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星铎 闫彩萍 李晓晶

罗多弼：返回古典

文/吴星铎 闫彩萍 李晓晶

罗多弼接受采访

瑞典汉学家罗多弼（Torbjorn Loden）是欧洲最具代表性的汉学家之一，他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和亚太研究中心执行主席，在中国文化翻译和研究方面均取得了很高成就。

罗多弼的研究领域覆盖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他在戴震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公认成就。他孜孜不倦，常年从事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学，桃李满天下。在我们对罗多弼的采访中，先生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严谨的学术精神和旺盛的治学热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汉学之缘

与汉学的缘分，既发端于罗多弼的少年志向，也仰赖于他对学术的拳拳热忱。

1962年，年仅15岁的罗多弼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了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采访。“对于当时的瑞典人来讲，外语主要就是英语，然后是德语、法语等。”当时的瑞典，对中国很是生疏，同时又充满好奇。采访中，高本汉详细描述了他在中国有趣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极大激发了罗多弼心中深埋的学术热忱。“高本汉的讲述深深吸引了我，听起来很有故事性，很吸引人，而且又充满了学术的趣味。”年少的罗多弼，在电视机前展开了无限遐想。

从那时起，少年罗多弼便立志学习汉语，探索中国这个神秘的国度。“学外语不一定只限制在欧洲，也可以学习亚洲的语言。”高本汉在中国的经历如磁铁一般，深深吸引着这个少年。

“我很早就对学术和意识形态感兴趣，我很佩服学术界的人，上世纪60年代他们的思想和理解还有一定限制。他们考虑的问题都是仅限于欧美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打破框架，将目光投向中国。”带着想要冲出框架、在新的学术领域有所建树的理想，罗多弼建立了自己了解和学习汉语的动机。高本汉自然成为了他心中的偶像。

1966年，罗多弼高中毕业。1968年，他正式开始汉语的系统化学习。缘分有时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他学习汉语的第一个老师，就是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巧的是，马悦然正是高本汉的得意门生。

罗多弼与高本汉之间还有一些小插曲。1978年，高本汉去世前的两年，英国的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到瑞典去授予他荣誉博士的称号，马悦然同行，罗多弼陪同。当时高本汉身体不是很好，不过老人家仍旧精神矍铄。“当时，我有幸旁听这两位大师的对话，真的非常有意思。在病房的小桌子上，放的是《庄子》，他跟我们说中国文化最出色的差不多还是《庄子》。”年轻时的这段回忆，如今仍历历在目。

谈起两位大师，罗多弼滔滔不绝。“高本汉和李约瑟的性格截然不同，也代表了学术里的两种思维方式。高本汉是经验主义的极端，他心目中的科学就是要有足够的证据，如果找不到足够的证据，他就不会甘心；而李约瑟对形而上学的问题非常感兴趣，他想超越，他想思考人无法解决的问题，虽然他是学生物学出身的，但是他一直对哲学感兴趣。李约瑟和高本汉非常不同，代表着两种态度。”

初识中国

1973开始，罗多弼在中国担任了3年大使馆文化专员，这使他跟中国有了更亲密的接触。

谈起对中国的第一印象，罗多弼说道：“那个时候我受毛泽东思想影响比较深，我先从广州坐硬卧到北京，在火车上和其他人坐一起。我带了红宝书，并和大家一起学习，我们玩得很高兴，现在才明白，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讲，好玩儿是因为遇到了外国人，他们觉得外国人读红宝书很有意思。我到北京以后住在京郊饭店，第一天早晨出来，我在街道对面看到两个10岁左右的男孩，他们看到我后嘀嘀咕咕地说话，一个人说：‘看啊，那是阿尔巴尼亚人。’”

“那时我对中国的理解还很有限，但是我读过毛泽东的一些著作，觉得他写的有些问题和我们社会的问题是有关系的。”那时，使馆里虽然有中国人工作，但能够接触的中国人很有限。“我是以文化专员的身份来华，不能跟中国学者见面。当时，高本汉把他的一本著作给我，让我转给郭沫若，但是我是见不到郭沫若的，所以没办法转给他。”

当时，在华外国人能读到的文献很少，于是，罗多弼就订了他能订到的所有中国刊物，《红旗》、《考古》、《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自然辩证法》等等。

说起担任使馆文化专员这3年，罗多弼认为这是他对中国了解进步最大的几年。“我最大的收获在于对中国文化了解更多，汉语水平也提高了。那时的中国外交服务局对我们外国人很好，给我们安排老师。有个妇女每天上班前给我们上课，我们读过《金光大道》第一卷，后来还读了《红楼梦》，没有全读，但是读到四十回左右。她的文化修养很好，除此之外，我对饮食文化也开始涉猎，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乐趣。”

畅谈汉学

谈起瑞典的中国学，罗多弼表达了他对学术领域支离状态的担忧，认为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需要有更多人在不同的领域来研究中国。

“现今瑞典的历史系都没有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人。我认为不仅仅是汉学系，历史系、文学系、艺术系等等都需要存在专门研究中国方向的人。”作为汉学大家，罗多弼始终认为理论研究的交流至关重要，各个学术领域若相互分离，会导致理论研究不能够深入，最终影响整个学科体系的健全。

除了中国学术的内部交流，罗多弼认为跨学科的横向沟通也对理论深入有着莫大裨益。“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应该与研究拉丁美洲历史、欧洲历史的学者交往，否则他会很容易夸大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很难发现历史的共通性。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倡导学术交流，强调学术共通，这既是瑞典汉学界面临的挑战，也是罗多弼对学界发展的殷切建议。

罗多弼在书房

“虽然很多人不喜欢我这么说，但是我们展望未来，50年之后，我希望瑞典研究中文的人应该来我们语言系进行研究，我盼望传统汉学的解放。”在多元化主导，全球化普及的今天，罗多弼主张在全球化的视角下，对传统汉学进行恰当的改造和布局。

“传统汉学属于一个特定的年代，那是遥远的中国。我非常尊重高本汉和马悦然建立的汉学脉络，对传统汉学也没有任何的轻视，但是我觉得每个时代有自己的需要。每个专业都应当有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历史系有一个中国研究中心，学者们一起喝咖啡，自由谈论中国问题，发表学科的见解。这就是我所展望的未来。”

返回古典

如同他的前辈高本汉、马悦然那样，罗多弼的学术兴趣由中国现代文学，逐渐转向中国古代史和文化哲学研究领域。

对于转向背后隐藏的学术逻辑，罗多弼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我觉得，一个领域的研究到了一定地步，就非得回到过去。返回古典，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代。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是分不开的，整体来讲，中国现代文化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的反思。”在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深入了解中，罗多弼写出了一系列关于戴震哲学思想和儒家学说的文章。“我发现古代本身非常有意思，我原来也可以研究朱熹，也可以研究戴震和孔子，我返回古典的心情越来越迫切。”

在哲学家与思想家辈出的中国古典文化里，为何最终选择戴震，罗多弼这样解释：“我觉得他的思想很有意思，从开始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到现在，我始终认为他的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他的那种心学在中国哲学传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兴之所至，他还将著名思想家王阳明与戴震作了对比。“在中国历史上，王阳明的影响当然比戴震大得多，也更深远。不过如果从思想的深度上看，我觉得王阳明远不如戴震。戴震的思想有现代性的萌芽。”

思想之于时代的推进作用，是罗多弼衡量学者水平的重要标准。“戴震比王阳明出生得晚，而且他生在徽州，当时是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他和当时最优秀的学者有所接触，可能也间接接触过西学方法。戴震对于人的情感的理解非常有意思，有一定现代性的味道。”

在中西文化中，共同的主题和多样的变奏层出不穷。罗多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方面非常重视：儒家对人的肯定；道家对差异的尊重、对自由的肯定；以及中国独特的审美观。

“我有些担心中国文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开始学习中国问题的时候，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研究中，要全盘否定传统，这个不好。而现在好像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全盘接受。我觉得这是错误的。我们不应当过多地把孔子和传统‘中国化’，孔子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是个世界人。孔子周游列国，宣传的当然是普世价值。”

返回古典，不仅要珍惜中国古典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时需要持严谨而保留的学术态度。“我说古典文化的宝贵，不是说要完全‘认同’。现在恢复中国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潮流，但是不应该导致中西文化对立，对中西文化，我们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年近古稀的罗多弼，仍在孜孜不倦地把中国古典文化介绍给瑞典人。“我现在一个工作是把‘四书’翻译出来。《论语》已经翻译完了，《大学》我也有手稿，不过《中庸》、《孟子》还差一步。”近期，罗多弼正致力完成一部关于中国哲学的书。“在这部书上，我花费的时间已经太长了。我的目的不是想比冯友兰写得更好，我没有这个野心。但是我想要给瑞典人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播优秀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