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国丹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让我知道中国和朝鲜之间有一条鸭绿江。

再次让我关注鸭绿江，是三十年后的1981年了。当时我是一家机床厂的铣工。三班倒，做定额。两百斤的分度头扛上扛下，长长的工作台左行右走，我飞快地摇着进给架，进刀，退刀，千分尺嘀嘀嘀精密地度量着，伞齿轮、涡轮、涡杆一批批从我手中流出。我被“锁”在了铣床旁，须臾不得离开。

飞溅的钢屑很烫，我的脸上经常会出现些生动的伤痕，柴油小溪般哗啦哗啦浇着，这是铣床冷却液，没有胶布或塑料围裙，我的工装永远是油迹斑斑的。

有一次车间里突然停电。工人们是十分期待那片刻停电的，因为可以歇口气。我拿着草纸擦擦湿淋淋的油手，坐到油腻腻的工具箱上，那里有张不知谁扔下的报纸，我顺手翻翻，一则“《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招生启事”跃入我的眼帘。

说来惭愧，我十二岁开始写小说，投了二十多年的稿，全都泥牛入海音讯全无。婚后，我陆续生了三个孩子，先生在遥远的山区工作，一年到头只有春节在家里待几天，而我的娘家也在百十公里之外，妈知道我有多忙多辛苦，但我下面还有六个弟妹，身为小学教师的母亲也是分身无术鞭长莫及。所以，家里家外的大事小事，都必须我一肩挑起。

爱好，或者说追求吧，让我变得固执。除了挣钱养家，我热爱看书也热爱爬格子。为这个，我每天都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比如我上白班吧，下班后，我拖儿带女地匆匆奔小菜场，随便买点什么，回家做好晚饭伺候孩子们吃好，然后给他们洗屁股洗小脚，哄他们一个个上了床。往往自己太累，哄着他们把自己也哄睡了，一觉醒来，不管是凌晨一点还是两点，我强迫自己起来，带着深重的呼吸打起精神写作。直到天色熹微，又匆匆地准备早餐，接着要送大孩子去幼儿园，抱着小的去单位——厂里有两个家属凑起的托儿所。

那些年我最奢侈的愿望，并不是发表作品，而是有时间让我痛痛快快地写个够。可是工作加上三个孩子，常常弄得我焦头烂额。

有年春天，我家老大和老二同时得了麻疹，又并发了急性肺炎，性命危在旦夕。在孩子们住院抢救的时候，看着他们呼吸艰难得连鼻翼都贴在一起了，我不断地检讨自己：我该死，我没带好他们。我发誓今后再也不看文学作品再也不写小说了。可是孩子一出院，看着他们活蹦乱跳的样子，我又心里痒痒的故技重演了……

《鸭绿江》的函授信息诱惑了我。我非常盼望能聆听老师们的教诲，很想参加函授学习——我独自摸爬滚打够了啊。但我又担心厂领导和工友说我“不务正业”，考虑再三，我瞒着众人，偷偷地向《鸭绿江》报了名。

从那以后，鸭绿江函授中心会寄些资料来，我也按时把自己的作业交上去。老师们点评得很认真，很到位，往往让我茅塞顿开。让我没想到的是，1982年最后一期《鸭绿江》，居然出现了我的习作《小小舴艋舟》，李作祥老师一篇题为《好漂亮的文字》的评论也随之而来。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当年的《鸭绿江》作品奖也公布了，我这函授学员竟然有幸和邓刚、迟松年、金河、刘兆林、达理等名家一起，获得了当年的小说奖。

多么纯洁的奖项，多么提携人的刊物和老师们啊。

我不知道消息是怎么传到我们省的。1983年春，浙江的《江南》《东海》《西湖》三家刊物的编辑们都陆续找上门来约稿了。各个笔会的邀请函也飞到我的工作台上。可是对于我来说，参加个笔会是何其艰难啊，厂里是一人一岗务必按时完成定额的，否则扣除你工资事小，耽误全厂工期我可担待不起。我只有望着那些喜气洋洋的笔会通知叹气。不过饶这样，在这一年，我们省三家刊物还是合计发表了我八个短篇小说。

到了1985年，我的几部中篇小说出现在《清明》《钟山》等大型刊物的显眼位置上，也有名家给我写热情洋溢的评介。这让我在我们这个偏远的沿海小城里火了起来。那一年刚好要成立文联，宣传部派人将我“拎”了出来，让我去搞筹备工作。

当时我家先生已调回家乡。报到那天，他陪着我这个穿着背带工装、浑身散发着浓烈柴油味儿的女工到了政府大院门口，我犹豫着迟迟不敢进门。我担心工业局不放我这个稀缺的铣工，又害怕文化局会节外生枝——明明是宣传部要我，为什么让我到文化局去报到？当年我根本不知道政府部门的关系，更害怕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们会给我怎样的脸色看。先生自告奋勇地说：我替你报到去。看到他进入大院的背影，我站在门外的角落里忐忑着，直到他出来远远打了个“搞定”的手势，我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那以后，我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创作和开笔会都名正言顺了，发表作品也更加顺利了。

我常常想，没有《鸭绿江》，我必定和我当年的工友们一样，几年后都成了下岗工人；没有《鸭绿江》，我的生活会一直尴尬着，更不会有我以后那么多作品问世。所以说，《鸭绿江》是我的贵人，编辑老师都是我的恩人。上世纪80年代初的《鸭绿江》不署责任编辑，也不署主编、副主编的大名，我这辈子也没去过辽宁。所以迄今为止，我都不知道是谁发表了我的处女作。

我只能在家里，向《鸭绿江》深深地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