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云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

【卷首语】

中医药的阴阳五行

孟庆云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

阴阳五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框架，也是古代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框架。此外，对资肇中医药医学观和方法论的构建和发展也殊为重要，以此成为中医药理论体系特质的要蕴之一。百年来，对于它从认知方式、研究方法、理论解读、临床操作等方面均有一定的突破，从传统向现代转化，但阴阳五行仍不容暌绝，有递起演明的穿越价值。

1 阴阳的概念、发生和基本规律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中国文化是阴阳文化。已故的任应秋先生在其专著《阴阳五行》中指出，阴阳是中国的本根论，此二语足可见其臻要。但通广之学往往推许甚多，无论证而缺乏定义。又近些年有用对立统一规律解读阴阳者，对此也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阴阳是迄今为止没有被明确定义的概念。禅家所谓“不知之知，不修之修”。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说，阴阳有本义与转义(引申义)。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阳和阴本指有无日光，后来发展成为指两种宇宙势力或原理，也就是阴阳之道。天文学家陈遵妫先生在《中国天文学史》中写道:“《周易》的阴阳学说，已经成为一种本体论，用以说明万物的发生、发展等变化。”按此说法，除冯友兰先生的阐述外，也可把阴阳定义为中国的本体论，是正反对称的两种宇宙势力形式或原理。

阴阳学说的发生滥觞于三:一是应象的观念，二是有对思维，三是对时空交替的感知。阴阳观念最初发轫的时间，范文澜先生说是在商周之际，甲骨文的卜辞不但有“阴”“阳”二字，还以阴阳之义造辞。郭沫若先生认为先民在原始社会即有阴阳观念。又有《白虎通义斠补·圣人》记:“帝喾上法月，参康度成纪，取理阴阳。”近年考古，河南省贾湖葬穴出土的雌雄骨笛已有8000年了。可知，在中华文明源头的时日即有阴阳观念的印迹。

象是中华文化的原型。“象”的观念是先民认知初始的基本感受。见诸事物，感知形气，蕴生观念是谓象。凭感知而得的信息征及产生的观念皆为象，包括现象、意象，后来又包括取法比类之象称为法象。《诗经·大雅·公刘》“即景乃冈，象其阴阳”，说周代祖先已经知道观测日影以正南北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论述了象因物生的价值:“阴阳者，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从“有对意识”或发展起来的“有对思维”，也是形成阴阳概念的重要因素。无论自然的、人文的事物中，有诸多的比对性事物，如天对地、上对下、前对后、左与右、过去与将来，尤其是在畜牧业文化、农业文化中动物的雌与雄和牝与牧。有学者甚至强调阴阳实质是男女，与生殖文化有关。在人类行为的正与反、刚与柔、胜与败、输与赢等在长期的生活中，以有对意识发展为有对思维进而概括为阴阳观念。这也是人类最早的事物属性划分。

对时间空间交替的感知也引发了阴阳观念。生活在白昼、黑夜和夏暖、冬寒的时间交替，又有太阳和月亮的轮转，又有向日光和背日光等不同感觉，这引起了人们有阴阳交替的意识。

《管子·四时》已经把阴阳作为重要的理论对待:“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庄子·天下》说:“《易》以道阴阳。”认为是《周易》最早构建了阴阳的系统理论。这一说法古今学者们都赞同。

或从科学或从文化而论，阴阳既是发现又是发明，既是理念又是规律。《黄帝内经》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叙述了阴阳现象，论述了阴阳规律或定则，主要有以下六点:一是阴阳应象，两分匀平;二是阴阳有序，正反对称(又称太极对称);三是阴阳刚柔，阳动阴静;四是阴阳互根，阳气阴形;五是阴阳反复，终始嗣续;六是阴阳离合，交感生生(交感而生生不息)。

自从阴阳学说奠立以降，其解读方式除文字之外，尚有卦爻式(如阴爻、阳爻)、图式(如阴阳鱼、太极图)和数学方式(如河图、洛书等)。

阴阳学说中有很多辩证思维，但与对立统一规律大有差异。第一，阴阳是相互依存的双方，异于对抗的矛盾双方;第二，阴阳是一个体系中的“对峙”，是元气的两种相反的运动形式，其共同发展不能分割，因而异于矛盾的二者对立。阴阳展示的是中国元气论的一元和合，对立统一是西方哲学的二元分立。

2 五行的概念、发生与基本规律

五行在《汉书·艺文志》就有明确的定义:“五行者，五常之行气也。”对于“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疏称:“言为天行气，故谓之五行。”“五常之行气”，指木、火、土、金、水5种常见的形气(形质功能)，是五行的象，在天为五星，在地为五材等。陈遵妫在《中国天文学史》中以“五种势力形式”定义五行，科学准确而合古义。古今这两种实质性定义比一些划分性定义好。

五行发生的源头有三:一是对数字5的崇拜，二是星象图腾五星及五节的历法，三是见到五材物质间有生克关系。人和许多动物有五指趾，有些花有五瓣等，使远古人对5有神秘感，计数又是一五、一十等。在历史上“尧临民以五”(《国语·周语》)“殷人拜五”。宋·程颐论述五行是历法，此历法和远古的星象——五星图腾有关。《左传·昭公元年》有“分为四时，序为五节”。《管子·五行》有“作立五行，以正天气”。是说从冬至到下一年的冬至，各五等分为72日，按观测先后所见的木火土金水五星为序，一年分五节。这是一种历法，在《礼记·月令》《淮南子·天文训》和《春秋繁露·治水五行》中都有记载。《国语·郑语》记载了5种物质:“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春秋末年，已有五行相克(相胜)的观念，之后发展为循环相克，战国初年已出现五行相生的思想。《礼记·月令》用五归类事物，有五方、五色、五音、五虫及五脏之属，五行成为体系了。古今学者们认为《尚书·洪范》是最早建立的五行系统理论。

从战国至秦汉五行大兴，如在出土的郭店竹简中，有14篇以五行论五气、五性，五行不只是人在自然中认识自然的图景而且是规律，认为人的构造和功能都是五行。《史记·日者列传》曰:“人取于五行者也。”汉·刘向之《五经异义》载述了五脏配五行。在《黄帝内经》中，五行藏象成为藏象理论的核心问题。

五行学说的原理和特征有以下六端:一是五气运动，生化有序;二是据性分类，统概体系;三是生克乘侮，亢害承制;四是衰旺法时，圜道终始(生旺老囚死);五是五重对称，法式自调;六是化生五五，五藏全息。

五行作为概念模型，表达了5种势力形式五重对称的生克关系。从数字与几何图形而论，只有五边形的结构有此能力，四边形、六边形及以上的多边形皆非所及。这也是五行学说比印度、希腊的四元说丰富之处，特别是以五为据的生克可实现自调，呈现出生机。《灵枢·阴阳二十五人》和《灵枢·五色》等提出了五行的功能，可按“五五之政”放大或缩小，因之在一个局部如面部有人身五脏的缩影，现代科学称此种理念为“全息”，五行学说以此构建了全息模型，成为诊断五色诊、脉诊的依据。《黄帝内经》的一些论篇将藏象法契于五行，创立了五行藏象学说，以其生克全息，比八卦藏象、六节藏象更为丰富多彩。

3 阴阳五行的意义及前瞻

阴阳五行从战国到秦汉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乃至各家都有所论及。《汉书·艺文志》载阴阳20家，著作369篇;五行31家，著作652卷。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理论有交通，但学派各自为立。从《礼记·月令》始，阴阳和五行有所交联，到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五行已经结合为一个体系。阴阳五行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见诸医籍，在《黄帝内经》时已成为主导、骨干的理论。

《黄帝内经》的阴阳五行，除作为认识论、方法论之外，更以理论框架的价值统理诸旨。最早从观测时空、星象的“术”，发展为理和规的“道”，又从道而为人身、生命之“本”。“人生有形，不离阴阳”(《素问·宝命全形论》)，生命是“其生五，其气三”(《素问·生气通天论》)，把阴阳五行作为生命之本。《黄帝内经》就是以阴阳五行、以气构建了人体的生命观。在方法论上，阴阳五行又以其有对思维和五行取类比象方法，“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可为法用于多种事物。阴阳五行结合不只是阴阳概念和五行的结合，而是阴阳为特征的易学体系和五行的结合，以此联系了“以动者尚其变”的“动”和“以制器者尚其象”的“象”，这就发展了“变动不居”的动态观念和“象而后有数”的象数观。这些也成为《黄帝内经》论述生命特征、构建五行藏象和辨证论治理论的理据，其五行生克成为解释乃至预期五脏间生理病理关系的机制。

阴阳五行对中医药最突出的价值是恢廓成为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框架。当年任继愈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医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黄帝内经》就是以阴阳五行为框架承载学术的，它和传统文化框架是一致的。阴阳一分为三，有三阴三阳;五行也有平气、太过、不及之分，包容性更大，变数更丰富了。

对阴阳五行的观念和方法论应引申发展扬弃而用。阴阳因其辨证思维在当代仍作为学术定则，在应用中有所引申发展。藏象的五行在五行互藏等方面有所发展，也曾被命门学说等冲决。在西学东渐后，五行曾被指为“中国封建迷信的大本营”。五行确有杂糅类比限制于五和机械线性生克普适不尽等局限，但作为抽象性的理论模型表述人体的某些行为，其理论价值仍应存其所用。

至于科学和中医药学科的框架问题，在《黄帝内经》中就有精妙的论述。“数”的一个含义，就是把“数”作为宇宙的构架，当时认识是太极两仪四象，道生一生二生三以推。《素问·征四失论》有“治数之道，从容之葆。”《素问·气穴论》说“世言真数开人意”，把真“数”说清会令人茅塞顿开。当代科学界认为，科学乃至学科是没有框架和边界的，边界随认识而拓展。阴阳五行作为框架的意义逐渐消融，但阴阳五行的理论大可“揆之，谋之，验之，参之”(《素问·征四失论》)而用诸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