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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启蒙:礼堂文化

2017-01-16李晓斌

钟山风雨 2016年6期
关键词:礼堂戏台大队

李晓斌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月,人民公社的礼堂就是至高的精神殿堂。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大事都在礼堂里演绎与传播。我的童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恰逢人民公社的鼎盛时期。我家与大队礼堂毗邻而居,礼堂成了我童年最主要的活动、玩耍场所。礼堂是民间的文化阵地,除了浓厚的时代政治色彩,应当说是乡村的文化策源地,也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们的美学启蒙之地。

赣西山乡莲花县,有个小小的县城,一条接近狭长椭圆形的环形公路,将县城街道串联在一起。县城所在地的公社叫琴水公社。琴水公社最初设在一户地主家大宅子里,与我家相距不到二百米。公社下辖五一、五四、七一、八一四个生产大队。我家住县城南门的五一村,祖母和大姐是大队社员。五十年代,搞合作社的时候,我家以三亩地、几块苎麻地、一头耕牛和成套的农具加入了合作社。后来,合作社演变成生产大队。我家入社的财产,无疑已经公有化了。大队下面,还设小队。我家编在五一大队第六生产小队。虽然我家其他人是商品粮户口,但我们姐弟和一般的农村孩子并无区别。我也会和其他孩子一样,扯猪草、拾野粪、放牛、莳田……甚至还担任过乡规民约的临时“照约人”。当然,我毕竟是个学生,我得读书,只在早晨和傍晚时分帮助家人干些农活。由此,在我的意识里,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农村孩子。尤其是,五一大队的大礼堂就在我家隔壁,这就有了某种归属感。五一礼堂是全大队最高大最宽敞的建筑物,前为厅,左右各一间厢房,进去就是几百平方米的大堂,大堂的两边开有双开的侧门。礼堂的最上端为主席台,是个戏台子。左右也是各一间房子。大堂的入口旁有板梯,通往二层的木阁楼。礼堂的左侧,还有一排附属建筑,是单边的房间,大约有十来间。

大礼堂的四面墙壁粉刷了一块块方形的白粉,以工整的楷书书写毛主席语录。礼堂的外墙,更是刷上了赭色的大标语,一个字就有人那么高,诸如“农业学大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这些标语和语录大多是大队里的书法能手李小虎书写的,这几乎成了我学书法的范本。也许是礼堂里墙壁不够,就连我家的厅堂也刷上了四块白粉,李小虎以红漆留下了他的楷书“杰作”。内容当然都是大家几乎可以背诵出来的毛主席语录。那字体,接近颜楷。颜真卿的楷书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只知道,那字写得丰满有筋骨,非常好看。我也学着用墨汁在自家的墙上涂鸦,还好我身高不够,只写了墙壁的下半部分。在学校里教书的爸爸回来了,严厉地责问我:“为什么在墙上写字,洗掉!”

我打了一盆水,以抹布将墨字全部清洗干净,像是在毁灭证据。还好是刚写上去的,墨汁未干,清洗容易。爸爸见我爱写毛笔字,就开始教我学书法。每天早晨,我搬出一张分配来的地主家的椅子做书桌,端坐在矮凳子上,认认真真地练字。祖母虽然不识字,但时常鼓励我说“字无百日工”,意思是练字要持之以恒。后来,祖母还带着我去拜访了队里的一位书法先生李大成。李先生年过古稀,拼了老命学骑自行车,结果摔得腿骨骨折。他拄着拐杖,当场给我示范书法用笔。他说,他的字主要受钱南园的影响。钱南园是清末学颜体最好的一位书法家。他指着他的字说:“你看,这个字就是典型的钱体。”那天,我穿件白背心,上面还破了几个小洞,没有穿外衣。李先生说,书法就是一件得体的外衣,就像你,不穿外衣就不雅观。最后,李先生写了张“书山有路勤为径”条幅赠送给我,勉励我要好好学习。现在我能够参与书法圈子的活动,像个文化人,想起来,是大队礼堂墙壁上毛主席语录,给了我最初的书法启蒙。

那时候的礼堂还是个陈列室,时常陈列一些反映旧社会贫下中农受压迫的场景。满墙壁贴上了黑白的线描画,类似于连环画。画的下端则以文字加以说明。我刚读初小,识字不多,感兴趣的自然是那些画。在孩童的眼里,那些画,几乎是惟妙惟肖的经典。图文展示之外,五一礼堂还塑有与真人一样高大的泥人。一个为地主家挑水的妇女,一只手扶着扁担,另一只手还牵着个小孩。头部、手脚是泥塑彩绘的,而身子用钢筋支撑扎了稻草穿上衣服,那扁担与水桶是真的。据介绍,这位挑水的妇女是个长工。地主婆有意刁难她,一担水只要前面的那一桶,后面的一桶倒掉,说是长工放了屁在里面。另一间房子里也有塑像,地主坐在桌前拨打算盘,气势汹汹地面对着还粮的雇农。那神态,就像是活的,让人如临其境。时间长了,那些塑像坏了,大队社员居然将那人物的头部取下来,插在稻子堆里,吓老鼠。

办食堂的时候,我家刚建了新房,厅堂面积较大,大队就在我家办食堂。后来,食堂停办了,但曾经在我家办食堂的痕迹还在。廊下墙壁上的壁画就是明证。一个戴着帽子的炊事员满脸笑容地面对刚揭开的热气腾腾的蒸笼,正在用夹子夹包子。那是用墨汁绘在青砖墙上的,加上有些时间了,很有古意。我时常凝神观赏。

五一礼堂陈列的绘画、塑像为我打开了美术的门窗,成了我描摹的对象。一有时间,我就在纸上画画。画线描,也画一些类似黑白木刻的图样。小学一年级,上第一堂美术课,老师在黑板上画了只老虎。老师画,我跟着在图画本上画。老师画完了我也画完了。线条一次成功,不用橡皮擦,不用修改。老师见了,觉得奇怪,当场拿着我的图画本,在课堂上示范,夸奖我。小学毕业的时候,照毕业照,美术老师特意和我站在一起,说:“和未来的画家挤一块。”虽然,我没能成为画家,但是,美术就像一枚种子,播在我的心田。至今,我依然爱好写写画画,这无疑是大队礼堂陈列的美术作品给我的影响。

礼堂最热闹的时分,当然是唱大戏。五一大队活跃着一群文艺积极分子。我惊异于他们的无师自通,似乎天生就是做演员的料。他们正当青春,也有个别上了岁数的,反正都是我认识的,而且李姓居多,有的还是我本家的叔叔。大队礼堂的戏台就是排练的场所。只要一听到锣鼓响,我就循声而去,看他们排练,可以消磨大半天的时间。那戏,有样板戏的风格,也有民间三角班的调子,有人将之归纳为赣西采茶戏。有唱有白,有舞蹈,有台步,有文戏有武戏,龙腾凤翔,袖舞成风。小小的木板戏台,连着大千世界,连着风云变幻的大革命时代。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伙子在戏台上的劈腿动作,“啪”的一声,小伙子腾空而起,在空中打个一字马,手恰好拍在那白色运动鞋上。那动作、姿势,潇洒,刚劲,很有英雄气概,令人叹为观止,也令我钦佩不已。表现喜庆氛围时,演员们就扭秧歌,一群大小伙子有些夸张地扭屁股,那秧歌扭得自然别有一番趣味。排练的时候,是不扮装的,脚上的解放鞋、运动鞋,还有自制的布鞋,将戏台踩得咚咚响,灰尘弥漫。此时,往往没有伴奏,就由导演嘴巴子打节奏,咚嗒咚嗒咚咚嗒。这似乎更有原生态的意味。

一般排练大半个月就开始正式演出了,演出选择在晚上。那时候,社员家是点煤油灯照明。而我家隔壁的大礼堂则灯火通明,百瓦的大灯泡,照得戏台上亮如白昼。大队社员三五成群,自带长条凳子去看戏。那情景就像过年过节一样喜闹。五一大队排练的节目,给我记忆最深的是九场京剧《杜鹃山》。说是京剧,在大队剧团的排演下,更接近采茶戏,有些湖南花鼓戏的味道。《杜鹃山》讲的是湘赣边界农民自卫军在党代表柯湘的带领下,与地主武装斗争的故事。正面人物都是浓眉大眼,脸上用红纸擦得非常红亮。反面人物,则都贼眉鼠眼,脸色苍白,带点青色。农民自卫军负责人雷刚下山救母,中了敌人的圈套,被捕入狱。演雷刚的演员,身体魁梧,方眼大面,皮肤赭黑,他有个外号叫“铁脑壳”,真的像是铁打的。只见他戴着手链脚链,一步步横着步子在舞台上走着。党代表柯湘带领农民自卫军来营救雷刚。雷刚借机用力搬起地上的一颗大石头(那是布袋里装些破烂涂上油漆仿造的石头),砸向敌人。舞台上敌我双方展开了白刃战。那刀往敌人腋下一插,敌人夹住,表示中了刀。敌人踉踉跄跄从旁边的小门出去,就表示结果了一个敌人。雷刚得救后,依然用地上的石头砸开手链和脚链。戏的最后,当然是红旗招展,插上了井冈山。背景是放幻灯片,倒也可以时常变化,营造氛围。伴奏的,就在戏台旁边的幕布后面,锣鼓钹、二胡京胡,还有檀板。鼓乐一奏,热闹非凡。

除了《杜鹃山》《红灯记》《沙家浜》等全国流行的样板大戏外,大队剧团还自编自演一些地方剧目。如《血沃杜鹃红》《红缨一枝枪》,都是讲井冈山、湘赣苏区的革命斗争故事,与《杜鹃山》大致相近。

令人激动的时刻,是大队剧团参加县里的调演比赛。从全县各个大队的剧团挑选了一批节目,在南门广场上演出。那是个露天的大沙洲,而戏台高大宽敞,是全县最气派的。广场四周耸立四块有房子高的语录牌,上面的字都是水泥做的,刷上了油漆。调皮而大胆的小孩子从侧向踩着那些字,爬上高高的语录牌,坐在上面看戏。我胆子小,也爬不上去,只能席地而坐,坐在沙洲的草地上,眼睛盯着戏台不放,生怕闪过了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细节。这时候,我才知道,演员的白头发是扑了粉的,长瓣子也是接上去的,而缺牙是贴上了黑纸。蚊子就在裸露的手脚上叮,啪啪一拍就是了,戏是看得津津有味。《红灯记》有句台词“磨剪子哟戗菜刀”,成了我儿时的口头禅。散戏时分,意犹未尽,回家一路上与小伙伴们聊戏里的故事,学做戏里的动作,调跑得老远地唱戏文。

那时候,戏不仅在礼堂、广场上演,也上田间地头演。打禾了,田里割出了空旷的土地。社员们在辛勤地收割打禾,这边演员们就在空地上演出。平时在礼堂里排练或是演出,那几乎有点优雅的味道,而烈日当空,在田野上演出,汗水冲洗得脸上的红粉斑驳陆离,惨不忍睹。当然,演员的劲头十足。红旗是要插的,还有以两根竹竿挑起的横幅标语也是要的。戏台上开幕布关幕布的环节是减了,其他则还是尽量做到和戏台上一样。打禾的社员其实是没有多少时间观赏节目的,但演员还是劲儿十足地表演。劳作的社员与表演的社员,在戏里戏外更精彩的是语言的交流。打一字马的,社员戏说:“别扭了胯,老婆会骂的。”和女演员有些亲近动作的,就说:“哎呀呀,是胆大,回家老婆要扯耳朵!”一句插科打诨,引爆的笑声在田野上回荡。打禾休息时分,演员们就像打了鸡血,愈加使出浑身解数。很多时候,那戏是演给蓝天,演给大地,也演给那些正在收割的庄稼的。这是社员对于这块养育他们的土地的虔诚致意。

那时候,我家的厅堂挂有一只方形喇叭,喇叭里除了播放时政新闻,也有文艺节目。我们最盼望最喜爱的无疑就是收听大队剧团表演的戏剧。那戏,就是我的老师,它教我,有些时候,尽可以点到为止,尽可以删繁就简,尽可以意在言外。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听着这样的童谣,我无限感慨。几十年过去了,那种大队剧团社员演出的土得掉渣、令人捧腹的大戏,早就消失在历史的深处。而戏里戏外的人生,还在生动演绎。

(责任编辑:巫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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