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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黄河决溢对黄淮平原经济发展的影响

2017-01-17田冰张云筝

中州学刊 2016年12期
关键词:明代

田冰 张云筝

摘 要:黄淮平原位于河南省东部、山东省西部黄河以南及安徽省、江苏省淮河以北,是华北平原的南部。明代为保证南北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畅通,人为抑止北流,造成黄河改道决溢频发,几乎无岁不灾,灾害范围之大遍及黄淮平原,对黄淮平原经济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漕运受阻,农业受损,城镇遭淹。官民采取了应对黄河决溢的一系列有效措施,改变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促进了黄淮平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明代;黄河决溢;黄淮平原经济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107-05

明代为保证南北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畅通,人为干预黄河流向,造成黄河改道决溢频发,几乎无岁不灾,灾害范围之大遍及黄淮平原,对黄淮平原经济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本文所谈的黄淮平原包括今河南省东部、山东省西部黄河以南及安徽省、江苏省淮河以北的区域,属于华北平原的南部。目前,学界尚无专文探讨明代黄河决溢对黄淮平原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深化区域生态环境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黄河决溢对漕运的阻碍

明代南北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是明王朝的主要经济命脉,黄河是漕运能否畅通的重要保证。而明代黄河改道决溢严重影响到漕运的正常进行。笔者根据文献记载,就黄河改道决溢对漕运影响的时间、地点的不同,以弘治十八年(1505)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洪武元年(1368)至弘治十八年为前期,正德元年(1506)至崇祯十七年(1644)为后期。

明代前期影响到漕运畅通的大的黄河决溢有:洪武二十四年四月黄河在河南开封府辖县原武黑洋山决溢,造成贾鲁河故道淤塞不通,继之黄河在山东兖州府的曹州、郓城之间的两河口决溢,“漫东平之安山,元会通河亦淤”①;正统十三年(1448)秋,黄河在北岸的河南卫辉府辖县新乡八柳树决口,“漫曹、濮,抵东昌,冲张秋,溃寿张沙湾,坏运道,东入海。徐、吕二洪浅涩”②;景泰四年(1453)秋七月,山东兖州府寿张县“沙湾河决,水皆东注,以致运河无水,舟不得进者过半”③;弘治二年五月,黄河大决于开封及封丘金龙口,冲入张秋运河。据奉命治河的白昂在弘治三年报称,这次决口后“水入南岸者十三,入北岸者十七”。“北决者,自原武经阳武、祥符、封丘、兰阳、仪封、考城,其一支决入金龙等口,至山东曹州,冲入张秋漕河。”④

明代前期黄河多在北岸决口,以北流为主,北流的一支横穿黄淮平原西北的张秋运河后,东流入海,破坏了张秋运河的正常漕运。同时,也影响到徐州以南的运河水量,因徐州以南的运河是借助于黄河行运的,黄河北决使徐州以南运河水量有时减少到难以行船的程度。为解除黄河北岸决溢冲向山东张秋运河,明政府一方面在黄河南岸疏浚颍河、贾鲁河等河道,分流黄河水势,一方面在黄河北岸大筑堤防。经治理后,筑塞了张秋决口和黄陵冈、荆龙口等口门,堵塞黄河北流之路,并在北岸修起了数百里的长堤,筑起了阻挡黄河北流的屏障,大河“复归兰阳、考城,分流径归德、徐州、宿迁,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海,南流故道以复”。⑤黄河又南行故道,张秋运河遂无溃决之患。

明代后期黄河决溢的导火线是黄河一支流由涡河入淮河,至弘治十八年,“河忽北徙三百里,至宿迁小河口”,于正德三年(1508),“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桥”。正德四年六月,“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县飞云桥,俱入漕河”。此时,“南河故道淤塞,水惟北趋,单、丰之间河窄水溢”。⑥其中对漕运影响大的黄河决溢有,嘉靖五年(1526),黄河又“东北至沛县庙道口,截运河,注鸡鸣台口,入昭阳湖”。嘉靖六年,河决曹县、单县,再度“冲入鸡鸣台,夺运河,沛地淤填七八里,粮艘阻不进”⑦。更为严重的是嘉靖八年六月,黄河又决曹县,一支“自胡村寺东,东南至贾家坝入古黄河,由丁家道口至小浮桥入运河”,一支“自胡村寺东北,分二支:一东南经虞城至砀山,合古黄河出徐州,一东北经单县长堤抵鱼台,漫为坡水,傍古亭入运河”⑧。嘉靖十三年,河决兰阳赵皮寨,“自济宁南至徐沛数百里间,运河悉淤,闸面有没入泥底者,运道阻绝”⑨。嘉靖四十四年七月,河决沛县,“或横绝,或逆流入漕河”,“散漫湖陂,达于徐州,浩渺无际,而河变极矣”。⑩上下百余里运道全淤。到万历五年(1577)八月,黄河在宿迁与桃源之间的崔镇决口,“宿、沛、清、桃两岸多坏,黄河日淤垫,淮水为河所迫,徙而南”B11,致使淮河南北的“高、宝、兴、盐、山、清、桃、宿等处,田庐荡溺,正河浅涸,转运艰辛”B12。此时,黄河决溢影响到淮河南北的漕运,致使“转运艰辛”。万历三十一年,“河大决单县苏家庄及曹县缕堤,又冲沛县四铺口太行堤,灌昭阳湖,入夏镇,横冲运道”B13,严重威胁着漕运。天启六年(1626)七月,河决淮安,逆入骆马湖,灌邳州、宿迁。崇祯十五年九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与明军激战于开封,彼此掘开黄河大堤,以水代兵,造成运道淤塞不通。

明后期开创性保漕措施是开挖新运河以避黄河决溢。自嘉靖五年,左都御史胡世宁建议于“湖东藤、沛、鱼台、邹县间独山、新安社地别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不过百余里。厚筑西岸以为湖障,令水不得漫,而以一湖为河流散漫之区”B14。次年正月,总河盛应期就胡世宁的建议付诸实践,但工程中途夭折。直到嘉靖四十四年七月,黄河决于沛县,造成“上下二百里运道俱淤”B15。总理河道朱衡循着当年盛应期所开的新河基址重兴工程,隆庆元年(1567)五月新河成。“于是黄水不东侵,漕道通而沛流矣。”B16这段运道后来称作“南阳新河”或“夏镇新河”。由于新河为漕运带来诸多便利,自隆庆三年七月,黄河再决沛县,造成徐州北的“茶城淤阻,粮艘二千余皆阻邳州”时,有人建议自南直隶邳州向北至夏镇开泇河,使运河避开徐州上下黄河之险。然而,诸多因素综合的影响,直到万历三十二年,新任总河李化龙“始大开泇河,自直河至李家港二百六十余里,尽避黄河之险”,“运道由此大通”。B17运河经过此次改建,仅剩邳州至淮安间近百公里的运道需借助黄河,漕运状况大为改善。

二、黄河决溢对农业生产的损害

黄淮平原自战国时鸿沟水系工程的兴建,为平原上的农耕作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是唐宋以前的主要农业区,是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期间也曾受到黄河南决的影响,但都能得到较好治理,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很快就能恢复。而明代的黄淮平原,在长达二百七十六年的时间内,黄河决口301次,漫溢138次,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明代的黄淮平原几乎无岁不灾,屡遭黄河决溢的侵害,淹没大片的农作物,正如万历时的兵部尚书李华龙在他诗集中描写的,“数年禾稼今年好,一夜水来迹如扫”B18。景泰四年八月河水决原武县,灌浸五十多里,六七年后仍然是“男欲耕而无高燥之地,女欲织而无蚕桑之所”B19的局面,不得不从邻近州县转运粮食以备赈济。弘治二年河决金龙口,祥符、长垣、张秋、中牟、尉氏、仪封、考城、兰阳、宿迁等县深受其害,河水淹没城市、村庄,房屋、耕地漂没一空,庄稼几近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物以稀为贵,耕地受灾严重,庄稼收成减少,使食物、柴薪价格骤然上涨。天顺五年(1461)河决开封,数县受灾严重,祥符县尤甚。河水积于城中,往来者必借舟楫方能通行。受此影响,米薪之价涌贵数倍。B20嘉靖《兰阳县志》纂修者说,北宋仁宗时河决澶州(今河南濮阳市西南),河道南徙后,“自是吾邑重承其害,崩我土地,决我城郭,溺我人畜,倾圮我墙屋,淹没我禾稼,为患有不可胜言者矣”B21。山东西南部的曹县、单县等地因受黄河决溢影响,大面积农作物毁坏。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提到山东农业状况时说:“西南曹、单、金(乡)、城(武)皆濒河被水之区,当其受灾,一望无际,颗粒不收。”B22

明代黄河决溢不单是直接损坏大片农作物,还给黄淮平原带来了严重的土壤沙化和盐碱化。其中开封府最为严重。明代中期以后,开封已经出现了“风起但黄沙”B23“飘风但尘沙”B24“直北风沙扑面来”B25的状态,这大概可以视为开封城“沙化”的起点。至万历三年,尽管开封附近黄河水患有所减少,但仍然是“碧草春深隋帝苑,黄沙夕拥魏侯城”B26。黄河下游河道南移和不断泛滥,引起开封城市周围自然地理环境日趋恶化,自然灾害加剧,农业生产水平越来越低,从而“大大削弱了开封城市存在和发展的最起码的经济基础”B27。开封府所属州县土壤沙化也非常严重。中牟县到明末已是“延袤百里而沙碛半之”B28。崇祯十五年河决开封流经杞县,“浊流汹涌,由杞东下,幅员百里,一望浩渺,其后水涸沙淤,昔之饶膄咸成磏卤,尽杞之地皆为石田”B29,这次水灾造成杞县大片沙地。仪封县自弘治以后因屡遭河决,也是“波平天影近,沙坼地形偏”B30。至嘉靖间,仪封境内“每狂风一动,田野飞沙,如黄冈迤东直抵石家楼一带四十余里,尽为斥卤,犁锄罔施”B31。到万历年间,仪封县“地之高者,尽是薄沙;地之下者,又成水乡”B32。这些地方土壤沙化、盐碱化是黄淮平原土壤严重退化的缩影,对该区域民众生产生活影响很大。

土地沙化后,常常会导致耕作困难,地瘠薄收。如尉氏县“积沙齐陇,无从粒食”B33。崇祯末年河决开封,清兴四十年后尚未恢复,“城漫惨烟迷白屋,草依残月伴清燐。凋伤何易兴何晚,四十余年土瘠贫”B34。黄河的决溢给生活在黄淮平原的百姓造成暂时性的灾难,如开封“十家九家半流离”B35及“拆屋毁砖,卖取百十钱以糊口”B36。中牟县,“其南高者为沙碛,下者为沛泽,不毛者半,以故民难为生,吏难为治久矣”B37。

生活在黄淮平原的民众面对恶化的自然环境,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改良盐碱地,发展制盐碱业,维持生计。据史载,开封城北门大街附近灵官庙的东南全是盐池。大街往南,紧邻周王府萧墙一带居民,亦“多业熬盐”,西华门附近“尽是盐池”,甚至修建了盐神庙,祭祀晋代葛洪。B38明人李梦阳也留意到了这一现象,诗云“宋家宫殿尽瓦砾,陂湖烧盐焰婀娜。忽忆东京全盛时,月行对此谁能那”B39。清代仍然“烧制盐碱硝等”B40,盐池主要集中在龙亭西北坡一带,“居民多以做盐为业”B41。李长傅先生也指出,开封城内之盐碱产于城内四周的盐碱地,尤其以西北部盐碱地面积最广,西南隅、东南隅次之,面积达到全城面积的15%,城内约有800盐户,年产盐6万石,除满足开封城消费外,还外销许州等地,甚至销售到直隶(今河北)、山西、江苏等地。B42

更为重要的是黄淮平原上的民众适时地调整农作物品种,种植适合沙地、盐碱地的小麦、花生、棉花等,发展农业生产。金代时,就有人指出“河南之田最宜麦”B43。到明代,小麦占居河南粮食作物的一半B44。惠富平先生认为河南广植小麦的原因是,夏秋两季多雨,黄河水患容易发生,而一旦决溢,秋作往往荡然无存,颗粒无收,出现粮荒,影响国计民生。但冬小麦的播种期一般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收获期在次年6月上中旬,种植冬麦基本上可以避开黄河水患,这样可以利用晚秋、早春的生长时节,保证收获。同时,种植麦类,还可弥补秋作欠收或水患损毁,确保粮食生产B45。明人李梦阳在开封城夷门附近见到了长势较好的冬小麦:“小麦青青水半陂,半落不落杨柳枝。回风忽送天南雁,恰似春江二月时。”B46另外棉花、甘薯、杂草等适应性强的作物花草都相继在黄淮平原栽种。明代河南已是产棉区,如兰阳,“兰邑之阳地平沙,比岁多种木棉花”B47。

三、黄河决溢对城市的破坏

北宋以前,黄淮平原上的城市发展一直处于全国前列。期间也有黄河决溢以及人为决河淹城事件的发生,波及的城市及对其破坏的程度有限。而明代黄河决溢遍及黄淮平原,大大小小的城市差不多都有黄水灌城的经历,不得已迁移治所也时有发生。

明代黄河决溢灌城的事例贯穿始终,前期主要发生在河南境内。洪武元年,河决河阴,县治从广武山北迁到广武山南(今荥阳市东北广武镇)。B48洪武二十二年,河没仪封,徙其治于白楼村。洪武二十四年河决改道,经过项城,时至洪武三十一年,黄河南徙,旧城圮于水,民庐冲没殆尽,知县彭冲恭徙建城东。成化十五年(1479),河决荥泽,县治从广武山北迁到广武山南以避水。B49就黄河决溢所淹的城镇中,受灾最重的应是开封城。

开封自宋金以后,黄河南徙至开封附近,城外自此“皆为浸淫沮洳之场”B50。到明代,开封境内黄河已经形成“地上悬河”,有明一代,黄河决溢直接冲击开封城达十余次,以天顺五年、崇祯十五年最为严重。天顺五年七月,河水暴至开封,“土城既决,砖城随崩,公私庐舍尽没。男妇溺死不可胜计,数十年官民资蓄漂失无遗”。更为严重的是使“七郡财力所筑之堤俱委为无用之地矣”。B51到天顺六年十二月,黄河对开封城及所辖州县的危害丝毫未减,以致内阁大臣感慨道,“河南乃中原重地,近年以来水患相仍,军民饥,黄河泛涨,冲开城堤,淹没人民,至今水患未息”B52。崇祯十五年,李自成农民军与明军激战于开封,九月,双方都决河淹城,使开封城遭受灭顶之灾。“满城俱成河洪,止存钟鼓两楼及各王府屋脊、相国寺寺顶,周府紫禁城惟壂”B53。“及至夜半,水深数丈。”“举目汪洋,抬头触浪。其仅存者,钟鼓二楼、周府紫禁城、郡王假山、延庆观,大城止存半耳,至宫殿、衙门、民舍、高楼略露屋脊。”B54此次河决给开封城带来的破坏是空前的,以致清朝建立数十年后,开封城仍然破败不堪。清顺治十二年(1655),开封人王沄回到桑梓,目睹的仍是河决带来的“城郭都非”的境况:“黄沙白草残照颓城,徘徊久之,凄然魂断。”B55康熙、雍正年间,诗人查慎行在开封看到的仍是“旧日楼台埋井底”B56的情景。

明后期河决主要发生在南直隶的徐州、淮安府境内,徐州、淮安所属州县城池多遭淹没,尤以徐州城受灾最重。嘉靖五年六月,河决仪封(今河南兰考东)黄陵冈,丰县淹没水中,不得已徙县治以避洪水。B57天启二年七月,河决徐州东南五十里吕梁洪附近小店村,“河决围绕睢城,庐舍漂没,徙治避之”B58。崇祯二年,黄河又在多处决口,睢宁城再次淤垫,毁坏严重B59。

徐州城在明代后期是遭受黄河决溢影响最为严重的城市。明初洪武年间建徐州新城,以石为基,以砖垒砌,净高三丈三尺,底宽亦三丈三尺,顶宽一丈一尺,开城门四,建角楼三,周围掘护城河深宽均三丈有余,一时间,壮丽辉煌,俨然金汤。B60然而,明代后期,黄河在徐州决溢频繁,古城遭受水患剧烈,以隆庆五年、万历十八年和天启四年为重,使徐州城遭受了三次致命的破坏。隆庆五年秋,河溢冲毁徐州城西门,溺死人口许多;万历十八年,黄河泛滥,大水冲进徐州城中,房屋被毁,积水经年不消。隆庆五年、万历十八年这两次“河大溢徐州”,“溺死人民甚多”。B61大水多年不退,甚至有迁城之议,足见水患危害之烈。天启四年,黄河第三次灌城,也是最严重的一次,这次是造成徐州城叠城的直接原因。据顺治本《徐州志》记载:“天启四年六月二日,奎山决堤,是夜由东南水门陷城,顷刻丈余,官廨民舍尽没漂,百姓溺死无算,六、七年城中皆水,渐次沙淤。”这次大水将徐州城全部吞没,三年不退,泥沙将徐州城彻底掩埋。徐州城遭遇数次河水漫灌,建于明洪武年间的徐州城全部被黄沙掩埋。“徐民苦淹溺”,“议集赀迁城”。B62遵照古城旧制重建新城,按照原洪武时徐州城的规模与布局,各官署衙门均在旧址上重建。

此外,明代的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濮州(今河南范县西南)、洧川(今河南尉氏县西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东)、荥泽(今河南郑州市古荥北)、商丘等,都曾因黄河泛滥,城为洪水所坏,大部分被迫移治。B63至于受到一般破坏的城市更是不胜枚举。总之,有明一代,地处黄河下游两岸的城镇由于地上河不断升高、堤防不断加高,河决灌城实属常事,“年来堤上加堤,水高凌空,不啻过颡。滨河城郭,决河可灌”B64,以致黄淮平原上的大小城市几乎都遭遇黄河决溢的危害,破坏了这一区域城市经济的发展,正由于此,黄淮平原上的城市发展落后于江南一带的城市。

综上所述,有明一代黄河决溢阻碍了黄淮平原经济的发展,不仅仅局限在漕运经济、农业生产和城市发展,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给生活在黄淮平原的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然而,从官民应对水患的措施可以看出,在恶化的生态环境面前,官民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改变不利的生存环境,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探寻人与自然能够相处下去的办法,为我们今天的一些环境悲观论者认为“环境不断恶化最终导致人类灭亡”提供有力反证。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⑦⑧⑩B14B15B16B49B57《明史》卷八三《河渠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2014、2015、2021、2024、2026、2026—2029、2031—2032、2036—2038、2030、2037、2039、2020—2021、2029页。

③《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一,景泰四年秋七月壬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校本,1962年,第5064页。

⑨刘天和:《问水集》卷二《治河始末》,《四库全书存目·史部〉第221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266页。

B11B13《明史》卷八四《河渠二》,中华书局本,1974年,第2047—2049、2069页。

B12潘季驯:《河防一览》卷一二《添募夫役以裕河工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3页。

B17《明史》卷八五《河渠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2097页。

B18李化龙:《李于田诗集·癸卯大水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3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440页。

B19雍正《河南通志》卷一四,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年,第13页。

B20顺治《祥符县志》卷六,天津图书馆,1989年,第37页。

B21褚宦、李希程:《兰阳县志》卷一《地理志·河渎》,嘉靖二十四年刻本。

B2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八《山东四》,光绪五年刻本。

B23李梦阳:《空同集》卷二四《时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92页。

B24李梦阳:《空同集》卷一○《寄程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5页。

B25程诰:《霞城集》卷二一《汴上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9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653页。

B26吴国伦:《甔甀洞藳》卷二五《至梁邸二日即有成皋之役吴鲍二方伯枉饯西城楼席上赋谢》,《续修四库全书》第13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1页。

B27李润田:《黄河对开封城市历史发展的影响》,《历史地理》第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3页。

B28同治《中牟县志》卷一○《艺文中》,张孟男《陈公劝借输粟碑记》,同治九年刻本,第19页。

B29乾隆《杞县志》卷七《田赋志·地亩》,成文出版社影印本,第476页。

B30王瑛:《王侍御集》全一卷,《渡黄河》,《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9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270页。

B31嘉靖《仪封县志·田赋·都御史刘大谟与抚按讲除仪封重差书》,“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上海书店,1990年,第82页。

B32中共安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安阳党史人物》,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88页。

B33嘉靖《尉氏县志》卷一《风土类·水利》,“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第23页。

B34康熙《鄢署杂抄》卷三《汴中诗》,康熙五十八年纶嘏堂刻本,第18页。

B35陆应穀:《抱真书屋诗抄》卷七《塞黄河》,《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7页。

B36陈用光:《太乙舟文集》卷一《论营田水利折子》,《续修四库全书》第149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71页。

B37同治《中牟县志》卷一○《艺文中》,杨节《乔公德政碑记》,同治九年刻本,第16页。

B38孔宪易校注:《如梦录·街市纪》,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4、57、70页。

B39李梦阳:《空同集》卷一九《夜行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7页。

B40李长傅:《开封历史地理》,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39页。

B41孔宪易校注:《如梦录·街市纪》,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70页。

B42李长傅:《开封历史地理》,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44页。

B43脱脱:《金史》卷一○七《列传第四十五·高汝砺》,中华书局,1975年,第2355页。

B44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一《乃粒·麦》,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页。

B45惠富平:《汉代黄河流域麦作发展的环境因素与技术影响》,载王利华《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79页。

B46李梦阳:《空同集》卷三五《夷门十月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15页。

B47嘉靖《兰阳县志》卷二《田赋志·木棉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第17页。

B48康熙《河阴县志》卷一《灾异》,乾隆十三年刻本。

B5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二六《川渎三》,中华书局,2005年,第5408页。

B51《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九,天顺七年二月庚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校本,1962年,第7028页。

B52《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七,天顺六年十二月戊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校本,1962年,第6994页。

B53李光壂撰,王兴亚点校:《守汴日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页。

B54刘益安:《汴围湿襟录校注》,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57页。

B55王沄:《漫游纪略》卷二,光绪年间上海申报馆仿袖珍版印《申报丛刊》本,第1页。

B56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二○《汴梁杂诗八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69页。

B58《行水金鉴》卷四四《河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03页。

B59《明史》卷八四《河渠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2071页。

B60张成珠:《徐州城叠城之谜》,《徐州史志》1986年第1期,第44—47页。

B61赵明奇:《徐州自然灾害史》,气象出版社,1994年,第157—158、168页。

B62B64《明史》卷八四《河渠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2071、2054页。

B63《明史》卷四一《地理二》,第946页;《明史》卷四二《地理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981、984页。

责任编辑:王 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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