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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历史催化剂的红与黑

2017-01-14米绪

齐鲁周刊 2016年46期
关键词:税收制度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米绪

一切历史,都是税收史。

这是肉唐僧关于《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一书的书评标题。在这本书中,查尔斯· 亚当斯断言:王朝兴替政权更迭,原因只有一个:税收制度的好与坏。

在他的笔下,历史被新的角度剖析,熟悉的情节被解读出不一样的逻辑。种种史实指向:

税收是推动文明进步的燃料。我们是如何征税和用税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是繁荣还是贫穷,是自由还是奴役,以及最重要的,是正义还是邪恶。

财政收入增速目标高于经济增速

在“曹德旺跑了”的新闻事件中,其实曹德旺跑与不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制造业的成本是否已经让企业不堪重负,税负是否高到不可承受的程度。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所规定的GDP增速大约为7.5%,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目标却定位8%。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规定的GDP增速大约为7%,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目标却是7.5%。在地方,2015年山东省生产总值比2014年增长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0%。而2016年的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是增长7.5%—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8.5%。

所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认为,近两年,政府所指定的财政收入增速目标均高于经济增速,因而政府的税收不是在减,而是实际上在增加。所以,韦森认为中国供给侧改革应该把给企业减税放在第一位,而且,减税应该是总量的,而不是“结构性”的,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所长刘德军认为,和从前财政收入增长是GDP增长的2倍相比,我们的减税是有相当成效的,当然,减税还有相当空间。我们的税重不重, GDP与财政收入的增速比较只是一方面。还要看一看我们制造业的利润率、抗风险能力、生存环境等等。假如企业的外部环境良好、自身抗压能力较高、利润率较高,稍高的税率也不会导致出走。问题在于,我们制造业的大环境和内在机能也不容乐观。

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已经接近40%,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把这么高的税率称作 “死亡税率”,并提出:我们不要把企业逼死了才要减税。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的总税率中,中国的总税率居于68%的高位。对于中国企业的税负,除了曹德旺提出的增值税之外,所得税、劳务税、流转税等等都存在一定的不合理。2016年劳务税的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而我们的劳务税是48.8%,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很多数据证明营改增之后,企业的负担轻了,但李炜光发现,其实企业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流转税转嫁不出去。在美国,企业亏损是不用交税的,但在国内,企业亏损,税却照样得交。

一块冰传递多次后只剩下一只湿手

在西方的传统中,税收制度被看做是社会自由的晴雨表,任意的税收被看作是自由最危险的敌人。《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一书中,查尔斯 亚当斯探讨了税收是如何有利地影响了历史的走向。他从古埃及说到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到20世界末,一再指出:所有的税收制度都倾向于变坏,除非人民能够约束政府,因为政府通常倾向于不断调整开支来满足他天生具有的贪婪欲望。他以历史警醒今人,在面对税收时应当多一份审慎与敬畏。他的观点在社会各界与各国政府的博弈中一再被引用:一块冰传递多次后只剩下一只湿手。税收也是这样,它大部分被官僚机构本身消耗了。

在农民纳税时代,曾有地方基层官员在酒桌上笑言:别喝了,你再喝,你家老妈得多交2斤麦子。言论或有偏颇,但却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维度。在《穷爸爸 富爸爸》里,富爸爸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政府预算和开支总是趋于扩大。每到年底,各政府机关突击花钱的盛况很能证明这个观点。

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各级政府在最后一个月花掉了近1.2万亿元,超过全年财政支出金额的1/4。2008年12月,政府的财政支出金额为超过1.5万亿,2009年为两万亿。2010-2012年,12月份突击花掉的财政支出往往是其他月份的2-3倍。这3年中,11月和12月的财政支出达到全年的31.92%、28.83%、25.42%。2011年财政部门在余下的近两个月中确定超过3.5万亿财政资金的去向——这相当于瑞士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在这些数据面前,归咎于“钱款集中拨付”显然无法说服公众,大家更愿意相信现行财政预算体系的“不花白不花,花的越多给的越多。”

所以,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质造的过程中,专家们不约而同地为企业背书,希望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减少财政赤字,减少不必要的投资,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理支出,给企业更多的减税空间,把资源更多地留给供给侧——企业和实体部门。如此,才能有效遏制企业主“脱实向虚”“弃厂上楼”。

“文明在重税的压力之下会逐渐自我毁灭”

最近,“2017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或调整,月入万元下个税税率有望调低”的新闻引起广泛注意。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卞江教授在采访中提到,我们的纳税主体已覆盖到中等收入,甚至蔓延到低收入人群。在企业家当众因税负而失控流泪的新闻之下,还有更多的工薪阶层为庞大的财政支出而勉力支撑。

所以,李炜光教授的“轻税”理念格外深入人心。他认为,减税只是一个政策,而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长效的“轻税机制”。特别是经济衰退的时候,尤其需要减税甚至退税。这一点,对企业,对个人,都非常重要。查尔斯·亚当斯认为,文明在重税的压力之下会逐渐自我毁灭,而适度是一切优良税收制度的公分母。政府不仅要关注人民能负担多少税收,而且要关注人民愿意负担多少,以及他们愿意接受的纳税方式。

今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降低宏观税率”。这表明,降低税负在政策层面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在执行层面,地王频出证明地方政府的预算胃口尚未闻风而动。

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者可以向清朝刑部尚书李化熙学习。痛感于周村大街市集苛捐杂税,他把顺治帝的口谕“一日免税”树成“今日无税”石碑,成就周村“旱码头”的地位。之后,李氏家族更是代完市税长达7代200余年。

这样的公务员,当然不会炮制出“5 30”事件,不会半夜三更调高印花税,能够切实做到《预算法》中“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约束,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

贡、赋、租、税、捐……中国税收史几千年,从“初税亩”到“一条鞭法”,每次调整,都伴随着血泪和肮脏。但对“什一而税”、“十五税一”、“三十税一”的不同选择,是“与民休息、轻徭薄役”还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体现了执政者的格局、吏治的清浊。

在封建社会,衙役们来收租,要把好好的一斗粮踹上一脚,散落在地的是“火耗归公”。这一踹虽然没了,但基因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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