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莹

摘要：在贵州省晴隆县长流乡，居住着一支被称为“喇叭苗”的苗族支系，他们是明朝初期屯戍在今贵州省西南部地区的军事移民和当地土著居民在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群体。笔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该民族群体的“三洞桃源”信仰为切入点，对该信仰的源流、生存现状、特征及其在该民族信仰体系中的价值和地位进行简要描述分析。

关键词：苗族；“三洞桃源”信仰；价值与地位；晴隆县长流乡

一、晴隆县长流乡苗族概况

（一）长流乡地理概况简述

长流乡是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所辖的一个乡，位于晴隆县最北端，距县城101公里，地处黔西南州北大门。该乡东与六枝特区中寨乡隔江相望，北与六盘水市水城县猴场乡相连，西与普安县龙吟镇毗邻，素有“一鸣惊四县”之称。

（二）苗族族源及分布概况

长流乡苗族先祖于明洪武年间以“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的形式而来。其祖籍在湖广宝庆府（今湖南城步、邵阳地区），族称的来源与普纳山战争息息相关，在战争中因其使用一种叫做‘攘笆[1]的异器而被称为“揽笆摺”，后又转音为“哪笆摺”、“老巴子”。1981年，据国家有关民族政策、多方调查并结合当地人民的意愿，将其确定为苗族的一支即“喇叭苗”。现在该民族主要分布在黔西南晴隆县的中云、鲁打、长流、新民、花贡等地，普安县的龙吟、丫口以及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的郎岱乡等。此外，在该地区还有为数不多的汉族、布依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杂居。

二、关于“三洞桃源”信仰

自明洪武年间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湖广官兵从他们原籍处带来的民族文化与其所屯戍地区土著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他们独特的文化。其宗教信仰文化在喇叭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他们主要信仰佛教、道教（当地居民称之为文教、武教），此外还崇尚巫鬼之术，“三洞桃源”则成为该民族最为独特的信仰。

（一）何谓“三洞桃源”信仰

相传，“喇叭苗”的祖先居住在“桃源洞”中，此洞分三层，分别为上洞桃源、中洞桃源和下洞桃源，人们在洞中供奉着死去的先祖及一些神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不断繁殖，洞中人满为患，因此人们逐步搬出洞外分散居住，慢慢洞中只留下那些被供奉的先祖亡灵。可是外出而居的人们始终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先（留在洞中的亡灵），但凡家中有好吃的、年头岁节等大家都来洞中祭祀。然而时间一长，家中的媳妇就有意见，觉得男人们忽略家中事务。于是共同商议将先祖神灵接到各家进行供奉，以了结争端。议来议去，大家最终提出用竹子代替洞的办法。于是他们选用一根较直且连接生有三道竹桠，迎日出方向长出来的“好竹”（太阳高照，先祖欢乐）。砍竹后留三节（竹长视各家神台的高低而定），其中最上端竹节代表上洞，中间小节代表中洞，下节代表下洞，同时还将竹筒打通。竹上用白纸包裹，又在外三个节道处扎上纸花，竹中装满粮食和银元，再用对角折下一方新红或蓝布封口和用五色线捆扎着，称为“洞竹棍”（也叫坛棍）。利用这样的办法替代后，从此就把先祖接回家供奉。[2]从中不难看出，三洞桃源实则是该民族的一种祖先神信仰。

（二）“三洞桃源”信仰传承分布情况

在我国，民间信仰不仅历史悠久、分布地域广泛，而且深深根植于民众的生活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群体对民间信仰都有个不同的反映，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认识；从学术视角看，关于民间信仰问题的研究也一直是民族学、人类学以及民俗学等学科学者专家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三洞桃源”信仰广泛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在贵州境内，该习俗同样分布广泛，主要分布于毕节织金一带穿青人、六盘水西部苗族、黔西南苗族、布依族等不同民族群体之中。“三洞桃源”信仰是晴隆县长流乡苗族区别于周边地区独特的信仰形式，该信仰已经融入其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当地民众开财门、给小孩过关[3]、或是家里牲畜不旺、五谷欠丰收、亦或是家遇不顺之事等都要请在其所生活地区享受名誉和威望的武教先生来做相应仪式和法事，以祈福消灾、驱邪纳吉、日子和顺，而主持这一些列仪式和法事的先生就是“三洞桃源”信仰的传承人、实践者。透过这一民间信仰我们不仅可以更加全面地、深刻地了解到该民族文化，而且还可以更好的保护、传承、发展当地特有的文化。

（三）“三洞桃源”信仰与“庆娘娘”信仰

“三洞桃源”信仰习俗以及其外在表现形制“庆坛”，与今湖南邵阳地区苗瑶各族信奉的“ 娘娘教” 及仪式“ 庆娘娘” 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可见一斑。邵阳“庆娘娘”是人们祈祷神灵消灾驱难的一种祭祀仪式，一般“三年一庆，六载两兴”，其形制是用一根竹筒，上粘有五色彩纸和剪花，竹筒里装有大米、黄豆等，并将其插在神龛中，以此作为神的居所；晴隆等地举行庆坛目的也是为了祈福消灾、驱邪纳吉。庆娘娘是湘西南较大型的传统的摊祭活动，明代时就已风行，至晚清已成乡例。[4]道光《宝庆府志》即记载了其“ 以五色纸花粘著杆插完上，中用大竹筒贮米豆数事为蛔以栖神。碟牲宰鸡，鼓征皇皇，迎神之词，秽袭不经，名曰‘庆娘娘”。

（四）“三洞桃源”信仰外在形制表现

“三洞桃源”信仰的形制为“庆坛”，堂屋神龛以三节竹筒（代表三洞桃源）“ 贮米豆数事为洞以栖神”，如遇不测则延巫作法，庆坛攘解。此外，“三洞桃源”信仰习俗以及其外在表现形制与今湖南邵阳地区苗瑶各族信奉的“娘娘教” 及仪式“ 庆娘娘” 有许多共同之处，其源流可见一斑。庆娘娘是湘西南较大型的传统的摊祭活动，明代时就已风行，至晚清已成乡例。[5]

在晴隆县长流乡，人们又将“三洞桃源”称为“庆坛”，是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家族式活动，如遇不吉利的事，就要杀猪“庆坛”、“勾愿”，重新择吉日“安坛”。“庆坛”内容丰富、过程繁琐，多达几十个环节，加上时间伸缩性很大的傩戏、傩技表演，快的也要一天一夜才能完成。“庆坛”仪式内容大致有起事（起坛）、请歪（外）道、拜功曹（上祖师）、请神、架桥、献席、走傩上纂、上宝粮米、跳老祖宗、推凶星、迁坛、送圣等环节。这些仪式与黔东北等地傩坛仪式大同小异，说明贵州傩是中原、荆楚傩文化的同源流变。在举行庆坛仪式时，也有一些禁忌需要本民族成员遵守，主要有忌法师不洁、忌有人、畜生捣乱、忌怀孕女子到仪式现场观看或是出入现场等。

三、“三洞桃源”信仰的文化特性

（一）“三洞桃源”信仰反映了明朝军队的征南史

前文中笔者已提到，如今晴隆境内的喇叭人在其族源和族称方面与普纳山战役息息相关。在喇叭人庆坛仪式中，有一项仪式环节是“上祖师”，即“接祖先”。“在接祖先仪式中有唱桃源出身的唱词，大意是“洪武二十二年，住湖广宝庆府牛栏山的祖先，奉大朝之命到云贵征剿反叛的‘红苗，‘家有三丁拉一个，又有五丁拉二名，七月十五到安南，‘落释安南西门外，凉水营是大本营，先祖领兵剿龙场、十二总营、安古、黑羊臀、普纳山（关岭境），经过艰苦的征战平定了‘苗蛮地，最后落业龙场。”[6]因此，在以祭祖还愿、祈福消灾、驱邪纳吉为主要目的的三栋桃源信仰活动中，存在着将其祖先从湖广宝庆府请到贵州来的内容和环节，而从湖广到贵州的路线又恰好是湖广官兵路经贵州征战云南，然后又从云南返回贵州屯兵戍守边疆的路线一致，这从“接祖先”中关于桃源出身的唱词中已经体现出来，故而可以说“三洞桃源”信仰的某些方面体现出了明朝军队的征南史。

（二）“三洞桃源”是“庆娘娘”在异地的延续与发展上文在对“三洞桃源”进行历史溯源时，简要提到了其与湖南邵阳地区苗瑶民族的信仰“庆娘娘”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城步（邵阳市辖县）巫傩沿用的《元皇巫教开坛和会仙娘全科录本》可以看到“娘娘”的第一次迁徙路径：“娘娘”由江西太（泰）和县而来，而后邵阳宝庆立坛受供。但因因人多马众扰民，最终又打马回朝。在《仙娘娘全科》仪本中《蓬峒录本》又记载“庆娘娘”二次从江西迁坛的过程，此次迁徙最终“落户”至邵阳武冈，并在此地流传下来。”[7]从“庆娘娘”的两次迁徙路经可以看出，其源自江西，先后落步邵阳宝庆和武冈，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与当地土著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庆娘娘”习俗。后又因“调北征南”、“调北填南”等军事原因，该信仰习俗便流传至贵州普安、晴隆、六枝等地，并形成该地区喇叭人独特的“三洞桃源”信仰，形制为“庆坛”。不论是从信仰者还是信仰内容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庆坛”是“庆娘娘”在异地的传承。

四、总结

晴隆县长流乡苗族人民通过蕴含“三洞桃源”信仰思想的庆坛活动的举行，与祖先神及其他相关神灵进行“互动”，并坚信通过这种互动，神灵们便能解决自身所遇到的困难，从而构建起一种人神间的关系网，形成一种相互间的契约关系。正如马塞尔·莫斯和昂利·于贝尔所说的“献祭就是献祭者和神灵之间的契约。”[8]该民族对神灵进行献祭的方式表达对神灵的诉求，以期实现自己的愿望；同时神灵受到人们的献祭后，帮助人们实现愿望，由此形成了人神间的一种良性互动。“三洞桃源”信仰是长流苗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该民族而言，该信仰虽历经了几百年的异地流变，但同时也经深深根植在他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有着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攮笆”：攮有“握挡”之意，笆为竹制品。前方装有梭标，刀头左右有弓形挡把，上有耙齿，为防御和进攻的两性武器，故该族一名以兵器“攮笆”而得。

[2]柳远胜：《六盘水民族风情》，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2-133 页。

[3]“过关”：请当地先生做一些带巫术性质的仪式以解除小孩身上所带关煞，使之此后平安长大。

[4]柳远胜：六盘水民族风情[M].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5 年版，第132-133页.

[5]胡健国：巫摊与巫术[M].海南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171页.

[6]范朝康.喇叭人述略[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4）.

[7]前引胡建国：巫摊与巫术[M].海南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第 253 页.

[8]马塞尔·莫斯、昂利·于贝尔：《巫术的一般理论 献祭的性质与功能》，杨渝东、梁永佳、赵丙祥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