也明确标注了南中国海海域为“中国海”，中国对南海的主权无可争辩。

当然，古地图资料受到当时制图技术、认知水平，以及各种政治利益、国家和绘制者本人主观意志等的限制，存在其局限性，因此，在使用古地图资料时要进行充分的考证研究，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航海日志等，充分发挥古地图资料在南海主权争端中的证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