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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体育场地需求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2017-01-16张玲燕谭青山

东方教育 2016年10期
关键词:农村体育体育场地

张玲燕++谭青山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农民体育场地的需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对于体育场地具有滞后性、强依赖性、形态的地域性、文化的传承性和需求的高层次性等特征,而影响农民体育场地需求的主要因素包括农村体育场地的公共属性、农民的收入水平和农村体育文化等。

关键词:农村体育;体育场地;需求特征;需求影响

长期以来,公共体育场地在规划与布局时忽视了场地供求的群体特征,使得在体育场地建设后的使用过程中门前罗雀的现象时有发生。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农民是我国基数最大的群体,也是我国国民体育活动基数最大的群体。农村体育作为全民健身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同样备受关注。农民作为农村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使用主体,清楚认识农民场地需求有何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处理好了,能有效调动农民积极参与到体育健身运动中去,提高农民身体素质,促进全民健身运动发展。反之,则会导致农民对于体育健身参与性不高,致使体育场地的低效使用和闲置浪费。

1农民对体育场地的需求特征

1.1具有滞后性和强依赖性

农村体育场地设施的滞后性和强依赖性特征是多方面原因决定的,主要是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情况以及农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从制度分析层面来看,导致农村体育场地设施具有滞后性和强依赖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国农村体育场地设施的制度外供给这一最基本、最主要的特征,即通过提留统筹、集资摊派等方式提供农村公共产品[1]。另一方面,是我国农村体育场地设施变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制度依赖性。此处谈到的农村体育场地设施的滞后性和强依赖性特征认识并不是说农村体育发展的滞后和依赖,而是阐明这本身就是农村经济、教育、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农村体育场地设施的供给要符合客观规律、尊重客观规律,在合适的时间,科学的评估农村、农民体育需求的现状,并做出合适的决定是关键中的关键。

1.2具有形态的地域性和文化的传承性

农村居民的生活活动范围具有地域上的限制,即地方性,农村体育活动内容的地域性和文化传承性特征也正是取决于此。首先,自然地理环境是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形成的生态基础。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并又反过来影响环境的变迁。生活在草原、高原等环境艰苦、气候条件恶劣地区的民族,孕育出的传统体育具有显著的竞技性。反之,生活在盆地、平原地区的民族,孕育出的传统体育则带有明显的娱乐性特点。其次,生产方式是体育活动内容地域性特征的决定因素。如蒙古族的体育活动主要是赛马、射箭,汉族的体育活动主要是舞狮、踏青、赛龙舟等。最后农村文化具有流动性弱的特征,其传承仅限于家族家庭或熟人介绍,对收徒有严格要求,使得农村体育活动内容具有显著的文化传承性特征。

1.3需求具有高层次性特征

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感情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层次。龙新民在研究中按照不同农村公共产品满足农民的不同需求层次将其分为生存满足型和发展满足型两种农村公共产品[2]。其将水利设施、道路、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等归为生存满足型(满足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消费需求;将民主参与政治、义务教育、公共文化设施等归为发展满足型(满足感情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消费需求。按照这一分类农村公共体育产品属于发展满足型公共产品,对于现阶段中国农民来说是相对的高层次需求。依据马斯洛需求理论,经济水平是农村社会、文化、教育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前提。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民生活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民最为迫切的需要是生存满足型需求,是提高收入水平,改善物质生活的需求。农村体育产品此类公共产品不仅是在公共产品需求中具有高层次特征,而且在农民公共文化产品需求中也表现出高层次特征。李文龙的观点也佐证了这一点,其将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分为初级文化需求、中级文化需求和高级文化需求三类。而农村公共体育产品属于高级文化需求[3]。由此可见,农村体育场地设施此类公共产品就农民需求而言是具有高层次特征的。

2影响农民体育场地需求的主要因素

2.1农村体育场地的公共属性

依据公共产品理论,来判断农村体育场地的性质标准是属于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其标准就是农村体育场地设施在消费上是否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农村体育场地设施在使用过程中,一个人的使用是不会妨碍到其他人同时使用的,或者是说一个人对体育场地的使用是不会影响排斥他人的使用和减少他人对体育场地使用的。甚至在体育团体项目中,还需要人们一起共同努力和团结合作。因此,农村体育场地设施具有非竞争性。农村体育场地设施虽然在技术上可以排他,但排他的成本太高,经济上不可行,而且也有悖于体育场地社会效益的发挥。也就是说,农村体育场地设施在经济上的排他是不可行、不成立的。因此,农村体育场地设施也具有非排他性。所以,农村体育场地设施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符合公共产品的判断标准,其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属于公共产品范畴[4]。

农村体育场地设施产品的本质属性是公共产品属性,其具有的无偿性、非排他性以及非竞争性等特征,使得国家在建设过程初就陷入了误区。国家体育场地的建设路线是首先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农民需要何种、何类体育场地,然后进行数据统计,最后统一推出建设场地的大致类型。按照常规产品的需求调查来说,这是个很中肯也是最有保障的调查方法,但不能忽视的是常规产品是建立在支付消费能力上的,是自身付出了一定经济代价而获得产品的使用能力。反观农村体育产品整个建设过程,不正是忽视了产品的价格因素,即农村体育产品的公共的属性。产品价格的缺失,致使国家的调查陷入虚假需求的误区,而无法获得农民真实有效的需求信息。正如萨缪尔逊(1954)所言,由于供给方的政府往往难以获得人们对公共产品的真实需求信息,促使公共产品的需求曲线成为了一条虚假的需求曲线[5]。农村体育场地的建设投资几乎由国家一力承担,整个过程农民无需承担任何经济压力和物力压力,使用也不需要承担任何支付消费。这就使得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农村体育场地变味了,因为农民自身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得到体育场地的使用权,非必需品自然而然成为了可能必需品,而可能必需品则成为了必需品。而在这个转换过程中,非必需品成为可能必需品是对国家资源的最大浪费,因为这个阶段农民的需求反观其自身而言,其参与体育健身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体育对其自身而言本就是非必需品,可以说是根本就不需要的产品,即使拥有了体育场地对其而言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而这个阶段却占据国家调查的绝大比例,这就导致了场地设施建成后的极大浪费。

2.2农民的收入水平

近几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得到明显提高,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明显改善。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农民的收入得到提高,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改善,但这是建立在整个社会都在提高改善的基础上,农民的经济消费主要是以改善生活质量和环境为主,更有部分贫困农村地区还处于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民根本没有过多的经济能力来支付体育消费。因此,国家在向农民提供体育场地的时候,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民情的复杂性,不同的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高低不一。即使在经济水平发展较好的地区建设场地,也需要考虑到当地农民的收入水平能否支撑其相应的体育消费,当地农民的实际支付能力有多大,再根据实际情况提供相应的体育场地,保障场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不浪费。而不是采取“一刀切”政策提供体育场地,脱离农民的实际需求供应体育场地。

国家在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过剩现象不可避免[6]。对于供给过剩而言,存在着绝对供给过剩和相对供给过剩两种可能。绝对供给过剩是由于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和结构远远超过了农民的实际需求而出现的消费不足现象,最为常见的现象就场地设施闲置,没有达到被消费使用的效果;而相对供给过剩的出现是由于国家所提供公共产品种类与农民的实际需求不相符,或是对于该公共产品的消费远远超出了农民的实际支付能力所致,如国家在农村发展篮球、羽毛球类城市体育项目,而农民参与此类运动项目就会产生必需体育消费,如购买球、球鞋、球拍等,而这种消费超出了农民对体育消费的实际支付能力,导致农民健身积极性降低,而场地也遭到闲置荒废的现象。基于公共需求的扩张程度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7],研究分析认为,当前农村体育场地过剩现象的出现与经济发展水平有重要关联,而农民的收入水平又是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最直接体现。因此,农民的收入能够直接影响到其对体育产地的需求数量和种类结构。

同时根据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农民的实际需求决定了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种类和数量,而农民的需求由农民自身的收入水平所决定。换而言之,即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对此地区需要何种何类的公共产品起决定作用。也就是说,农民对于公共产品需求的本质是有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的需求[8]。因此说,在影响农民对于公共产品需求的诸多因素中,农民收入水平是较为重要的因素,这一点也得到了其他相关研究学者[9]的广泛认同。而又基于当前农村公共产品过剩现象的本质认识,研究认为,当前农民对于体育场地的需求主要是由其收入水平决定,而在使用体育场地参与体育健身的过程中,产生的诸如运动器材、运动服等超过其实际支付能力的体育消费时,场地荒废闲置现象便会随之出现。并且公共体育场地的供给主体往往是政府或代表政府投资行为的集体。而又由于公共体育场地的公共产品特性或准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政府或集体投资的公有行为。

2.3农村体育文化

首先,农村文化孕育了农村体育文化,其根植于农村文化土壤中,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更容易被当地人民接受。其往往和传统体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征,如蒙古族的赛马射箭、黎族的竹竿舞、汉族的高跷秧歌等,都是不同地区的特色体育项目,渗透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而诸如清明踏青、端午赛龙舟、重阳登高等更是传统节日必不可少的娱乐节目,在这一天,人们穿上特定的服装,用特有的体育文化方式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憧憬。其次,农村体育项目有着浓厚的娱乐性和兴趣性,如踢毽子、扭秧歌、坝坝舞等。这些体育项目具有简单易学,且不会受限于场地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而深受农民的喜爱。最后,受限于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体育项目的经济造价一般不高,对于场地器材并无过高要求,农民很容易就可以参加到体育健身中来。大型电视连续剧《乡村爱情》的热播和高收视率就是得益于其立足于农村文化土壤中,整部电视剧渗透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让农民大众感到亲切而自然,受到人们热捧就不足为奇了。《乡村爱情》的成功充分说明了农民体育的发展必须立足于农村文化土壤,因地制宜才能被广大的农民接受并得到发展。因此,要有效推动农村体育发展,就必须得立足于其自身文化,占据其所需体育文化的制高点,充分把握农村体育发展过程和方向的主动权。目前,我国在农村体育发展的过程中,过分注重植入城市体育文化,以城市文化作为导向来发展农村体育,而忽视了农村体育文化自身的表率作用,致使国家发展的城市体育项目在农村遇冷,场地设施荒废无人问津成常象。

在城市文化引导下的农村体育,难以适应其城市化的管理体制和方式,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农村体育文化也与其格格不入。当然这并不是对城市体育文化的完全否定,城市体育文化作为走在时代前沿的文化和当前主流文化,其优秀性、科学性、时尚性毋庸置疑,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文化。但是用城市文化强行取代或者压挤农村文化的发展空间是肯定不可取的,文化之精彩就在于其强大的包容性,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才是文化繁荣的真义,才是文化发展的正确途径。两种异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就必然产生文化碰撞,而文化碰撞恰恰就是文化创新的基础,这是一个交流融合的过程,但就目前农村体育发展情况而言,农村体育文化与城市体育文化发生碰撞产生的负极效应是远大于积极效应的。农民对于这种城市体育项目缺乏足够的了解,内心接受程度(认可性)也较低,导致其对于城市体育项目并不热衷,参与程度也并不高,农村体育发展陷入瓶颈就可想而知。

参考文献:

[1]叶兴庆.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J].经济研究,1997(6):36-40.

[2]龙新民.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研究[D].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6):16-17;48-49.

[3]李文龙.甘肃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发展研究[D].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10):7.

[4]侯斌,陈元欣,雷哲.公共财政视角下新农村体育场地设施投入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3):19.

[5]孔庆波,崔瑞华.基于供求理论反思公共体育场地建设的合理规划与布局[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2,29(1):32-36.

[6]苏晓艳,范兆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与公共产品供给[J].统计与决策,2006,(10):90-92.

[7]叶可新,邓智团,徐靖.中国城市公共产品需求的决定因素及发展趋势[J].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9(5):8-14.

[8]张素罗,张义珍.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分析——基于河北保定120个农户的调查[J].经济问题,2007,(4):76-78.

[9]赵海燕,尚杰.农民收入水平与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相关性分析[J].大庆社会科学,2008,(1):75-7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4YJC890035);重庆文理学院学生科研项目(XSKY201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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