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殷棕

农民和他们的户口

□ 邢海洋

多地取消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统一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其背后是否有着真切的利益考量?

2014年12月9日，北京一处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准备下班

家里地面要铺砖，我到北京六环路边上的“零工市场”去找干粗活的小工。忌惮于被众人围住脱不得身，我准备用低价战术来排除，我告诉大家，只出得起160元一天的费用。一位老年人应价了，可在回来的路上，他开始了攻势，告诉我小工现在的工钱是200元，他之所以答应是想看看活有多大，还告诉我他最多一天接过三个活。到了家里，他先表示这个活两天也干不完，再跟我商量能不能200元“包干”给他，我一答应又提出包一顿饭的要求，直弄得我招架不住，想请他走人。

可一干起活来，就发现这位老人是把好手，而且卖力气，除了点支烟，手上一刻不停，吃完饭也不休息一会儿。实际上，他才48岁，之所以显得那么老，是因为孙子都上二年级了。他一家八口，“老两口”、两个儿子和儿媳、两个孙子，没分家，全吃他们老两口。他也的确是个挣钱的好手，两个儿子干日工，他却能把日工变成包工。他一个人负责三个家庭的食品，三家房子每间300元共900元的租金，外加大孙子小学3500元的学费，一家老少全吃他一个。我颇难理解，他就一句话应对：“那能咋整?”早听说农村娶媳妇的困难，媳妇进门后的骄横，始信。

他找人算过命，他的“能人”已经到了。“能人”是谁?就是在新未来学校上学的孙子，考试排在班里前两名，意味着他家曾经的读书种子又发芽了。这位干零工的老者告诉我，他爷爷是金陵大学的毕业生，爸爸是黄埔七期毕业，1949年后家境一败涂地。父亲53岁的时候生的他，他可是赶上了好时候，娶上了媳妇，若是像他大姐那样早生30年，地主成分的他恐怕连媳妇都娶不上了。

下午两点活就干完了，当我把他送回市场，那些找活的人飞速地聚拢过来，围住了汽车。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早晨散工们都爱答不理，可到了下午都这样急迫，原来都是做完了一份工要干第二第三份的。对他们，时间就是金钱，路边甚至有专门拉他们去上工返回的小面包车，提高通勤速度。这位来自安徽的老人，光他的村子里就有百多口人在这个市场打散工。北京副中心建设如火如荼，处处都在景观提升、铺路栽树，他们为什么不找份长工做?原因是长工的工钱只能到年底结，而他们这样做散工，只要肯做，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

北京市政府的搬迁在通州引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也包括农民工的生活。一位年轻的散工找到了一份一天500元的工作，架电线。通州几乎所有的村庄夏天都在煤改电，一下子创造出对青壮男劳力的需求。可一入秋，电线架设好了，上电线杆的高薪活也就消失了。秋天煤改电进入到各家各户安装空气源“热泵”的阶段，水暖工的需求增加了，可因为不是高空危险工种，工钱就没有电工那么高。副中心的建设带动本地用工的价钱飞速上涨，远高于周边区域。在这人手短缺的秋收季节，顺义的一份大工，也就是技术工的日薪是180元，小工是130元，通州则分别要价到300元和200元。并且，顺义的工匠是本地人，通州是一色的外地人。

可农民工也有自己要高价的理由：他们中的很多人原住在市政府所在的潞城镇的村庄里，那边村子拆迁，农民工向宋庄迁移，一下子出租房就紧张起来，房价也翻倍上涨。如果向前回溯，通州的出租房价格经历了几轮波动。过去，通州农村的房子都是按院子出租的，少见群租房，一个完整的农家小院，住上一家人，生活成本并不高。五六年前朝阳区有一次大规模的拆迁征地，农民工向东举家迁移到通州，房价曾有一轮上涨，此后才有很多人家在院子里建满了排子房，变为群租院落。

不过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通州农村的房租原地不动，一二百元就能租住一个单间，对农民工来说这里的居住成本远低于临近的朝阳区。随着地铁的通车，政府所在区域的房价先涨了起来。即便如此，离地铁稍远地区的房价仍维持着低价，原因是这里产业政策调整，各村开始清退低端的小工厂、小作坊。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收紧也逼走了大批人，村子里房屋还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空置。可当潞城镇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铺展开来，群租房的供给和需求的天平倒转过来，一房难求了。农村劳作本来季节性就很强，现在他们除了看天吃饭，还需看政策的变化了。

我问老者，家里是否还有耕地，他告诉我有五六亩地，按每亩800元的价格包出去了。家里还有一亩大的宅基地，住起来比这里的群租房宽敞多了。

说完外乡人再来说说本地农户。我表妹前几年嫁到了远郊的一个村子，都快出北京了，对面就是香河县。家里突遭变故，5亩地的葡萄园没人打理了要出租，一年的租金是5000元。地里种的都是盛产期、树藤手腕粗细的巨峰葡萄，让地荒着秋天请大家随便采摘点“野生”葡萄也不止这个价钱啊，可他们还是不得不租出去，因为葡萄藤怕冷，在北京的气候条件下很难越冬，深秋的时候必须埋进土里，这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5年前我家盖房子，请了两位燕郊的木匠，一对父子。有一天儿子要提前歇工，一问是要带媳妇去做产检。说起来他家这个后代可是来之不易，前一位媳妇就是因为不能生育才离婚了，现在这个媳妇是位白领，一家电器城的管理人员。老木匠告诉我，他把家里的承包地刚给卖了，5万元一亩。这么低的价钱，那时候燕郊的房子可都是七八千元一平方米了，一亩地大约666平方米，在上面盖成容积率为“1”的房子，也得四五百万啊。老木匠很无奈，就一句话，不卖不成，开发商厉害。燕郊的土地出卖一向缺乏透明度，近两年才有了公开市场拍卖。一条反腐消息揭开了当地土地市场一角：原三河市市长、书记李刚在承德任上翻船，供出受贿一个多亿，开发商动辄就“进贡”1000万元。如今北三县的房子卖疯了，距离北京中心60公里的香河县都卖到2万元一平方米了。可据媒体披露，那里的土地几乎均以底价成交，开发商不必多费分文就能拿到一、二线大城市开发商倾家荡产才凑齐的地价。万科的人去香河参加土地拍卖，居然遭到拦截和殴打，当地土地市场水深可见一斑。木匠一家就是这个土地生态链上最底层的一环，被压榨到了极点，可他仍能获得儿媳妇的尊敬，就是因为他还有最后的本钱——宅基地。听他的意思，到了“占”房子拆迁，他得豁出去了。

北京城扩张到六环路，建成区戛然而止。环路外边是村庄、工厂和田野的世界，环路内则是商品房的世界。外面的农民和里面城市人的生活迥然不同：村子里有了红白事情，村民们会把村子里的道路封住，吹吹打打一整天；村委会是一人一票的直选，选举季节候选人家访攀亲好不热闹。村头高挂的大喇叭经常广播“新农合”的信息，提醒村民报销医药费；到了节假日则是广播村民到村委会去领钱。大部分村子都把土地出租了建设工业园区，村民们能从中拿到一些分红和逢年过节的红包，每个月多则上千，少则几百。不过这些钱和城里人的工资就没法比了，年轻人还得靠进城工作，养家糊口。

自从免除了农业赋税，村民的福利在逐步提升。上世纪60年代的合作医疗，个人出一点，集体出一点，而国家不出钱，不属于国家医保。而“新农合”所需资金，是个人出一点，集体不出钱，国家出一大部分，比合作医疗更优越，已经接近发达国家针对农民和其他低收入者的医保。农民的养老金被称为“新农保”，过去的“老农保”主要是农民自己缴费，实际上是自我储蓄的模式，新农保则是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三合一”，比职工养老保险还实惠。职工养老保险没有得到国家补贴，全靠个人和雇主筹集。

问题是，新农保补贴虽有其名却少得可怜，农民60岁后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55元，这55元基础养老金是国家财政补贴的，剩下的则是个人和集体储蓄。新农保按年交，农民一年缴纳一两千元都嫌多，故而每月能够支领的数额也就几百元，和城镇职工的养老金差上一个数量级。一条六环路，住楼里的老年人的生活是旅游、养生、美食，村子里的人则是冬天晒太阳、夏天纳凉。一条六环路内外连寿命预期都不同：农村人很少去医院，到了不得不送医的时候，很多都治不好了。

在社会养老保险改革推进前工作的职工，实际上并未向养老金体系的蓄水池里缴纳金钱，这点和农民的状态颇为相似，可退休职工有权利领取社保养老金，农民却不能。理论上，改革前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养老金权益来自对国有企业的贡献、国资的积累，可农民难道没有为国家建设做出过贡献?尤其是在农产品补贴工业品的“剪刀差”时代，农产品的价格被人为地压低，农民生活困苦，如今似乎更有理由享受国有资本的“利息”。

农民的福利，尤其是城市郊区农民的福利于是主要显现在他们对宅基地的使用权上。宅基地的特点是，只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有权利享有，且是无偿取得，无使用期限限制，在理论上，宅基地使用权一旦取得，使用权人可一直使用下去。这几个特点充分显示出宅基地和房改前职工居住的公租房有着相同的福利分房本质。大城市的郊区，村民们都充分利用着他们的这一项福利：在宅基地上盖房出租。交通方便的城中村，房子盖成了楼房，一个农户几十套群租房的情况并不鲜见。可城镇居民的公租房早由承租户购买，变身为商品房，职工拥有了自由处置的权利，农民们却没有。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职工的财富一大半来自自己的房子，农民们抱着金饭碗却没饭吃。

9月19日，北京市发布《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将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并建立与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卫生计生、就业、社保、住房、土地及人口统计制度。这是对2014年国务院相关政策的响应。两年来，30个省份陆续出台各自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均提出“取消户口性质区分”。自1958年开始，在中国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城里人”和“乡下人”的户口身份识别将不复存在。

名称换了，可农民似乎还是农民。比如北京版的《意见》提出“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还是农民所独有的权利。同样的户口本，本质上还是两种人。当然，农民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应该得到提升，但公共服务的成本呢?废除了几千年的农业税后，农民生产已经不再为财政提供支撑了，此时若财政资金源源不断地反哺农村，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因而，土地交换就成为农民向居民身份转换过程中一种可行的路径。在很多地方，当农村建设用地或耕地被征用时，村集体会得到一笔钱，通常集体会平均分给个人。但作为棚户区改造的统一行动，政府已经尝试用让渡土地使用权换取农民的社保，给予老年农民和市民类似的基础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但农民心里有杆秤，对于远郊区县，土地价值不那么高的地区，社保是相当诱人的条件，可到了近郊，农民们更偏爱房子，因为房子提供了更高的价值。可对于更为偏僻的地区，农民却没有值钱的资产跟政府换取福利。

农民手中最有价值的财产是宅基地，我国虽然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但农村村民对宅基地上的房屋享有所有权并可自由处置，又因为宅基地的发放方为村集体，故而宅基地在一个村集体内流转是合法的。可是，一个村庄里的村民房屋需求有限，支付能力更为有限，这也就造成宅基地价格出奇地低廉，甚至不及同等面积商品房的一个零头，这也间接造成了农民的贫困。只有通过拆迁，农民才能合法地通过宅基地致富，可拆迁的毕竟是少数，是和城市规划有关的“偶然事件”，于是乎，村民把所有致富的希望都放在拆迁上，这也增加了政府与村民的博弈成本。

农民变居民，事关城镇居民与当地农民的公平，更不能忽视近郊与远郊、本地与外地农民的差别，给所有人以希望。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40期）

垃圾车法则

□ 夏殷棕

一天，我叫了一部出租车去机场。突然，路边停靠的一部轿车蹿到我们前面，出租车司机猛踩刹车，差一点点就撞上了那辆车。那辆车的司机冲着我们大骂，出租车司机向他挥挥手，一脸的微笑。

看到他这么友善，我禁不住问他：“你为什么要对这样的人这么好?”

出租车司机跟我说了一番话，就是我称为的“垃圾车法则”。

他说：“许多人就像垃圾车，他们带着挫败、愤怒、失望的垃圾出来，要找一个地方把这些垃圾倒掉，可能会倒在你身上，但千万不能让他们倒，要向他们笑一笑、挥挥手，祝愿他们一切安好，然后走你自己的路，干你自己的事。如果接受了他们的垃圾，势必会把这些垃圾倒给你的同事、家人。”

（摘自《演讲与口才》2016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