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云

摘要：“跨界”在当前的文学研究中已越来越为一个热点现象，这既是文学创作的前进性标志，也是文学研究在新的维领域取得的实践性成果。“跨界”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希望能够在学科交界之处找到理论的新动力。

关键词：文学；跨界；思维

“跨界”源于英文 cross，原意是交叉与渗透。20世纪六七十年代“跨界”一词在西方艺术界崭露头角。这一概念最早产生在汽车设计领域。1957年，福特公司生产了一款设计灵感源自飞机的“跨界”品——埃德赛尔汽车，并在出厂当日创下了6500辆的销售数字，由此产生“跨界”概念。自此，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开始提倡“跨界”与“融合”。“跨界”思维在文学研究中同样重要，可以突破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扩大文学研究视野。学科间的交叉、研究方法的通用就是一种“跨界”。“跨界”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希望能够在学科交界之处找到理论的新动力。

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不断发展，使得传统文学的性质和内涵不足以完全涵盖当代文学创作实绩，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概念也显得越来越模糊，文本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文学的“边界”难以划定。每一个作家或者艺术家都有权利根据艺术创作的需要，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用什么表达艺术的需求，没有好与不好之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们勇于突破创作常规，进行自觉或不自觉的跨界写作，这源于他们丰富的艺术积淀和深沉的人生思考，源于他们严谨的艺术修养、做人的诚恳和对美的严格要求，这种对艺术创作的突破性思考与实践，显示了诗性之光。

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在文体越界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的《故事新编》在文体创造上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在他那篇著名的《鲁迅》一文中认为《故事新编》是鲁迅以新的、现代的手法处理历史题材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结合体。”《故事新编》无论在鲁迅一生的创作中，还是在整个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都是一个充满“新”的意义和内涵的文本。对《故事新编》文体的界定，一直以来是文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故事新编》在文体创造上制造了一个特殊的现象，把小说、散文、杂文等多种文体的艺术特征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显现出以杂文笔法写小说，影射现实生活的奇景，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文体跨界现象。“文体跨界”，有的学者也称为“文体越界”，“所谓的‘文体越界，如果我们借用巴特的后结构主义理论，那么，它指的是，在一个创作文本中包容了另一种或多种的文体形态或文体片断。更重要的是，这种包容不单是一种对文体形式的转用或模拟，而且是带进了新的思想因素、文化因素和美感因素，它能给读者以一种更具有创造性、想象性的思维空间。”[1]这种文体跨界不单是一种对文体形式的转用或模拟，而且体现了作家新的艺术思维方式，体现出新的思想因素、文化因素和美感因素，它能给读者以一种更具有创造性、想象性的思维空间，激发读者再创造性的阅读体验。

当代文学创作实践对传统文学概念的挑战，导致了当代文学创作呈现出“跨界”的状态。

当代作家莫言，可以称得上是当代文坛的一流小说家，然而莫言的成就不仅在小说界，1999年，一部《霸王别姬》引起了强烈反响，首次向世人展示了莫言作为剧作家的一面。近年，在北京人艺上演的《我们的荆轲》是莫言继《霸王别姬》后创作的第二部话剧。它再度证明了莫言跨界的成功。“或许正是由于小说家身份的介入，总体上说，莫言剧作不以结构的精巧取胜，而以展示人物复杂心态和语言的魅力见长。”[2]《我们的荆轲》是作为小说家的莫言在戏剧领域的一次跨界写作，显现出若干新的特色，如侧重表现人物复杂心理，以及富于文采的台词等。这就意味着他为戏剧表演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文学剧本。《我们的荆轲》与《霸王别姬》可以称得上是姊妹篇，这两部剧作不仅在题材方面有某种类似，在语言风格方面也有某种延续。虽然莫言仅创作这两部剧作，足已奠定莫言在中国当代话剧史上的一席之地。这也证明一个优秀的作家是可以跨越不同领域实现成功。中国现代文坛上享有很高声誉的作家也都尝试过跨界创作，在话剧舞台上展现了自己的风采，如沈从文、徐志摩、冯至、徐圩等。在当代文坛文学大家涉足跨界创作的，除了莫言以外，毕淑敏、刘恒也有剧作问世。

199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诗人小说家丛书”包括，邹敬之的《骑马上街的三哥》、韩东的《交叉跑动》、朱文的《大汗淋漓》、海南的《罪恶》、阿坚《正在上道》、叶舟的《第八个是铜像》，这些诗人推出了自己的小说作品，诗人“跨界”成为小说家成为一种“跨界写作”现象，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对跨界写作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21世纪以来，龚奎林、王升满的《小说“反文体”跨界写作的“建构”与“解构”——墨白小说〈手的十种语言〉解读》，闫庆梅《文本跨界与诗性叙事——解读唐晋作品》（《中州大学学报》），杨中举的《跨界流散写作：比较文学研究的“重镇”》（《东方学刊》2007年第2期），吴景明的《跨界写作：文学的冒险或资本的游戏？》（《光明日报》2012年6月19日第14版），方习文的《论文学产业化与文学跨界发展》（《巢湖学院学报》2014年第1 期），肖瑞峰、刘跃进主编《跨界交流与学科对话：宋代文史青年学者论坛》（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陈建华著《古今与跨界：中国文学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张旭著《视界的融合：朱湘译诗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跨界写作给作家的创作和文学研究都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样的“跨界”不仅提升了相关文学的审美品质，更打破“陈规”，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

2015年，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中心学者王珂发表系列论文讨论新诗现代性建设研究问题，在《新诗现代性建设要重视八大诗体》（《河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专门把“跨界诗”列为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八大重点建设诗体（即自由诗、格律诗、小诗、长诗、散文诗、图像诗、网络诗和跨界诗）之一。翌年，王珂又从“跨界诗”的研究，上升到跨界写作与跨学科研究的理论高度，发表论文《跨界写作及跨学科研究必须坚持文学本位》（《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1期）2015年10月，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举办了“纪念新诗诞辰百年：新诗形式建设学术研究会”，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各种艺术形式与诗的交接引发的形式变革，新诗与‘跨文体写作”。

“跨界”在当前的文学研究中已越来越为一个热点现象，这既是文学创作的前进性标志，也是文学研究在新的维领域取得的实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郑家建.“文体越界”与“反文体”写作——《故事新编》的文体特征[J].鲁迅研究月刊，2001，（1）.

[2]邹红.跨界写作，混搭风格——莫言新剧《我们的荆轲》观后.戏剧文学，2011，（1）.

基金项目：广西民族大学在读博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作家作品研究。本文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2013年度广西高等学校科研资助项目“广西多民族作家的跨界写作研究”（项目编号：SK13YB13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