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蕾+王冲

关键词：旅游产业；生态环境；新型城镇化；乡村旅游；区域经济；城乡统筹；产业关联效应；协调发展

摘要：旅游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均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因此，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成为学术界关注的新热点。借鉴耦合协调度函数构建旅游产业系统、新型城镇化系统、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三者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以2014年全国31个省份发展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1）2014年全国31个省份旅游产业—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均值为0.3104），正处于颉颃磨合、轻度耦合失调向耦合协调发展的过渡阶段。（2）东中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显著，总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且全国31个省份耦合协调度可划分为3个等级，8种类型。

中图分类号：F59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6-0122-09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旅游产业作为新兴综合产业，因其关联性强、开放度高、绿色低碳等特性，逐渐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突破口和新动力。然而旅游开发和新型城镇化扩张过程均以生态环境为载体，且不可避免地会对原有生态格局造成影响，从而制约其自身发展。旅游产业、新型城镇化以及生态环境三个系统彼此影响，交互耦合。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产业与城镇化、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等两两耦合关系的研究上，而对三者之间的耦合发展关注较少。如高乐华和张广海分析了山东省城市化与旅游产业集群系统的耦合态势，发现二者存在密切关系，呈现出逐步“一体化”的耦合现象〔1〕。王恩旭等通过对中国31个地区1995～2012年旅游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状况的研究，发现二者呈现出勉强—低度—中度—高度的耦合过程〔2〕。王兆峰、高楠、张英、张春燕、庞笑笑等学者对旅游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关系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均发现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发展具有相互影响、耦合发展的特征〔3～7〕。方叶林等对中国31个省级区域2001～2011年旅游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得出二者中度耦合协调的总体态势〔8〕。杨主泉、郑伟民等学者也对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二者耦合协调度呈增长趋势〔9～10〕。高坊洪提出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城镇化视野，推进二者耦合发展〔11〕。贾凤梅等以黑龙江省为例，研究发现农村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处于高度协调状态〔12〕。张荣天、罗能生等也通过研究发现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态势〔13～14〕。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6期周蕾中国旅游产业—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实证研究因此，为丰富旅游产业—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以下简称TUE，TourismUrbanizationEntironment）系统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本文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31个省份，同时因资料及数据有限，未涉及港、澳、台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借鉴物理学耦合协调度函数，及对旅游产业、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系统间作用机理的分析，构建旅游产业系统、新型城镇化系统、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三者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对2014年全国31个省份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揭示全国31个省份TU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各省制定科学、客观的协调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二、TU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通过借鉴前期研究，可将耦合定义为“两个及多个系统（或要素）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是用于分析系统（或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影响的程度”〔15〕。耦合协调度则是用于衡量在发展过程中系统内外部要素间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16〕。

旅游产业、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系统三者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旅游产业通过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促进城乡统筹，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带动城镇众多产业发展，通过就业效应舒缓城镇及农村就业压力，通过高开放度加强城镇对外交流等方式，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新型城镇化建设则通过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客源市场、基础服务、技术人才以及旅游空间和旅游形象载体等支撑，保障旅游产业发展。而生态环境是旅游产业和新型城镇化扩展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其好坏直接制约着旅游产业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只有当旅游产业开发、新型城镇化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和谐一致时，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三者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在生态环境的基础条件下，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系统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生态环境的发展。其中，旅游产业是推动引擎、新型城镇化是支持保障、生态环境是基础条件（如图1所示）。结合耦合概念及理论，本文采用TUE

三、TUE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等级划分（一）耦合度模型及计算方法

TUE系统耦合度模型，可通过对容量耦合模型〔17〕进行推导得出：

C3=（f（x）×g（y）×h（z））（f（x）+g（y）+h（z））313。

其中，f（x），g（y），h（z）分别为旅游产业系统、新型城镇化系统、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函数，其计算方法为：

f（x）=∑mi=1（aix′i），

g（y）=∑nj=1（bjy′j），

h（z）=∑ok=1（ckz′k）。

其中，ai，bj，ck表示权重，通过熵值赋权法得出。x′i，y′j，z′k均是原始数据通过极差标准化方法所得的无量纲化值，分别代表旅游产业、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各系统特征的指标，x′i的处理方法如下〔18〕，

y′j，z′k原始数据的处理方法与此相同。

x′i=xi-min{xi}max{xi}-min{xi}（具有正功效）

max{xi}-ximax{xi}-min{xi}（具有负功效）。

（二）耦合协调度模型

在三大系统耦合度分析基础上，可通过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进一步分析判断三者交互耦合、协调发展的程度。

D=C×T

T=αf（x）+βg（y）+γh（z）

。

式中，T为TUE系统综合评价指数，C为耦合度，D为耦合协调度；α，β，γ为待定系数。旅游产业和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一定能够促进和影响生态环境的变化，但生态环境的变化却不仅仅是二者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所产生的效果。所以，三者相互作用影响的程度有所差异〔18〕。同时，由于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彼此相融，互相促进和影响，作用同等重要，故取α=0.4，β=04，γ=0.2。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TUE系统的协调程度，在已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对耦合协调度进行如表1所示的等级划分〔19〕。

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分析

旅游产业系统、新型城镇化系统、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均呈现出东高西低的趋势。其中，旅游产业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最高的省份是广东省，指数为09042；最低的省份是宁夏，指数为00065。新型城镇化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最高的省份是广东省，指数为06867；最低的省份是西藏，指数为00824。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最高的省份是海南省，指数为06752；最低的省份是新疆，指数为03608。

3.耦合协调度分析

从耦合度整体分析来看：2014年全国31个省份的TUE系统耦合度指数一直处在01249～03330之间，其中耦合度指数最高的省份是浙江省，其指数为03330；耦合度指数最低的省份是西藏，其指数为01249。全国耦合度平均值为02941，处于中度失调，低水平耦合阶段。

从耦合协调度整体分析来看：2014年全国31个省份的TUE系统耦合协调度指数一直处在01260～04873之间。其中，耦合协调度指数最高的省份是广东省，其指数为04873；最低的省份是西藏，其指数为01260。全国耦合协调度平均值为03104。这表明，2014年，全国TUE系统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不高，正处于颉颃磨合，轻度耦合失调向耦合协调发展的过渡阶段，但东中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显著，且总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根据前文所划分的耦合协调度等级标准，可将全国31个省份耦合协调度划分为三个等级，八种类型，具体划分如表4所示。

（1）旅游产业领先、生态环境滞后的勉强耦合协调类型，主要包括广东和山东。这些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旅游产业的关联效应得到充分发挥，旅游产业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贡献较大。但在追求旅游产业和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却忽略了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已经超过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从而制约了耦合协调度进一步提高，使其仍处于勉强耦合协调阶段。因此，在未来发展中，应着重加强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保护，并进一步扩大旅游产业推动作用，促进和优化城镇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推动新型城镇化向高效生态的方向发展。

（2）新型城镇化领先、生态环境滞后的勉强耦合协调类型，代表省份为江苏。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旅游产业未得到充分发挥，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在追求新型城镇化和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忽略了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已经超过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从而制约了耦合协调度进一步提高，使其仍处于勉强耦合协调阶段。因此，在未来发展中，应着重加强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保护。

（3）生态环境领先、新型城镇化滞后的勉强耦合协调类型，代表省份为浙江。浙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于旅游产业及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这表明：浙江省新型城镇化推进程度尚未超过地区生态环境的承载阈值，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浙江省的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位于全国第四，但旅游产业的综合带动效应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在未来发展中，浙江省应充分发挥旅游产业的先导优势和综合效应，加快推动全省新型城镇化进程。

2严重耦

合失调h（z）>g（y）>f（x）生态环境领先、旅游产业滞后的严重耦合失调类型青海、宁夏、西藏（4）生态环境领先、旅游产业滞后的勉强耦合协调类型，代表省份为北京。北京市旅游产业系统、新型城镇化系统、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分别为0.4438、0.5559、0.5596，指数均相对较高。其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耦合协调等级，主要是由于旅游产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相对滞后于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同时，北京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较为接近，但尚未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也表明北京市新型城镇化发展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北京市在进一步加强区域内生态环境污染治理及保护的同时，可适当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并大力推进旅游产业的发展。

（5）新型城镇化领先、旅游产业滞后的轻度耦合失调类型，主要代表省份为天津市和上海市。这表明天津和上海新型城镇化水平非常高，已远远超过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三者之间的差距较大，所以造成其耦合协调关系处于轻度耦合失调的状态。同时也表明，这两座城市的旅游产业发展仍有很强的延展空间。因此，未来的发展中，在进一步提高两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已有优势，带动和提升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同时也应进一步加强区域内生态环境保护。

（6）生态环境领先、新型城镇化滞后的轻度耦合失调类型，主要包括安徽、云南。这两个省份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均滞后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且综合指数都相对较低，因此制约了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同时，旅游产业系统综合指数高于新型城镇化指数，表明这些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及新型城镇化扩张均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且旅游产业可利用其已有优势引导并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7）生态环境领先、旅游产业滞后的轻度耦合失调类型，主要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新疆。这些省份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新型城镇化水平均处于低水平阶段，且旅游产业明显滞后，因此制约了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仅处于轻度耦合失调阶段。同时也表明这些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及新型城镇化扩张程度没有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范围，均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在未来发展中，应充分利用区域生态环境资源优势，加大旅游产业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力度。并积极发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加强旅游资金投入等措施，提高旅游产业发展水平。

（8）生态环境领先、旅游产业滞后的严重耦合失调类型，主要包括西藏、青海、宁夏。这些省份主要是受到地理条件及地域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极低，严重制约了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因此，在未来发展中，应围绕地区优势，吸引外来资本投入，并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生态循环型经济，加快旅游产业和新型城镇化发展。

五、结论和建议本文通过对TUE系统耦合作用机理的分析，构建了三者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并对2014年全国31个省份的TUE系统耦合度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研究，其结论及建议如下：

（1）TUE系统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为：在生态环境为基础的条件下，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系统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生态环境的发展。其中，旅游产业是推动引擎、新型城镇化是支持保障、生态环境是基础条件。

（2）2014年全国31个省份的TUE系统耦合协调度指数一直处在0.1260～0.4873之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不高，正处于颉颃磨合，轻度耦合失调向耦合协调发展的过渡阶段，但东中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显著，且总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全国31个省份耦合协调度划分为3个等级，8种类型。

（3）为实现TUE系统耦合协调度向更高层次推进，未来我国东部地区需要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的改善，并充分发挥旅游产业的关联效应和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中西部地区应进一步加大新型城镇化推进力度，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资金及技术人才等要素投入。同时，因旅游资源开发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超过生态环境承载阈值会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和恶化，旅游资源开发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低于生态环境承载阈值又会造成区域内各项设施及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出现闲置和浪费，因此，应建立和完善TUE系统协调发展的承载力预警机制，从而促进三者良性持续发展。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TUE系统是一个复杂且多层次的开放系统，涉及诸多因素，本文只选取了具有代表性及可获取的数据指标纳入评价体系，因此指标选取不够全面，存在不足。同时，本文只分析了2014年全国31个省份的指标数据，未进行较长时序的动态分析。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尽可能收集更多数据，进行动态的时序分析，以便对TUE系统耦合度进行更加客观的测度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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