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颖

母亲是在一瞬间吃不下饭的。没有过渡，没有征兆，仿佛她突然就享尽了此生的福禄，她的胃里空空荡荡，无所依傍，却再也容纳不下俗世间任何东西，哪怕是一粒米。她似乎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挟持着，猝不及防地，她被洗劫一空。

在遥远和邻近的日子里，母亲吃饭时都端坐如莲。而在这日清晨，像是接到一道秘密的召唤，她突然放弃了这个姿态。确切地说，她头天还在接受数百位来自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对她七十岁生日的祝贺，大家热闹成一团。这是她此生最鼎沸的一天。一部分先来的客人没有直接去餐馆，而是挤在母亲寡居后拥挤的六十个平方的房间里。

六十个平方，是我们一家五口曾经住过的地方，我的父母，我的弟妹，我们一家五口曾经住了十几年的房子。这套两室一厅的居室，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家买下的，也是我父母名下唯一的房子。最初父母的单位让我们搬进这套新房时，我们都知道房子是“分”的，每月只要象征性地向单位缴纳一点租金，但那时候房子不是商品，分到手的房子，和现在有多少年主权的房子是一个概念，除非可以分到更好的房子搬走，不然没有人会赶你出门。我们住了几年后，某一天，单位突然出了个政策，如果要继续住的话，就要一次性出钱把房子买下来，大家都觉得难以接受。因为以前住房是不用花什么钱的，而现在一次性要交七千块钱。

七千块钱！就像是一场地震席卷了我们的生活，父母和别人家的父母一起骂这个“坏”政策，但是父母们很快知道，他们不可能逆潮流而动。如果他们不交钱，我们就要卷铺盖走人。于是，他们万般无奈咬牙买下了这六十平方，除了父母的卧室外，我和妹妹一间卧室，弟弟在阳台上支了一块木板，就是他的床了。

既然有了产权，为了让客厅显得大一点，父母在客厅大门正对面那面墙上，装上了一块与墙面同大的蓝色玻璃镜子。我走到别人家去，一时间，这栋楼以及周围的楼，甚至整个家属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在那面墙上装上了这样一块镜子。一面镜子，把我们的空间扩大了一倍。我们在这个世界说笑、嬉闹、吵架、哭泣，我们也恍恍惚惚在镜子里那个灰暗的世界说笑、嬉闹、吵架、哭泣。我们的内心塞得满满的，又奢侈又幸福，我们住在第一批商品房里，对着镜子，仿佛我们在另一个世界重活了一次。我们一家五口，恍若是一家十口。

有了这么大的空间，因此，那时，我们并不觉得拥挤。

我那爱漂亮的妹妹，经常边梳妆边对着镜自语：“镜子啊镜子，你说这世界上谁最美？”母亲总是呵斥她：镜子是有镜神的，不要这么轻浮！

我们仿佛要这样沉默地喧闹地度过一生。镜子里那五个人也仿佛要这样灰暗地打发掉一生。

后来，我们姊妹三个陆续成家离家而去，父亲也在十年前的一个夏天离去，母亲从此一个人住在这六十个平方里，却常常觉得拥挤。她总是说，房间里东西太多了，要丢掉一些，但她什么都舍不得丢掉，于是房间里东西越来越多。她每天忙着跟这些老旧的物件情意绵绵地说话，而另一些物件被她忽略。

父亲去世后，我替母亲把那个老旧的家敲掉了，我把那面曾经显得亮堂堂、后来越来越暗的墙镜卸掉扔了。我越来越讨厌那面镜子，那面蒙尘的镜子，总是灰蒙蒙地映照着这边的世界，我们在那蓝色镜子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黯淡，那里面影影绰绰，收藏了我们那么多年嘈杂的记忆，那里面收藏了客厅里那么多杂七杂八的物品，那里面我们的所有明亮都被过滤成灰暗。

所以，我请装修师傅上门，第一件事就是拆了这面镜子。这面承载了多年平淡琐碎生活的镜子，它沉默不语。当蓝色镜子被敲下来的一刹那，“哐当”——我们的生活一触即溃。

镜子卸掉了，母亲就真的只剩一个人在家里了。

那些被母亲忽略的，都是我对母亲撒谎把价格压缩了数倍的东西。而她仍旧觉得太贵。我给母亲买的昂贵茶几，从来没有露出过本来面目，一直被她用旧纸板盖着使用，仿佛下面蹲着的是一个破烂的茶几。我给她买的玫红色沙发也没有露出过本来面目，一直被她用旧床单盖着，仿佛下面是一套见不得人的沙发。我给她买的洗衣机，我已经忘记是什么样子了，因为一直被盖在一块年代久远的旧衣衫下面。我给她买的液晶电视，她小心翼翼只看一个台，每天只看一小时，最小限度地去动遥控器。我给她装修的一切家什，都被她小心遮蔽着，不露声色。我总担心有一天，它们会不顾一切冲出来气喘吁吁找她理论，它们不明白，母亲只是害怕糟践它们，母亲舍不得我为她花钱，她想假装看不到这一切。她只跟她以前的物品说话。

老房子装修一新，按母亲要求留下了她陪嫁的蝴蝶牌缝纫机、一口装过父亲衣服的旧木箱、一些父亲当年亲手做的骨牌凳子。啊，骨牌凳子，当我敲下这几个字的时候，我才惊觉，这其实是几个我母亲此生几乎每天都会提及的字眼，几十年来我居然从来没想过“骨牌”这两个字是哪两个字，该怎么写。现在想来，骨牌，也就是麻将，骨牌凳，就是凳面像骨牌一样的凳子吧。

那些年，母亲每次吃饭前就会对我说：“颖小姐，把骨牌凳子搬过来。”

我们家有五个骨牌凳子，吃饭才用的。母亲说，坐有坐相，吃有吃相，吃饭要坐直，坐直才有吃相，所以吃饭不能坐有靠背的椅子。

母亲端坐威严，她随便往那儿一坐，便对她的丈夫以及三个子女都有莫名的威慑力。母亲出身书香世家，母亲有四位哥哥弟弟，她是独女，自小被父兄宠大。她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她不用说什么，只用眼神一扫过来，我们都立马噤声。她对吃饭有特别的仪式感，她不允许我们咂巴嘴，不允许我们把筷子伸进汤碗，不允许我们把筷子头对着人摆放，不允许我们不端着碗吃饭，不允许我们在碟子里扒拉菜，不允许我们边吃边说话，我们没有餐厅，客厅就是我们的餐厅，我们一家五口沉默地坐在客厅吃饭，蓝色镜里另外有五个人，也在沉默地吃饭。

无论我们家曾经多么贫穷多么拮据，母亲都竭力保持着这种端庄优雅的态度。绝不苟且。

母亲七十岁生日这天，来了这么多客人，都挤在她的客厅、卧室、厨房、厕所。有些人坐在蒙着被单的沙发上，有些人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有些人坐在骨牌凳子上，更多的人站着晃来晃去，每个人一转身就会撞见另一个人的面孔，大家客套地笑着，母亲把自己娘家的亲人介绍给她的亲家，又把亲家的亲戚介绍给她的老同学。母亲笑容灿烂，心情大好地听着客人们夸奖她的孩子孙子们。客人们手上捏着一次性茶杯，另外一些一次性茶杯散落在桌上，或者被小心翼翼地放置在椅子脚边，被没注意的客人路过时一脚踢翻，茶水浸入地板的木缝里。我给她装修的木地板，她一直只穿袜子走在上面，但这一天被无数双女人的高跟鞋、男人粗大的皮鞋底踩踏着，母亲视而不见。

这一天，她无比兴奋，她饱满圆润，她穿着大红的针织衫，衬得她红光满面，这一定是她此生最拥挤的一天。后来，我一直在想，是她的那些被遮挡的家什支楞起耳朵，敏锐地听着大家闹哄哄一片，她的那些被藏起来的家什不怀好意地谋划好了一切。

二

生日宴后的第二天，母亲像往常一样起来，洗漱后，却发现突然不能像往常一样进食了。她打电话给我：“我吃不下东西。”

我远在另一个城市，只能电话安排她去单位上的医院先检查，结论是贫血。

过了两天，母亲仍旧吃不下，没力气。每天只能喝水。我打电话找好当地保姆去给她做饭做卫生。但无济于事，她仍旧不吃。

我就想不明白，什么叫吃不下，吞咽啊！这个与生俱来的本领，难道活到七十岁会突然失去吗？

母亲说：你不能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像是觉得喉咙是满的，被不知道什么东西塞满了，吞不下去，强咽就会吐出来。

我强行给她喂食，她被强行灌下的只有很少很少的素菜汤了，她再也不能沾荤腥。她吃一点油腥，就会反胃。

我把她接到省城的大医院，医生简单询问后，在病历本上涂了一堆难以辨识的字迹，以我有限的知识，我一个字也不认识，医生一定是得意于我不认识他写的字，不然他不会像包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那样抬眼望着我们，等着我们发问。我急切而空洞地发问：“您考虑我妈妈这是什么病啊？”他用笔杆敲着桌面：“这个情况很复杂，必须做一系列检查。建议你去住院，你到门诊查来查去查不出什么名堂的。”他开出一张住院单，叫我们去十六楼内分泌科住院。我则屏声静气，怀揣着一个巨大的谜团，走出门来，仔细辨识病历本上的字，十分钟后，我终于连猜带蒙认出四个字：“食纳下降”。我很想回去告诉医生，我认出你的字了，但我的母亲并不是食纳下降，是停止纳食，停止纳食！

住了二十余天院，做了各项检查，除了轻度贫血，什么都没查出来。轻度脂肪肝，轻度胆囊炎，轻度血糖增高……一切都是轻度。我问医生，这些是引起她厌食的原因吗？医生说，有可能，还要继续做各种检查。

每天在医院这栋楼那栋楼做各种检查，人群嘈杂，母亲厌烦透顶。电梯里的男人大大咧咧地按着电梯按钮，女人们则小心翼翼地把手指弯成弓形，用手指的背面或者钥匙沉默地按钮。电梯里塞满各种推在轮椅里的人，男女老少，一个个都像人生的失败者，他们被家属推着，无一例外地垂着头，他们早已顾不上体面，浮肿的脸上是漠然的表情，他们的轮椅旁挂着导尿管，也许是血浆，混杂的颜色不知道是从体内流向体外，还是体外流向体内。他们其中有的在大声咳嗽，有的大声喘气，嘴里呼出的恶臭充斥在狭窄的电梯里。

母亲接受了各种冰冷器械对她的扫描、窥探，她的尊严荡然无存。刚进院时，她每次都要重新把外面的衣服裤子穿好、梳好头才去洗手间，几天后，她不再讲究，她穿着内衣和秋裤在医院的病房走廊上到处晃悠，披散着头发跟隔壁的病友聊天。她走路开始蹒跚，她总是把尿一大半撒在裤子里，她上完厕所逐渐忘记了要穿好裤子。

医院的患者各揣心事，在这里，一切的不体面都不足为奇了。但是母亲还是在小声跟我议论隔壁病房那个三百多斤重的年轻男人，那个只能斜倚着病床的男人，他的肉实在太多，以至于他根本站不起来，而躺下去就没人能扶起他，他自己即使挣扎着也很难坐起，他病床上的床栏必须放下来，不然就会卡住他的身体，动弹不得。母亲告诉我她打听来的事情：那个男人刚结婚一年多，结婚时才两百来斤，结婚后暴涨到三百多斤，母亲说，他的老婆把他照顾得太好了。他有一个令人恐怖的胃，他的食具是一个不锈钢的面盆，母亲目睹他每餐疯狂地吃掉满满一大盆食物还在喊饿，而我的母亲依旧不沾粒米。

她紧闭双唇，不接受这个世间的任何食物。短短一个月，她迅速干竭，曾经饱满红润的脸枯槁成一朵颓掉的水莲花。这朵水莲花从某日起突然开始发烧。

医生怀疑她被感染，于是要不断抽血，还要逐处排查感染源。每天抽几管血去检查，母亲已经无比虚弱。她说：我觉得全身的血都要被抽干了。

母亲被送进妇科诊室，冷漠的女医生要她脱下裤子检查，她难堪不已，女医生拿个很长的类似棍子样的器械要伸进她下体，她猛地甩开，用虚弱的气息骂女医生“流氓”！女医生白了她一眼，在诊断书上写了句“患者不配合”，就叫了下一个。母亲慢慢吞吞地落荒而逃。

三十来岁的主治医生站在她床边大声劝慰：娭毑，你放心，抽血不会导致你贫血的！娭毑，你现在必须做检查才好判断病情！娭毑，我们也不想折腾你，但你的病摆在这里，不检查不行！

母亲奄奄一息，她想不明白：我现在是吃不下饭，你查我妇科干什么？我一辈子没得过妇科病。

主治医生说：吃不下饭就要查原因，可能是全身性的慢性疾病引起的，所以要仔细检查！

母亲扭头流着泪对我说：我不要跟她说话，她嘴巴太厉害了，她太能说了，你要她走开。

在母亲和医生的不断交手中，七十岁的母亲完全败下阵来，她做了各种检查后，病情没有丝毫起色，每天仍旧不吃东西，再加上了每天发烧，全身上下不痛不痒，没有任何异常。医生把她的抗生素升到了顶级。

主治医生跟我说，会有一个漫长的检查过程，可能是几个月。

我强压住自己的不信任，满脸堆笑地说：我知道你们辛苦了，但是我妈妈情绪不好，那这几个月，都不能解决她不吃饭的问题，只能天天吊水，打抗生素吗？

医生说：这个检查就像抓小偷一样，比如血液被感染了，我们就要查感染源，但是，这个感染不是每抽一次血就能抽中的，所以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我说：假定这个“小偷”是存在的，只是不知道它藏哪儿了，如果这个小偷很狡猾，有没有可能一辈子都抓不到它？

医生说：这个病就是这样的，没办法。

我说：这个是什么病？

医生说：我们考虑是慢性贫血。

我实在忍不住说出自己的万分疑惑：既然是贫血，应该把血补上来就好了啊。不是做了骨髓穿刺说不是造血功能的问题吗？为什么补了一个月了还是不吃？你确定慢性贫血会引起厌食，完全不进食？

她眼神飘忽但言辞冰冷：谁也不能确定，但有这个可能。

学医的朋友告诉我，千万不要这么耗下去了，这样打抗生素老人家的肾经不起的。发烧很有可能是在检查过程中感染的炎症，既然查不出，要不就转院，要不就换科室。

母亲的弟弟、我的小舅来看她。小舅握着她的手说起他们童年在老家坐在船上游荡的事情。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母亲被父母兄弟们视若珍宝。小舅说，永远记得她在船上咯咯笑着的画面，好像就在昨天。小舅说，那时候家里好穷啊，经常饿着肚子，但是几兄妹在一起游荡很开心。

我想像着饥饿的母亲在河面上灿烂笑着的样子。

此刻她仍然是饥饿的，却失去了她的欢颜。

医院耗了一个月之久，医生仍然束手无策的时候，会诊时某位医生说：可能是某种潜在的精神原因导致的吧。

母亲急切地对我说：我没有精神问题，我不想住在这里花你的钱，我很想吃饭，只是卡在喉咙这里了。他们想推卸责任，治不好病就把责任推到我的精神上，因为精神上的病是不那么好治的。我精神很正常，我又没疯，我清醒得很。

我知道母亲没疯，她内心精明且端庄。她知道自己病得不轻，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她明白，医生不会比她知道得更多。她执意要出院了。

也许，真正有病的，恰恰是那些道貌岸然自诩专业的专家。

也许，真正疯狂的，恰恰是我们这样貌似健康正常热火朝天的生活本身。

三

一世要强的母亲在医院的盥洗室洗刷掉晦气，像个斗败的公鸡那样，决定跟我回家了。我像领着一个小女儿般，把像个孩子一样哭泣的虚弱的她接回家了。

我内心慌乱泪下如雨地给她铺好床，我心里害怕得要命，我害怕这成为她最后的病榻。

她像是在我家开始了新生活，她认真想了很多想吃的东西，但是一端到嘴边，她就开始嫌恶，她扭过头去，不再想看它们一眼。这个一辈子把吃饭当成神圣事业的女人，她彻底停止进食了。她义无反顾地紧闭双唇，对我们喂过去的食物嗤之以鼻。

我一生都惧怕母亲，我惧怕她的大眼睛，我没有遗传她的大眼睛，那里面藏着的是让我胆怯的内容。小时候，即便她闭着眼睛躺在另一间房里的床上，也知道我偷偷藏了一个小玩意儿在书包里，在我出门上学的时候，她会准确无误地说：把书包里的沙包拿出来。这样的我，自然从来没有主动碰触过她，但现在，我的惧怕一点点流失，我每天都用手试探她的额头有没有发烧，我无限温柔地握着她的手，抚摸她的脊背，我帮她洗澡，给她梳头，无限怜爱地问她：“你想吃什么啊？”

她撒娇般说：我肚子快饿死了。

我说：你想吃啥，我立马变出来。你要吃天上的星星我也帮你去摘。

她说：我就是想不出来我想吃什么。

我每天变着法子，给她灌各种流食。果汁鸡蛋牛奶稀饭，每过一个小时强喂一次。我在厨房里煮鸡汤给她吃，鸡汤的气味飘进卧室，她难过地用被子捂上鼻子：“我不能闻这些味道了。”

她皮肤的皱褶里藏满了眷恋，她越来越爱跟我撒娇，只要我离开她一会儿，她就焦躁，她的小女儿搞不定她，她的大女婿搞不定她。我一回来她立马跟我告状：“他们都不知道我要吃什么。只有你知道。”她感觉大限已至，她不断地跟我说：我那套房子是要留给你弟弟的。我说：“你胡说什么啊，我是不会要你一点东西的，何况你还要住到一百岁。等你一百岁了，我也快八十了，到时候要你喂我吃饭。”

我看到她体内很多东西凸显出来，筋脉、骨头，丝毫毕现。瘦，是一种凌厉的姿态。母亲瘦了，瘦到不可思议。我不知道我眼前这个母亲，还是不是从前那个母亲。她的质地完全改变了，她的分子结构似乎不再是从前的了，她的思维变得混乱，她的体温居高不下，她分不清早晚，她气若游丝，很多陌生的话语从她嘴里冒了出来。我尤其害怕与她的眼睛对视，她曾经美丽的大眼睛里空无一物，所有的神采都被洗劫一空。母亲不再讲究。她以前从来不在我家的坐便器上上厕所，宁愿跑到外面的公用厕所，而现在，她什么也顾不了了。她的涎水流了出来，就直接往枕头上一擦。

她失去了她的体面、失去了她的视力、失去了她的食欲，但她仍然没有失去她对世界的庄重态度。她已经虚弱到上完厕所穿不上裤子了，但她还在怪罪她的小女儿扶起她的时候用力过猛，她怪罪那片挡住她看往窗外的窗帘，她怪罪楼上一只每天不定时汪汪乱叫的小狗，她怪罪她的哪位朋友没来电话问候她，而其实她并不会接别人的电话。她时而异常清醒，躺在床上，隔着一个客厅、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依然听清我淘气的儿子念错了书。

四

很多朋友窃窃地跟我说：实在不行的话，去信下迷信吧。

我们找了一位通阴阳的道长。

道长给我们斟茶，道长说，这个水不是自来水，是从山上拖下来的山泉水。我问：为什么那么老远运水呢？这么多送纯净水、矿泉水的公司，请人送上门不好吗？

道长说：当然送水是方便，但是，环节太多了，假如那个送水的师傅，带有负面的信息，那他给你送的这桶水，也就被感应了负面信息，喝了这个水，对人体也是不好的。

道长说：不要轻易做寿，做一次寿宴，杀生无数，一个人的福报是有限的，一次损耗过多，对自己并不是什么好事。

道长说：不要追求太多的东西，有些东西并不属于你，你强行拥有了它，就会从另外的地方拿走你的福分。

道长说：家里要保持干净，有些年深月久的东西，要经常整理，很多东西都是带有信息的，有磁场的，对人体也是有影响的。该扔掉的就扔掉。比如，冰箱里的牛肉，该吃掉的吃掉，不要长期堆放。角落里的杂物，也要收拾干净。

道长说：你母亲家的冰箱在东北角，里面有不少牛肉，去拿出来吃掉，不要存放在那里。

我们暗暗心惊，母亲的冰箱确实长期摆放在家里的东北角，我回家问母亲，你冰箱里还有牛肉吗？

母亲说：有哇，我进医院之前还买了五百块钱的牛肉，分了三个袋子装着，等你们回去吃的啊。

我万分惊诧，叫家住母亲附近的弟弟赶紧去把牛肉拿出来吃了。

然而，母亲身体还是不见好转。

道长说，你去看看，你母亲家里有什么比较顽固的旧东西，比如别的师父放置的辟邪法器之类的，比如跟家里气场不相融的东西，把它扔了。

我说，我家里没有请过师父，也并没有什么法器。

我们回到母亲的家，翻了一轮又一轮。没有。什么也没有。

道长说，一定是有什么，这样，我跟你去家里看一趟。

道长跟随我回到了我二十年前曾经住过的娘家。

这是我少女时代的家，这里有父母当年买下的六十平方。这是一个拥有数千职工的陈旧的国有企业，所有的家属房都在厂区旁边。树木粗大，人们聚集在树下聊天打牌，麻将馆传出的声音噼里啪啦地警告每一个陌生的来者：这是我们的圈子，你不过是一个外来人。坐在树下扯闲谈的妇女们毫不掩饰地对我指指点点：“李师傅家的大姑娘回来了。”

李师傅。这是人们对我父亲生前的称呼。他大字不识，仗着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这个身份，貌似理直气壮内心却诚惶诚恐地过完了自己蒙昧的一生。如今，他已经走了十年，隔着十年的光阴，在我土生土长的出生地，我依然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我身上永远地打着父亲的烙印。我是他的女儿，我为了他的妻子而来，那个他生前极尽宠爱而又永不可及的妻子。他永远不会想到，十年之后，那个在生前总给他压迫感的、吃饭始终保持仪态优雅、一再挖苦他喝汤发出哧溜声音的妻子，会因为不再纳食而一败涂地。

我不敢抬头看那些在树荫下对我指指点点评头论足的人们，我离开了二十年之久，我几乎忘记了他们姓甚名谁，我知道，这些年来，就是这些人每天和我的母亲生活在一起，我没有勇气面对这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我害怕他们对我说起母亲的生活细节，那样我将无法原谅我的缺席。

我佯装镇定地穿过一个又一个居民聚集地，我路过厂区的一栋破旧的房子，我记得那里曾经是一个大澡堂，职工家属们下班后便聚集在这里，这是我二十多年前曾经出入的地方。在我的少女时代，每到下午下班时分，就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守在门口，假装检查洗澡证。

其实，洗澡证是可有可无的，大家都是熟人，刷脸就好了。事实上，我视澡堂为畏途，只去过极少的几次，那个大大的房子里，几十个水龙头整齐地排在四面墙上，每个龙头中间没有隔断，那里有白花花的热水，先去抢到水龙头的女人们，总是不会顾及后面等待的女人们，她们享受着磅礴的热水，慢条斯理地研究自己的身子，洗洗擦擦，顺便把自己的衣物都在这里洗干净了。我不敢把衣物褪尽，总是穿着内衣双臂遮掩着前胸，害羞地低头呆在一个角落，等着先去的人们让出一个龙头来。守澡堂的看门人每过二十分钟会进来一次，用鄙夷而暴躁的口气对着所有的人叫喊着：都自觉点啊！回去洗衣啊！别人还要洗澡啊！她用眼白翻着那些确实在洗衣服的人们，而大家置若罔闻。

裸露的洗衣者和穿着衣服的看门者彼此厌弃。裸露者并不因为自己没穿衣服而感到尴尬。而穿着衣物的人气焰高涨，认为自己有颐指气使的资格。她们之间，有着女人与女人最常见的排斥。龙头与龙头之间没有间隔，女人们都毫不知耻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光着身子，一边擦洗身体最隐秘的部位，一边有意无意互相观望对方的肉体。所有的肥肉都扑面而来，放肆地在热气中蒸腾、喧嚣、触目惊心。女人们的羞涩荡然无存。我对肉体的憎恶感、恐惧感，从此挥之不去。我总是把那些张牙舞爪的肉体想象成一头头猪的胴体，而我又总是把真正猪的蹄子看作是踩着高跟鞋的女人优雅矜持的脚。这真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

我尚记得，这个澡堂的后面，是一口池塘，它叫莲花塘，史载，公元399年，河南王侯景反，泊军城陵矶莲花塘。就是这口从两千年前就存在此处的池塘，在我的少女时代，澡堂的污水全部直排进这口塘。池塘里有很多鱼，倘若我们在街上买了鱼回来吃，我们一定能分辨出那个鱼是这口池塘里的，还是长江水里长大的。因为，这口塘里的鱼，喝着澡堂里的废水长大的鱼，即便煮熟了，熬成的汤，也充满了洗发水洗澡水洗衣水的味道。如果不小心买回了这个塘里的鱼，那我是绝对不肯伸筷子的，我拒绝喝洗发水洗衣水洗澡水，而我的父母断断舍不得倒掉这道恶心的菜，我的父亲，永远收拾着家里剩饭剩菜的父亲，总是飞快地把它们一扫而光，心满意足地抹嘴离桌，像是光荣地收拾了一个残局。

现在，这个澡堂子，已废弃多年，它的水管子被截断，当年充斥着香皂泡沫、廉价生活气味的水沟早已干涸，只有四散的烟盒、塑料袋、瓜子壳结满蛛网。曾经用来放置换洗衣物的柜子早被拆除，剩下空荡荡的水泥柱子旁，摆着几个麻将机。如今，这个废弃的澡堂敞开着，静候着，不怀好意地注视着每一个经过它的人，自我走后，家家户户都安装了热水器，它就失去了澡堂的功用，它已经作为一个灵堂，偏安在厂区一隅。

是的，这不再是澡堂，它现在是一个灵堂。我路过它。它平日废弃地呆着，来了生意就骤然热闹，它成了这个单位的人们最终都要去的地方。它不急不躁，等候着欣然接纳属于此地的每一个人。因此，无论如何，那些躯体，那些曾经热腾腾的水灵灵的鲜活的躯体，那些曾在澡堂子里辗转的身影，最终，仍然是要赤条条地回到这里来，换上簇新的殓衣，沉默地、冰冷地，从此处穿行到另一个世界。我的眼泪突然夺眶而出，我想，我的母亲，那个带着我们姊妹三个从贫瘠年代里沐风栉雨冲杀出来的母亲，不论她此生还会不会吃饭，她终归要回到这里，而我，在不可预知的某年某月某日，终归要将她的躯体深埋。

似乎是走过了整个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此刻薄暮冥冥，我领着道长站在母亲的门前。走进家门，道长拿着罗盘，站在正门口看了一眼，径直走到对面那面墙，走向那面曾经挂了整面蓝色玻璃的墙。那个墙角放置着一个储物柜，母亲舍不得用，一直用一块绒布小心翼翼地盖着。道长笃定地掀开绒布，移开柜子，要了钳子，在被那块绒布遮住的墙的角落，在我的瞠目结舌中，他用力拔出一根当初用来承载那块蓝色大镜子的、锈迹斑斑的螺丝钉。——这一瞬间，我看到那里有一面虚无的镜子，映照尘世的我们。

我们终于没有逃过那曾经垮掉的旧生活。无论我们如何用光鲜去掩盖，我们终究抹不去镜中的所有灰暗日子，即便它早已支离破碎，万劫不复。我的母亲，那个不适应家里只有一个人的母亲，那个失去了镜中人的母亲，我们都渐渐离她而去，她的影子也随着镜子离她而去，我腾空了她的房间，她却腾空了自己的胃囊，也腾空了过往七十年的风霜与灰烬。

我随时等候着母亲的降罪。

我们随时等候着生活的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