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盟

摘要：《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是国际关系理论大师罗伯特·基欧汉的主要著作，此书奠定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石，使新自由制度主义有了与新实现主义进行平等对话的体系理论支撑，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起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霸权之后》一书的解读和系统探究，以合作为基点，从霸权时期到霸权之后合作的实现途径角度，解析此书中的核心议题：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使如何以及怎样组织的。并对此书中的理论观点提出自己的浅见。

关键词：罗伯特·基欧汉；霸权；合作；国际机制；国家利益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是一部从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相结合的角度对国际关系进行探讨的著作。该书的作者罗伯特·基欧汉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1977年，他与约瑟夫·奈共同撰写了《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其中已包含了有关“国际合作”的初始思想。1984年，基欧汉发表了堪称其学术权威地位的奠基之作——《霸权之后》，这本书不仅标志着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初步确立，而且表明基欧汉的“国际合作”思想已基本形成。在现实主义如日中天的当时，基欧汉的上述两本著作及其相关思想无异于为烦躁混乱的国际关系学界注入了一股新鲜力量，尤其是其敢于探索像“国际合作”这样让人感到沉闷的主题的学术勇气，更是让人为之叹服。此书奠定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石，使新自由制度主义有了与新实现主义进行平等对话的体系理论支撑，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起重要作用。全书主要围绕一个核心问题来进行论述：“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是如何以及怎样才能组织起来的”。

在基欧汉的所有著述中，《霸权之后》是最重要的一本书。全书一共分为4个部分分记11章。第一部分作者将经济学中的概念引入到关于合作与冲突的政治理论中，探讨政治、经济与国际体系以及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作者考察了“霸权稳定理论”，提出霸权对国际合作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一旦建立起国际合作，霸权对合作的继续发展就不那么必要了。

对霸权要全面认识，既不能无限夸大霸权的作用，也不能忽视霸权在形成世界秩序中的意义。因为霸权国家同样面临着非对称相互依赖，霸权国家的领导权如果缺乏合法性，那么霸权国家所制定的规则就难以有效执行。

第二部分《合作与国际体制的理论》是该书的理论核心。作者首先对“合作”与“国际体制”下了明确的定义。作者认为合作与竞争是相对立的，但它又与和谐相区别。合作要求为适应彼此的需要积极的调整政策。这不仅是由于要分享利益而且也是因为有某种竞争或潜在的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合作。作者强调将合作解释为相互调节较之仅仅把它看作“反映一种共同的利益压倒相互冲突的利益的情况”更为重要。必须区分合作与单纯的共同利益的事实。现实中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行为者接受信息的途径不同，所采取的行动与战略估计可能会使他们认识不到相互的利益。因而仅有共同利益存在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减少不确定性的制度。

基欧汉的国际合作思想有四个突出特点：第一，他致力于研究的国际合作，假设共同利益的存在是既定的，然后考察国际合作是如何以及怎样才能组织起来的。这样就突破了一般研究国际合作所要考虑的两个主题：经济状况是怎样影响利益的模式；观念和各种设想是如何影响国家行为的。第二，他致力于研究的国际合作，不是建立在“普世主义”、“利他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即采纳了行为者是利己主义和理性的假设，以期在现实主义的前提下探讨合作实现的可能性。第三，他致力于研究的国际合作，不是在传统的权力基础之上的合作，而是探究霸权之后的合作是否可能。在基欧汉看来，美国霸权已经衰落，将来也不可能复活，因此，如果世界政治经济要存在下去的话，其中心的政治困境将是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怎样组织各国之间的合作。第四，他致力于研究的国际合作，不存在明显的价值判断。尽管各国政府之间更多的、有效的政策协调常常是有意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合作的结果就是善的，甚至可能与整个世界的福利相背离。

霸权稳定论的逻辑提供了一种以权力为基础的国际合作观，也即在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合作就能够维持，而如果没有霸权国家，那么各国之间就会处于纷争的状态。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明确地对这种正统的以权力为基础的国际合作理论提出质疑，认为霸权后的合作是可能的，也是必要和可行的。为了解释霸权后合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基欧汉引入了一个关键的概念，即国际机制。

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国际机制的创设及其功能的理论。所谓国际机制，按照克拉斯勒给出的较为广泛接受的概念，就是指在国际关系的议题领域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1]。基欧汉承认，在一个以利己主义为行为原则的个体所组成的世界中，其决策往往导致集体利益的受损，或者即使它们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往往也很难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去维护和实现这类共同利益，这种利己决策行为的总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后果，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体理性的总和与集体理性的悖论问题。

那么，霸权国家借以实现这些共同利益的工具是什么呢？在基欧汉看来，就是承担并领导国际机制的建设。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美国积极参与战后的机制建设（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GATT、IMF等）看出来。所以，国际机制的创设，主要是在霸权国家的领导下完成的。各种国际机制的功能在于，可以汇聚各国政府的行为预期，提供信息沟通的渠道，改善信息的质量和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降低交易成本，赋予行动和政策的合法性，改变行为者的利益偏好，协调和调整各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减少不确定因素，机制的所有这些功能，对于霸权主导国际体系中各国政府之间的和平与合作以及霸权体系的“护持”具有重要的价值。[2]由此可以看出基欧汉发展的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对正统霸权稳定论所进行的修正：与其说是霸权国家，还不如说是霸权国家倡导下的国际机制，确保着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和平。

将机制概念系统地用于国际关系分析并把它发展成为一整套独立的制度理论体系，是罗伯特·基欧汉在学术上的又一重要创见，这也是他到目前为止最为人称道的巨大理论成就。

第三部分《实践中的霸权与合作》是对二次大战以来国际体制演变的历史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阐明霸权与合作的关系。包括《战后时期霸权的合作》、《霸权体制的不完全衰落》、《石油消费国体制1974—1981》这三章。作者首先分析二次大战后美国的霸权如何在实际上运转，即“如何将它的权力与财富转化为国际体制中的原则、规划，并使之有利于霸权者的地位”。通过分析美国对国际货币体制、贸易体制、国际石油体制的建立的影响，作者指出从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至60年代末近20年里，美国占统治地位，这种霸权的领导“不是建立在一张白纸上的，而是建立在国家利益之上”，是美国试图在经济相互依赖中保护它自身的地位。霸权就是要使别国对世界秩序的看法与美国保持一致，因循其领导，并能从这种结构中得到好处，霸权的合作的根源就在此。

一般来说，国家总是“根据国家利益行事”[3]，所以，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代表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中，也从国家行为目标的角度把“国家利益”概括为“财富和权力”。他说：“对作为国家行为目标的财富和权力的思考，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两个概念是互相补充的。……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反之亦然。”[4]这一概括既避免了对“国家利益”界定得过于笼统和空泛，又弥补了过于“狭隘”的缺陷和不足。不仅如此，他把“财富和权力”视为一个整体，两者相互补充，互为前提。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益是有帮助的。从罗伯特·基欧汉的思想来看，“国家利益”既包含了政治利益，又包含了经济利益；既包含了物质利益，又包含了非物质利益；既包含了国家的现实利益，也包含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因此，其“国家利益”观既体现了抽象的概括性，又具有明确的具体性，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弗雷德·桑德曼（Fred Sandman）认为，“基欧汉作出重大努力，赋予国家利益以具体意义”[5]，更准确地反映了在国际关系相互依赖条件下“国家利益”的根本内容和性质。

“霸权与国际体制可以互补”，有时在某种程度上还可相互取代，二者均可使协议达成并有助于遵守规则，通过论述70年代国际经济体制的变化，作者指出战后霸权合作的时期是短暂的，美国霸权的短暂其原因与美国政治的多元化性质有关。保持霸权的战略要求不断重建霸权存在的条件，这必须要有国内的基础，美国对外政策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国内没有足够的政治、经济力量支持。作者具体分析了旧的石油体制如何衰落，国际货币、国际贸易体制如何变化，作者的结论是，60年代中至80年代初美国霸权衰落并没有完全导致国际体制的衰落，发达国家的合作仍在继续，在某些领域甚至加强了。当前的合作与斗争的类型反映了各种相互作用的力量：美国霸权的残余因素及日益消退的影响，共同利益与相互冲突利益的融合，以及代表霸权的传统国际经济体制。在本部分的最后一章，作者考察了1971年以来发达工业国家在美国倡导下建立的国际能源机构及石油消费体制进行国际合作的运转情况，分析了国际体制如何影响合作的类型，他提出利用国际体制促进国际合作的意愿能否成功，取决于减少它所牵涉的政策协调交易的代价和增强各政府间信息的沟通，而不是依赖添加各项规则。

第四部分作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考察了合作的伦理价值，评价了国际体制对富国的影响及在全球的影响以及对外政策与灵活性的代价。作者认为尽管国际体制在原则上还有缺陷，但在道义上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是可有条件地接受的。只要保持现有体制的运转，国际合作就仍可继续，美国就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影响，还有可能恢复其地位。

尽管这部著作的理论体系很庞杂，但他从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从战后资本主义体系的调节机制人手综合考察国际关系的研究途径有一定的启发性。基欧汉的主张被称作是新现实主义，他并不是排斥追逐权力与利益的目标，而是用规章制度和政策协调对之加以补充与修正，他所得出的结论无疑是保守的，与第三世界的反对霸权主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霸权之后》一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此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尽管它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这本书对我们理解美国为应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霸权衰落的挑战而进行的外交实践，是不无帮助的。美国在内政和外交上面临的不是20世纪前半期如何“与崛起打交道”（coping with the rising）的问题，而是如何“与衰落打交道”（coping with the declining）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霸权衰落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基欧汉这本书隐含的政策意义在于，在霸权后时代，积极参与旧制度的修补和新制度的建设对确保美国的国际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我们不能肯定基欧汉对国际机制功能的强调，一定就对美国今天的外交政策与国际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不难发现，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越来越强调国际制度建设在维持美国全球利益和管理全球政治经济问题中的意义，无论这些制度建设是为了美国利益的名义还是为了全球政治经济稳定的名义。由此看来，《霸权之后》一书在政策上的价值在于，它为美国应付霸权衰落，如何与衰落打交道开出了一副很好的处方。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信强、何曜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美]弗雷德·桑德曼：“国家利益的概念”，载[美]威廉·奥尔森、戴维·麦克莱伦、弗雷德·桑德曼编，王沿、孔宪倬译：《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5]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性：历史与理论（第3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