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乐　陈琪　邓拓

摘要：本文源于对四川甘孜州旅游业发展和少数民族人居环境改善为背景的思考。阐述了一种新视角下对聚落更新的研究方法。该研究以甘孜州地区聚落更新建设为研究对象，以数理分析的角度为切入点，将数理概念融入聚落形态空间中进行研究。研究成果以期服务于甘孜州聚落更新。

一、引言

人居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发展旅游业是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手段。如何解决发展现代旅游产业对传统聚落形态及环境带来的文化与思想冲突；如何在新的聚落构筑规划之下完整的保留原有的聚落内部关系等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以定量化的分析方法和数理分析的方式对甘孜州藏居聚落形态及聚落组成结构进行研究。一方面研究聚落形态与其组成单元——民居朝向角度、平面及空间功能的数理关系，另一方面研究聚落形态与其内在机制——文化核辐射强度在空间布局、更新方面的数理规律。

二、聚落形态与其组成单元的数理关系

聚落形态的组成单元为民居的朝向角度、平面面积及空间功能等，笔者以甘孜州理塘县为例对其数理关系进行研究。理塘县如今立足于发展旅游业改善当地人居环境，其主要表现为当地配套服务设施的增加，新型聚落形态的出现等。新型聚落形态的出现，必然会产生新型聚落和原有聚落在某种程度下的文化原真性的冲突。对比高城镇聚落形态可发现，在2010年时，从房屋正面朝向来看，房屋大多朝向为南偏东45度左右。其角度偏差由道路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共同决定，若房屋不受道路和社区活动中心的影响，则朝向大多为坐西朝东，这和藏区长久以来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有关（如图1）。研究2015年高城镇聚落发现，在新的规划中高城镇设置活动广场于常春藤科尔寺门外，形成新的居民思想聚集中心，使得新型聚落民居有朝着活动广场环绕的趋势，这个趋势半径为40m-75m，在此区域之外的地方民居朝向受活动广场影响较小，朝向大都为垂直道路方向。分析2010年的高城镇民居发现其底层平面面积多为100m²左右，民居多为2+1层，一层仓储，二层居住，局部三层用作诵经房。分析2015年的现状，其平面面积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局部增加了多种辅助用房。此外，整个高城镇的城镇形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居的功能要求逐渐发生变化，部分靠近街道沿路20m-30m区域内的民居，首层由原先的仓储功能被置换为接待游客的功能。

三、聚落形态与其内在机制数理关系

文化核辐射强度是影响聚落形态的内在因子，其对聚落形态的影响分为单核影响和多核影响。聚落初期是由单核影响，发展到后期聚落便会产生多个文化核作为聚落内部机制而反作用于聚落整体。在甘孜州藏族自治州文化核多以寺庙、玛尼堆、经幡、转经筒、白塔及查查房等象征精神的建筑物存在。由于社会的发展和汉文化的渗透，聚落形态和文化核的关系在复杂的聚落中很难明显体现。呷柯乡位于理塘县距高城镇稍远的偏远区域，其自然环境及聚落结构保留较为完整。其聚落形态可明显得识别出是有双文化核影响而成。双核影响方式在尼伊公村的聚落形态中较为明显地体现（如图2）。尼伊公村共分为上下两村，上村文化核为查查房，下村文化核为阿依公寺庙。聚落形态由上下两个文化核共同决定。聚落形态以文化核为圆心，以70m-120m的长度为半径辐射形成，两个圆相交形成上下村聚落形态，进而共同形成尼伊公村聚落的现有形态。然而，并不是所有载有居民精神的载体都是文化核，在实际调研中笔者发现，尼伊公村上村与下村之间还有一处废弃的水转经磨坊，在村子入口处还有几处白塔和玛尼堆，从地理位置上看几乎位于查查房和阿依公寺的中间，但其周边并没有与之对应的民居产生，深究其因，其是聚落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居民精神载体，并不以文化核而存在。这种承载精神载体构筑物的出现，主要受其聚落宗教文化影响。

小结：在改善藏羌居民人居环境时所规划的新的聚落形态和基础设施应该源于原有的聚落形态，其外部环境呈现、空间组织关系、聚落形态、内部联系及文化环境呈现都应该做到符合原有的传承与发展。从数理分析的视角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聚落内在机制只是众多研究内在机制的一种，相信还会有更多、更好的对于此方面的研究方法出现，这些研究方法都应该共同关注到一点，即人居环境整体改善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协调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