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栓姐

摘要：元杂剧中优秀的曲辞通常能将情、景、事融合，做到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形成意境。人物形象就在这意境中得到诗意的展示。作为叙事文学的元杂剧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点，与中国叙事文学传统、抒情文学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元杂剧通过曲辞意境展示人物形象的做法对后世的戏曲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

关键词：戏曲艺术；元杂剧；曲辞；意境；人物形象；艺术风格

“意境”是中国古代诗论的重要内容。自明代以来，“意境”也被用来研究戏曲。因为中国古典戏曲以曲为本位，戏曲研究史上甚至有元杂剧作家只创作曲辞，不创作宾白的说法而曲与诗同源，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优美的曲辞如同优美的诗歌，重抒情，有意境，剧中人物通过歌唱曲辞展示其心理状态、性格特点。传统的中国戏曲中，人物形象主要是通过这种方法被艺术地外化着，展现在读者（观众）的面前。本文以中国戏曲的代表——元杂剧为例，阐述曲辞意境对人物形象塑造的作用。

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认为在一部戏曲作品中，“则不出‘情、‘景二字，景书所睹，情发欲言，情自中生，景由外得”而“善咏物者，妙在即景生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曾说过：“文学之事，意与境二者而已……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元杂剧的曲辞意境也是由情和景意与境两个方面构成的，是情、景、事的交融，做到了意与境浑，或以数曲为一“境”，把剧中人物之情和客观的景融为一体，人物形象就在这情景交融的画面中得以展示：或以整折为一“境”，烘托人物形象。

1.以数曲意境展示人物形象。关汉卿的作品《单刀会》塑造了关羽的英雄形象，第一折和第二折通过东吴乔公和隐沦司马徽之口，间接介绍关羽的忠勇，第四折后面通过关羽在单刀会的表现直接展现其大无畏精神。但给读者（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第四折开头，通过“双调”“新水令”等几支曲子所营造的雄浑、悲怆意境来展示的关羽大丈夫形象：江岸峰峦重叠，江心激流澎湃，让他触景生情，想起了当年的赤壁麈战的盛况，感慨“江水犹然热”，甚至“这也不是江水”，而是“流不尽的英雄血”。眼前景与心中情、现实所见与历史事件互相交织着，可谓“外极其象，内极其意”，构成一幅虚实结合“雄奇纵横的场面，塑造了一个傲睨一世、心潮与江潮同其壮阔的人物的形象”。

再如杨显之《临江驿潇湘秋夜雨》第三折运用[黄钟]九支曲子，第四折[正宫]运用[端正好][滚绣球]两支曲子，描绘了一幅“云淡淡”，“白茫茫野水连天”的潇湘夜雨图。弃妇张翠鸾披枷带锁，在风雨交加的潇湘水色中艰难跋涉，对离散父亲的思念和对负心汉的怨恨恰如这风雨一般没有边际。剧作家因情设景，借助凄迷意境的营造，刻画了一个命运不能自主的弱女子形象，另外王实甫《四丞相高会丽堂春》第三折通过山林意境的描绘，展示逍遥林泉的生活之乐，丞相手持钓竿雍容典雅的形象得以凸显。

2.以整折为一“境”，烘托人物形象。白朴的《梧桐雨》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帝王形象。至剧本第四折，玄宗还都，主要的矛盾冲突都已结束，作者一连运用了22支曲子，选择了大量具有代表性的意象：秋雨、金井、梧桐、翠盘、芙蓉萼、杨柳丝，构成一个凄凉、愁苦的意境，描写这位“无权柄谢位辞朝”的太上皇梦醒之后的懊恼之情：“这雨一阵阵打梧桐叶凋，一点点滴人心碎了”，于是发狠要“把泼枝叶做柴烧，锯倒”！这一折以玄宗对秋雨梧桐“恨”之深衬托对他贵妃的“爱”之切，以“雨湿寒稍”衬托“泪染龙袍”，强化了这一形象——多情的帝王！在遭遇了巨大的动乱之后，他不能释怀的不是江山社稷黎民百姓，而是他深爱的贵妃。

和《梧桐雨》在这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马致远的《汉宫秋》此剧第四折写汉元帝失去王嫱之后，通过[上小楼][尧民歌][随煞]等几支曲子展示了一个无奈的弱国君主形象：“这一情节，完全和《梧桐雨》同一情趣：彼为秋夜，此亦秋夜；彼梦杨贵妃，此梦王昭君：彼诅咒落在梧桐上的雨声，此诅咒雁声”。而且从写法来看，两部作品都是借外在景色来刻划内心活动，又从内心活动来开拓外在景色，因而使情景交融，虚实吻合，在这神韵缥缈的意境中剧中人物形象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再如《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莺莺被迫为上京取应的张生送别。作者一连用了19支曲子，让深秋景物与莺莺的离情交融，构成凄迷哀婉的意境：碧云、黄叶、秋风、南归雁尽染哀情，经霜的红叶也成了“离人泪”；青山、疏林、暮霭、古道、秋风、残照都充溢着悲苦之情，可谓“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面对着离别，莺莺嘱咐张生“若见了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体现了莺莺对于爱情的专一和严肃，并且不以一时的胜利为满足，还要求张生始终不渝。至此，一个爱情至上的崔莺莺的形象才得到了完美的展示。情景交融，意境浑成，人物形象突出是《西厢记》的成功之处，所以明代李贽有“化工”和“千古来第一神物”之评，金圣叹更是认为全剧“止为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

元杂剧曲辞在抒情的同时注重情景事的融合，形成优美的意境，在意境的描摹中展示人物形象，这既和中国叙事性文学作品的传统有关，又有着中国抒情性文学作品的共性。

1.与叙事性文学作品的传统有关，我国成熟的叙事文学作品可以追溯到《左传》。在叙述历史事件，展示历史人物形象时《左传》常以“君子曰”，“孔子日”等领起，发表议论，显示作者的褒贬爱憎，使得全书有着浓郁的抒情色彩，被后人誉为“情韵并美，文采照耀”。唐代刘知几说：“左氏之叙事也，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杂说上》）所谓“慷慨有余”“煦如春日”、“凛若秋霜”、“滋味无量”、“凄凉可悯”等，即指其浓郁的抒情色彩。

《左传》的这一叙事中夹杂抒情的传统，为司马迁所直接继承。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司马迁“发愤”著成《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的生平时，往往也夹杂有浓郁的情感。故鲁迅评价《史记》：“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元杂剧中有大量剧目取材于《左传》《史记》等史书，周贻白曾说：“中国戏剧的取材，多数跳不出历史故事的范围”。根据俞樟华的统计，元杂剧中以《史记》历史故事为题材内容的有15种，占现存元杂剧总数约十分之一。

另外，唐传奇“实唐代特绝之作”。它叙事有头有尾，情节波澜曲折，塑造人物形象重在展示其内心世界，揭示其内心情感，情事结合，意蕴丰厚。如宋洪迈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鲁迅说“传奇者流，……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所谓“凄惋欲绝”，所谓“纾牢愁”，“寓惩劝”，皆是指唐传奇的情感色彩浓烈，诗性特征明显，如蒋防的《霍小玉传》在塑造霍小玉形象时，始终以霍小玉的情感变化为线索，写她由爱到恨，到悲愤而亡的全过程，展示了一个既温柔又刚烈的女性形象。陈玄祜的《离魂记》虽篇幅短小文辞质朴，却意境翻新，让深闺中的张倩娘形体和灵魂分离，追求自由的爱情和婚姻，又不以暗中的结合为满足，最终灵与肉合一。唐传奇这种情事交融的诗性特点，给读者留下无穷的回昧的空间

“元明人多本其事作杂剧或传奇，而影响遂及于曲”。据考证“据唐传奇改编的元杂剧不下40篇，其中散佚不存的23篇，今存17篇”，著名的有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梧桐雨》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尚忠贤的《柳毅传书》李好古的《张生煮海》等。

2.体现抒情性作品的共性。从体制上看，元杂剧以音乐为单位分折，以唱为主，曲辞始终是主要的组成部分，而“追原戏剧之作，实亦古诗之流”（王国维《（曲录）自序》）。优秀的诗歌都具有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昧无穷的艺术境界。元杂剧作家在营造曲辞意境时直接从诗词中汲取营养：第一是即景生情，如《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正是暮春景色勾起了莺莺的春愁，激起了她对爱情的渴望。第二是缘情布景，即“景由情生”。如康进之《李逵负荆》第一折李逵下山所唱的[仙吕][混江龙]，因为心情愉快，所以在他眼里梁上的春景是美妙的。可是当他知道自己误会了宋江，不得不上山请罪时，梁山的风光也不再秀美‘同样的梁山景色，由秀美变得可怕，完全是李逵心情变化的结果，显示出李逵憨直率真的性格。第三是直接化用前代诗词，如《西厢记》“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秋景的描写化用唐诗宋词如同己出：“碧云天，黄花地”，语出范仲淹词《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语本唐诗“君看陌上梅花红，尽是离人眼中血”。

学习前代叙事性文学作品情事融合的特点，学习诗词营造意境的特点，使得元杂剧曲辞文采焕发，因此张庚先生有“剧诗”之说，但是“如果文采仅仅是指的辞藻美丽，却不从人物出发，不能合乎人物的身份、性格、思想，那就不是剧诗，至少不是好的剧诗：剧诗的文采，剧诗的诗情画意，一切都要归结到刻画人物这一点上”。

元杂剧通过曲辞的意境展示人物形象，经过后世剧作家的继承，已成为中国戏曲创作的一个传统。无论是明清传奇还是建国后的戏曲，成功的舞台形象无不是在曲辞的意境中得到展示。

如《牡丹亭》第十出“惊梦”，汤显祖描写春景，让主人公触景生情，又化景物为情思，让主人公叙述现实生活的沉闷，倾诉心中情，产生景、事、情水乳交融的意境，初步展现了杜丽娘追慕真情的形象，取得极大成功，至今依然是舞台上常演常新的折子戏。

清代洪升《长生殿》敷陈李杨的爱情故事，在艺术上多有取法白朴《梧桐雨》之处。比如，以意境展示人物形象，《长生殿》将上文所提《梧桐雨》中玄宗“闻雨”的情节片段，踵事增华，演化成“闻铃”、“雨梦”二出。“闻铃”出将风声、雨声、铃声、哭声交织成一片，形成一支凄凉悲伤的乐曲，把玄宗血泪锥心、孤寂凄冷、悔恨不已的复杂心情真实生动地抒发出来。“雨梦”出，则是将更声、歌声、雨滴梧桐声汇集在一起，在一幅凄风苦雨的图中，展示一个“占了情场”“弛了朝纲”的帝王家罕见的君王形象。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优秀剧目多能通过优美的曲辞写景抒情，构成意境，塑造人物形象，比如根据小说《红楼梦》改编的越剧电影《红楼梦》，“葬花”一场就是剧作者“缘情布景”，通过凄美的意境把林黛玉多愁善感的性格特征进行了外化；让本是春意融融的大观园都感染上林黛玉的哀愁，使“牡丹谢，芍药怕，海棠惊，杨柳带愁，桃花含恨，让一草一木饱含人情，成为寄人篱下的孤女的象征。写花草随风陨落，即写人的飘零无依：写林黛玉对花草的怜惜，即林黛玉在自伤身世。整段唱词托物寓意，让剧中人物性格特征在心造之境中艺术地展现出来，配上哀婉凄绝的越剧唱腔，有着巨大的感染力。

类似的例子还有黄梅戏《天仙配》董永夫妇离开地主家时的一段对唱，在这段唱里，剧作者把董永和七仙女脱离奴役，返回家园的喜悦，通过“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表达出来，因心情愉快，似乎山水含笑，飞鸟也在欢唱。又把对新生活的憧憬，幻化成一幅幅“耕田织布”，“挑水浇园”的生活图景，借这种“脱形写影”的方法，营造一种欢快的气氛，表达剧中人物热爱生活、勤劳善良的性格特征。

可见，元杂剧以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曲辞意境来展示人物形象的成功做法，值得我们学习。通过曲辞意境展示的人物形象能令读者（观众）感到宛在眼前而又滋养心智，如独立船头的关羽、待月西厢的莺莺，千百年来依然在书本上混漾，在舞台上顾盼神飞。

（责任编辑：贾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