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杰

大学操场成为公众热衷去的地方，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背景是，人们能够使用的免费公共活动场所实在太少了。

所以，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日益增长的社会体育健身需求与公共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如何得解。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分别为2.22平方米、1.72平方米、2.38平方米、2.27平方米，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1.46平方米。体育设施的面积和数量增长，远无法充分满足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

此外，与上述数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掌握全国体育场地面积和数量近一半的学校，大量体育设施却出现闲置或低效利用。尤其是在公休日、法定节假日、寒暑假及周一至五学生离校后的时间里，体育馆空空如也，田径场的大门铁锁高悬。渴望健身的周边社区居民，只能望体育场所而兴叹，“守着金山哭穷”。

但是，校园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不只是打开校门这么简单，其背后所牵涉的管理成本、秩序维护乃至安全保障等诸多问题，都有赖配套制度的系统解决。

一言以蔽之，公共资源稀缺的大问题不能由大学一肩扛。

如果说开放学校体育场地是挖潜社会体育资源存量，那么，在城市的规划建设中，提升社会体育场地的总量供给，才是更必不可少的增量努力，而这更考验政府部门在体育资源投入上的意愿与能力。

若仅是把社会的健身需求转移给学校，既难以满足需要，也容易制造像大学体育场地要不要收费这类争议与问题。当然，所有公共性体育场地都能够以最大的善意对外开放，不仅包括各类学校，也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仍是值得期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