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四运动发生之初，在上海的蒋梦麟虽然同情学生，支持蔡元培，但他并没有拿出很多的精力投身于这场运动，因为清末以来的学潮此起彼伏，让人无法在一件事上持久关注。

一场民族主义抗争的学潮引发了政治上的大地震，持续两个月的学潮甚至开始向市民、工人阶层中扩散。究其原因，除了政治活动家的活动、鼓吹，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洁身自好的蔡元培在五四运动发生不久愤而辞职，不告而别。

然而，蔡元培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辞职不仅没有平息北京的学潮，反而激活了学生与政府的矛盾，政府原本有利用蔡元培自动辞职改组北大，整顿教育界的计划，现在却要考虑如何安抚学生、平息学潮，怎样让蔡元培尽快复职。蔡元培能否复职，成为政府与学生运动主体之间能否妥协的标志，南北学界想尽办法要让蔡元培尊严、体面地重回北大。作为蔡元培的弟子，蒋梦麟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这个运动。

5月12日，代理教育部部务的次长袁希涛致电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沈恩孚，表示蔡元培校长辞职出走，各校员生纷纷请留，情势急切，教育部已派佥事沈彭年前往南方当面挽留。并告诉沈恩孚，他（袁希涛）昨天亲谒总理钱能训，又谒大总统徐世昌，总统、总理均嘱教育部迅速设法挽留蔡校长。袁希涛请沈恩孚一旦见到蔡元培，务请转达总统、总理及教育部挽留之意，并请沈恩孚将这个意思转达给与蔡元培关系甚好的张元济、蒋梦麟等人。

蔡元培不辞而别引发的动荡经久不息。13日，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派出九名代表到总统府请愿。其他各高等学校校长也相率辞职，以示声援。同日晚九时，北大评议会、教授会也举行联合会议，一致决议请蔡元培回校，并称以维持大学为挽回校长之唯一方法。

北京教育界局势令人焦虑，而蔡元培的消息几乎完全中断，上海方面的沈恩孚也没有及时回复。或许是沈恩孚还没有见到蔡元培，或许是见到了而没有结果。总之当袁希涛尚未收到沈恩孚回复时，于13日又致电沈恩孚，倾诉现在的难处。他表示，北京直辖各校校长继续辞职，因为挽留蔡元培的事情尚没有结果，他们不愿答应回校任事。现在各校学生代表每天开会，似乎也在酝酿更多的事情，现状如此，深以多延时日，无法维持为虑。

由此可以感觉到政府对学生运动特别是教职员动向有点担心，唯恐失控，所以政府在挽留蔡元培问题上开始转向。第二天（14日），大总统徐世昌公开发布挽留蔡元培的指令，表彰蔡元培任职有年，殚心教育，至此困难时期，更应妥筹善后，认真擘理，挽济艰难。

徐世昌挽留蔡元培或许是真诚的，但毕竟拥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段祺瑞并不一定赞成这种做法。所以袁希涛在徐世昌发布挽留指令第二天（15日），又密电上海黄炎培，请黄炎培无论如何也要劝说蔡元培接受政府挽留，不要再节外生枝，以为反对者提供借口，否则风潮难息，牵连教育大局，深可危虑。

教育部或者说袁希涛挽留蔡元培、化解僵局的用意肯定是真诚的，这份真诚也感动了北京教育界的领袖。5月16日，北京国立各高校校长陈宝泉、洪镕、金邦正、汤尔和等人联名致电蔡元培，表示蔡先生去留关系极大，万勿坚辞，不要把门关得太死，面子固然重要，但要适度，不要因一人之选择影响教育界利益，以为教育界留一生机。

大总统徐世昌已经发布了挽留指令，教育部已经派员当面挽留，代理部务的袁希涛更是三番五次通过私人关系表达善意，但是蔡元培依然不为所动。从他个人尊严、大学尊严立场看，他现在当然还不好竟自回去复职，因为他感到政府的挽留带有某种程度的勉强或不情愿，而他现在真的回校复职很可能使北大师生乃至全国师生大失所望，因为教育界与政治界的纠纷由来已久，政治界对教育界的干预日甚一日，所以蔡元培这次大概有点得理不让人了，他似乎真的希望以自己的牺牲，为教育独立教育自主能够赢得更大的空间，所以他在各方挽留声中毅然坚守辞职的立场。

蔡元培的坚守使事情陷入僵局。16日，北京各高校教职员联合会推举代表前往教育部与次长袁希涛会晤，商酌与教育部所派南下挽留蔡元培的代表一起出发。

二

蔡元培能否复职成为时局好转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各校特派出学生代表沿着蔡元培南下途径查找踪迹，各处探询，甚至在上海各报刊登广告，公开查访蔡元培的踪迹。

政府代表、学生代表寻找蔡元培的消息都是公开的，蔡元培当然都知道，他似乎也觉得这样僵持不是办法，至少不能将事情的焦点只集中在他一人身上。5月18日上午，他找来蒋梦麟、黄炎培、沈恩孚、赵厚生等人商量，最后决定给大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教育总长傅增湘发一电：

奉大总统指令慰留，不胜愧悚。学生举动，逾越常轨，元培当任其咎。政府果曲谅学生爱国愚诚，宽其既往，以慰舆情；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维持，共图补救？谨陈下悃，伫候明示。

蔡元培的要求并不过分，所以国务院和教育部很快分别回电答应，甚至表示外间传闻并非事实，政府对于学生的行为并无苛责之意，深望“我公”早日回京，主持校务，以慰众望。

从往返电文看，在双方承认学生举动“逾越常轨”的前提下，似乎有了转机，问题应该很快解决，蔡元培也应该很快返回北京，返回北大。那几天与蔡元培有着密切接触的蒋梦麟曾于5月22日与黄炎培联名致函北大教授胡适，表示蔡元培已就回校任职事做出决定，此事若不另生枝节，北京大学可望恢复原状。这是从积极方面着眼。

然而到了5月26日，在上海、杭州往返观察时局的蔡元培竟突然决定不回北大了，他的公开理由是：“卧病故乡，未能北上。”

蔡元培为什么在先前已答应复职，这时突然反悔拒绝呢？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他通过这些天观察、思考，觉得北京政府对他慰留并无诚意。

为了向政府施加压力，北京、上海学界在教育界大佬把控下，有节制地进行罢课、游行示威，甚至有节制地动员市民参加。

蔡元培不愿复职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又引起新一轮抗议。6月2日，北大学生张国焘等人在市区讲演时被警察逮捕。第二天，北京各校学生游行示威，政府出动警察进行镇压，又有四百余人被逮捕。6月4日，军警又拘捕学生七百余人。北京大学成了一个庞大的“临时监狱”。6月5日，北京学生五千余人向警察厅自请入狱，北京教育界一片混乱。学潮还引发了社会动荡，这一天，上海市民开始罢市，标志着学潮有向社会蔓延的趋势。

诚如蔡元培所预感的那样，政府对他的挽留确实比较勉强，政府在他请辞后确曾任命马其昶接替，只是这一计划在北大师生反对下并没有实现。现在蔡元培依然不愿返校复职，其实政府也确实不想让他复职了，于是蔡元培不愿复职的声明实际上也给政府打开僵局提供了一个重要口实。6月5日，内阁会议决定准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以胡仁源继任。翌日，徐世昌照此发布大总统令。 消息一出，引起了北大师生和北京教育介人士的极大不满。他们纷纷表示拒绝胡出任校长，坚决挽留蔡元培。

很显然，教育界挽留蔡元培大致是真诚的，政府中的一些人挽留他也是真诚的，但政府中还有一些人，比如当时可以公开认定的那些“安福系”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不仅不愿意挽留蔡元培，而且坚决主张罢免他甚至追究他的责任。现在政府内一再出台后来被认为是“馊主意”的换人方案，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安福系”的心迹。鉴于此种状况，蔡元培太清楚自己应该如何做，为了自己的羽毛，更为了北大的未来，为了北大不至在僵局中被撤销，蔡元培于6月15日再发宣言，重申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决心。

是日，其堂弟蔡元康拟了一个广告稿交给上海各报发表，以回应北京政府的一系列举动：“孑民家兄回里后，胃病增剧，神经非常衰弱，医生切嘱摒绝外缘，现正紧要关头，不许见客，不许传阅函电。辱承亲友存问，深以不能接见为歉。特用代为声明，凡我至亲好友，务请勿劳驾，勿惠函电，俾得静养。种种不情，诸希亮察。”

蔡元培的坚持或许有自己的考虑，有法律上的依据和担心，但是这种坚持并没有持续多久。6月24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康宝忠、马叙伦致电蔡元培：“号电闻部已代复，仍坚挽留，勿再辞。君默、幼渔祃日南谒，当能接洽。”

三

君默是沈尹默的原名，幼渔即马裕藻，他们都与蔡元培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基于这种人际关系，以及学生代表、政府代表的联合劝说，事情出现了转机。蒋梦麟在6月28日复胡适的信中，就明确告诉胡适及北方朋友，他24日刚从杭州见过蔡元培回上海，那时蔡元培似乎对是否回京复职可能还有犹豫，但在各方朋友不断劝说下，蔡元培终于来了信，表示有回校的意思，但怎样复职似乎还没想好。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蔡元培虽然答应可考虑放弃辞去北京大学一职，但一来他的身体实际情况似乎确实不允许他立即赶回北京；二来他先前信誓旦旦地表示决不回北大，因此也必须给他留下一个回旋时机和面子。所以，汤尔和在说服了蔡元培放弃辞职，同意回京复职后，便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蔡元培答应回北大，但并不需要他立即去，而是派遣蒋梦麟暂时赶去代理。蒋梦麟是蔡元培最信任的弟子之一，由蒋梦麟去代理，应该可以代表蔡元培的意思；而蔡元培暂时不北上，在面子上更显得庄重。

于是，汤尔和在同一天（7月10日）又与蒋梦麟谈及“遣代”问题。由于是第一次提及由蒋梦麟代表蔡元培去管理北大，蒋梦麟似乎并无足够的思想准备，或者说根本没有想到北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和蔡元培辞职这件事会与自己有关，且这样密切，所以他在开始可能觉得汤尔和是在开玩笑，稍后即以在江苏教育会和《新教育》的工作太过繁忙而加以拒绝。

在上海的工作对于蒋梦麟来说确实太忙，但是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蒋梦麟并不想现在就去北大，试想不久前蒋梦麟还向胡适说如果北大不幸解散之后怎么办的考虑，在北方教育界的眼里，蒋梦麟、黄炎培等南方教育界对北方教育界似乎始终不怀好意，现在因蔡元培辞职，结果由蒋梦麟去掌管北京大学，这不是使那些谣言成了真的事实了吗？所以，蒋梦麟唯一的选择是婉拒。

蔡元培选定蒋梦麟作为自己的代表前往北大执掌学校日常事务，自然有自己的考虑，最简单的一个目的就是延缓一下他北上的时间，否则先前那样大动干戈闹着辞职实在不好解释。这是一般情理中可以理解的考虑。不过，从当时人际关系看，蔡元培选择蒋梦麟，可能更多的还是他周围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冲突的结果。

蒋梦麟的背景是江苏省教育会，是黄炎培，但在蔡元培那里他又与黄炎培一样，都是蔡元培的学生，而且是比较好的学生，这是一层重要关系。另外一层，动议这件事情的可以肯定是汤尔和，汤尔和此时是北京医专校长，是北京国立各专门以上学校校长联合会代表。此一时期，他与北大教授马叙伦这个“同门异姓”兄弟联手，掌控北京教育界，是五四运动过程中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善于生事的主。马叙伦与蔡元培有着很好的互动关系，也是敢于负责任的人，但是马叙伦似乎比较容易冲动，比较容易弄权，所以马叙伦又与蔡元培身边的沈尹默有点不和。因此当汤尔和于7月10日向蔡元培第一次提及由蒋梦麟“遣代”问题，沈尹默似乎根本就不知道，根本就被蒙在鼓里。直至三天后即7月13日，这件事情已经完全决定，已经没有丝毫更改可能性的时候，汤尔和才将这一方案向沈尹默转述。然而双方观察不同，“所见略有不合”，汤尔和自信自己的观察较沈尹默更周密，况且自己的方案已被蔡元培采纳，所以尽管沈尹默对他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言辞，但汤尔和“亦不必辩”，对于沈尹默的未来出处，汤尔和劝其出洋，并表示甚至从内心深处发誓一定帮沈尹默完成出洋这件事，“将来当为力图”。 但不管怎么说，同在杭州，同在蔡元培身边的沈尹默竟眼看着被汤尔和耍了，其心中的郁闷不难想见。

对于身边幕僚或学生们的矛盾与利益冲突，蔡元培或许是清楚的，或许根本不清楚，甚至他也无意弄清楚。所以他在获悉汤尔和的这个方案后，似乎有点装傻似的告诉沈尹默：“很奇怪，汤尔和昨天来告诉我，你们来了，要我回去，但汤尔和又劝我不要回去。我说不回去怎么办呢？他说让蒋梦麟代替我去做校长，你说奇怪不奇怪？”蔡元培还说，“我对汤尔和说：当初评议会通过办教育系，要蒋梦麟来，黄炎培大吵，你现在要蒋梦麟代我当校长，要通过黄炎培才行。汤尔和说：黄炎培昨天在杭州，现在到厦门讲学去了，不必告诉他了。”蔡元培接着又对沈尹默扯迷糊：“你说怪不怪！当初不同意，现在连讲都不必讲了。”很显然，沈尹默始终没有读懂蔡元培这段话的意思，不明白蔡元培为什么这样对他说。

蔡元培接受汤尔和的方案后，即约请蒋梦麟从上海到杭州面谈。13日，蒋梦麟到杭州。14日，蒋梦麟冒雨陪同蔡元培游花坞。

那时，蒋梦麟在杭州、上海之间来回走动，几天前当汤尔和刚刚想出这个主意后就与蒋梦麟谈过，蒋梦麟说了自己的难处，又都被汤尔和一一化解，所以这次蔡元培直接出面谈，蒋梦麟一点都不感到吃惊，他们所谈只是具体细节，以及到北大后应该如何应付的问题。这次，蔡元培谈得很高兴，他在当天连写六首七绝记录游兴和观感。

当天晚上，蒋梦麟、汤尔和与蔡元培共进晚餐，至此，蒋梦麟“遣代”问题终于说定，蔡元培请蒋梦麟作为他的代表，替他回校办事。

方案大致决定后，就是具体细节，也就是蒋梦麟怎样才能名正言顺地代表蔡元培的手续问题，不善于或者说很烦那些程式主义的蔡元培苦于手续繁重，但善于料理行政的汤尔和却觉得是小菜一碟。

7月15日，汤尔和、蒋梦麟至杨庄，会晤蔡元培，谈细节。16日，他们两人又来，继续谈。对于蔡元培的疑惑与顾虑，汤尔和津津乐道一一疏解。蔡元培闻言恍然，遂定议。

接着，蔡元培与蒋梦麟谈话，具体规划蒋梦麟北上后的步骤及如何处理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蔡元培对蒋梦麟说：“大学生皆有自治能力者，君可为我代表到校，执行校务，一切印信，皆交君带去，责任仍由我负之。”蒋梦麟稍经思考，提出两点要求请蔡元培同意：

一、只代表蔡元培个人，而非代表北京大学校长；

二、仅为蔡之督印者。

对于蒋梦麟的两点要求，蔡元培没有不同意的道理，并告以三点注意事项：

一、各界代表之至杭者日必数起，迄未答谢，请代表致谢各界；

二、代表蔡说明有回北大之决心；

三、大学责任，蔡愿意继续完全担负。

蔡元培又告诉蒋梦麟：“自今以后，须负极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谈话毕，蒋梦麟当天返回上海，他还要抓紧料理江苏教育会事务及与黄炎培等人交接，因为汤尔和约他六天后一起北上就职。

蔡元培之所以选择蒋梦麟代替他前往主持大学事务的原因，除了汤尔和竭力推荐外，据说还有如下三点：

一、蒋梦麟是蔡元培的学生和同乡；

二、蒋梦麟当时在北京大学有职务，他与北大多位教授在上海办《新教育》月刊，而《新教育》的方针是蔡元培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任内提出来的；

三、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对蒋梦麟非常欣赏，这也似乎是蔡元培将北京大学校务委托给蒋梦麟的原因之一。

不管怎么说，因蔡元培辞职而引发的风波终于因蒋梦麟的“遣代”而结束，蒋梦麟或许有他自己所说的“情势所迫”，只好勉强同意担负起这副重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