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弗洛姆；现代人；自由困境；《逃避自由》

摘要：弗洛姆指在个体化进程中，人摆脱了外部环境的束缚，获得了空前的自由，然而在现代人自由不断膨胀的同时个人内心的孤独与空虚感也随之攀升。自由与孤独并存的心理困境使得现代人产生了逃避自由的心理，表现为三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受虐狂与虐待狂、攻击性与破坏性、顺世与随俗。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阶段，国人同样面临着自由与孤独并存的尴尬境遇。现代人自由困境的摆脱，弗洛姆从微观层面提出“以爱积极地工作”的方式消除现代人内心的孤独感。人是社会中的人，良好社会环境的营造为现代人实现自由困境的摆脱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只有实现微观路径与宏观路径的融合，现代人的自由困境才有可能得以摆脱。

中图分类号：G44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6-0080-07

Modern Freedom Dilemma

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人类的文明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类的自由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对自由的认识与界定也具有相应的时代特性。弗洛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主导下的现代社会，人获得了更为充裕的自由，同时伴随自由一并到来的是人内心难以消除的孤独感与空虚感。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阶段，国人同样面临着相似的境遇。面对自由背后的孤独与空虚，应以怎样的态度以及方式去克服，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理论，对现代人自由困境的深刻剖析以及对克服这种精神困境可行路径的深入探讨，对同样处于自由困境中的国人来讲，具有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一、现代人的自由与孤独（一）现代人主体性身份的确立

现代人的诞生在弗洛姆看来是始于中世纪社会结构解体之后，理性、个性、自由成为现代人的重要特征。现代人不同于传统人，传统人是缺少自由的，原因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一方面，在传统社会中，人一出生他就拥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固定的身份或社会地位，传统社会稳固的社会关系、层级分明的社会结构给人以束缚的同时也给人内心带来了极强的安全感与归属感。另一方面，传统人并没有所谓的个人自由，“在原始社会，个人不是行为的基本单位，氏族才是基本的行为和责任单位，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1〕。因此个人仍没有从“原始关系”中摆脱出来，只是把自身作为外部环境的一部分来认识与发展自我。“中世纪并未剥夺个人的自由，因为‘个人尚不存在；人仍借始发纽带与世界相连。唯一使他认识到自己是‘个人的途径便是他的社会角色。”〔2〕而现代人不仅明确地认知到自身的独立性，而且是以自然与社会空间的主体性身份从事生产活动。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把现代人的生成称为人的个体化进程，并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来阐述人的个体化。在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指出，人皆孕育于自然，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为人提供生存的基础。但是，自然为人提供生存保障的同时也在约束着人的自由，因此摆脱自然的约束，获得自由成为人最热切地追求。在这种争取个体自由的过程中，人对自然的依附性不断地减小，人自由、独立的身份逐渐被认知与确立。在个体层面上，弗洛姆以孩童的成长过程为例。他指出人在婴儿时期，孩童的生存依赖于父母的悉心照顾，孩童在父母的羽翼下安全地成长，不用过问任何问题，但是也没有属于自己的自由，一切只能听从父母的安排。孩童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慢慢开始试着独自去面对生活以及生活带来的考验，孩童在面对生活考验的同时，自由与权力得到了前所未有地提升。孩童成长为独立、自由的个人。最后，他还指出，人类文明的更迭，社会形态的不断变化，社会关系也由最初的血缘关系转变成现在社会关系，从氏族部落到社会组织，社会形态、关系的改变都是人类同自然分化不断加深的体现。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6期冯虎成现代人自由困境研究——基于《逃避自由》的分析早在人类社会早期，人处于物我不分的自然空间内，无异于其他生物。技术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人的主体性身份确立的推动作用同样不可替代，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电气时代直至今天的信息时代，技术的革新带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人对其主体性身份的认知也在技术的变革中逐渐清晰。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时期，人自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人取代了神的地位，至此，人的主体性身份得到认知。进入工业革命后，对立于自然之外的现代人不满足于寄生于自然的现状，改造与控制自然成为现代人新的追求，在科学技术急速发展的基础上，人开始利用技术的强大力量去征服自然，并试图去控制自然。“控制自然、做自然的主人，成为现代人在自然面前赢得前所未有之自由的象征。”〔3〕自由的现代人成了自然的主人，自此人的空间主体性身份得到确立。此外，对人的主体性身份的认知与追问在其他领域也不曾间断过，古希腊学者普罗泰戈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对自身的追问”，柏拉图“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实践与理性”理论，这些思想理论也在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上对人的主体性身份进行了思考与探析，在思想层面上给人以指导与启示，但是有效性远低于技术对人的主体性身份确立的作用〔4〕。

（二）自由与孤独

现代人在获得主体性的进程中，借助技术手段摆脱了自然对人的束缚，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打破了陈旧固定的社会关系，个人主义文化盛行，个性与自由成为现代人的标签。如果说传统社会中人只能通过固定的社会角色来认知外部世界，那么自由的现代人只能依靠孤单无依的自己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弗洛姆认为现代人自由极度膨胀的同时，随自由一并到来的是人的内心的孤独感与空虚感，为了摆脱孤独感与空虚感，现代人试图通过“逃避自由”的方式来克服与消除人内心的这种无助感。弗洛姆《逃避自由》中所指的自由具有两重含义即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现代人摆脱了前个人状态社会纽带的束缚，但并未获得积极意义上的实现个人自我的自由，也就是说，他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及感官方面的潜力。”〔2〕消极自由指的是对自然或社会等强加于人的外部束缚的摆脱与解脱。积极自由则指的是个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创造性与爱进行生产活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活动，实现人思想、情感等各方面潜能的表达。现代人的自由状态通常表现为虽然摆脱了外界的束缚并能够自由活动，独立思考，但是却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而真正的自由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有机结合，既没有外界的束缚、压迫，还能够实现个人思想与情感等个性的表达。“自我的实现不仅要靠思想活动，而且要靠人全部人格的实现和积极表达其情感与理性潜能来完成。”〔2〕弗洛姆指出现代人的自由仍处于消极自由的阶段，消极自由带来的孤独感与空虚感使得现代人萌生“逃避自由”的想法。“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在摆脱曾一度赋予其生命以意义和安全的所有纽带，获得自由后，陷入的无能力及孤立的不安全状态，我们看到，个人无法忍受这种孤立……无助与怀疑麻痹了生命，为了生存，人竭力逃避自由——消极自由。”〔2〕弗洛姆认为，人的个体化的进程所带来的自由与孤独并存的双重性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也是不可逆的，人在摆脱自然的束缚与约束，形成属于人的特有的社会属性，想试图从这种自由与孤独的状态下重新回到天人合一的自然状态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人类史就是冲突与奋斗的历史，在日益个人化的过程中，每进一步，人们便遭到新的不安全的威胁，原始的束缚一旦被割断，便不会修复；一旦丧失了天堂，就不能重返天堂。”〔2〕人类在自由不断膨胀的境遇下，个人乃至社会群体的生存威胁不断增加，自然束缚带来的安全感消失，人的不安全感日渐增强。因此，在自由与不安感及孤独感并存的自由困境中，人萌生了逃避自由的心理，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摆脱自由背后的孤独感。

二、现代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一）我国民众的自由现状

国人在摆脱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束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这里的自由多半是消极自由。进入新中国以后，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提升。科学技术解放了人的双手，机械及其自动化使人从生产一线得以脱身，人的闲暇时光也随之增加，自由成为现代人的最为耀眼的标签。但是，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人们越发的感觉到自身的渺小与无助，就业自由了，人可选择的职业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时时刻刻担心失去工作机会。恋爱自由了，但是相互欣赏并走到一起的恋人少之又少，出现了所谓的“剩斗士”，成为长辈眼中的异类。人可支配的时间多了，可更多的人却不知该如何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就像《海上钢琴师》中1900说的那样：

Christ，did you see the streets？How do you choose just one？One woman，one house，one piece of land to call your own one landscape to look at，one way to die？All that world just weighing down on you.You do not even know where it comes to an end.

正如1900所说，太多的选择需要我们自己去做，现代人面对任何困难、危险都需要自己独自去面对、抉择。孤独感、无助感充斥在现代人的内心，人希望有一股外在的力量支撑着自身去面对这个越加陌生的世界，从而给予人内心安抚与安全感。电影中1900的心理状态就是当前国人的写照。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当前我国民众的自由现状。

1.市场经济下的现代人

市场经济推动了人的解放，打破了原有社会关系对人的束缚与压迫，为个体人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同时独立个人的出现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所谓‘独立的个人是具有自主意识，自立能力、自律行为和自由个性等性质的个人，即在人世界和人的关系中具有普遍联系和独立人格的人。”〔5〕因为只有具有独立身份与个人意识的个人才能依据基本的市场规律进行商品交换活动。市场为个人提供自由的交换平台，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为市场提供运转活力。市场经济打破了自然经济下片面的、固定的、保守的依赖关系，使人摆脱了自然关系的压迫与束缚，人的自由得到了充实与丰富。但是在以利润与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下，资本与利润成为现代人生活的目的，竞争成为现代人生存的方式。人被物化，人与人的关系用物的关系来表现、衡量。现代人为了追求利润把市场交换的原则运用到自身的日常生活中，市场原则成为现代人处理一切事情的基本原则。友情、爱情、亲情等都变成了赤裸裸的资本关系。人情变得冷淡，在市场竞争中，竞争者为了谋取利益、击垮对手，必要时将不择手段。“很显然，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必须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漠不关心为基础。否则，任何一方都会寸步难行，无法完成其经济任务，即相互斗争。如果必要，在实际的经济斗争中毫不留情地摧毁对方。”〔2〕在充满竞争与以物的关系为标准的市场中，现代人独自面对充满冷漠与威胁的世界，“每件事、每个人都变得不确定，人与物、人与人的距离感更甚，似乎只身一人走在沙漠中，非常孤独和恐惧”〔6〕。

2.智能化生产方式中的现代人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现代工业自动化生产模式已经是主流的生产方式。“智能化生产力体系中劳动资料是由计算机控制的、智能化程度较高的生产体系。它是由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自动运输小车、自动化仓库、计算机控制中心等部分组成的。计算机是控制神经中枢，把孤立的自动化设备联系了起来。”〔7〕生产力的智能化不仅为现代人争取了更多的自由时光，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智能化生产更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人脑进行工作。人在生产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随着智能化生产方式的普及与深入也在不断地减小，现代人沦为智能化生产方式的附属物。“每一个人都被牢牢固定于某一特定的分工角色上，成为机器化大工业生产体系中的一个‘部件。”〔8〕现代人在庞大、复杂的生产系统面前是那样的渺小、微弱。系统化、智能化的生产线，正逐步弱化现代人的生产能力，使其成为智能化生产系统的附属物。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写道：“人的全部创造物却高于他并控制着他。他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创造者和中枢，反而觉得自己是一个他用双手造出来的机器人的奴隶。他释放出来的力量愈是有力和巨大，他就愈是感到人的软弱无能。”〔9〕科学技术带给现代人自由，同时也给现代人带来了无尽地自卑感与无力感。

3.风险社会中的现代人

风险指的是可能、将要发生的灾难，但是并没有真实的发生的危险或灾难。“‘不再——但——还没有这种独特的现实状态——不再信任/安全，但还没有毁灭/灾难——就是风险概念所要表述的，也使它成为一种公共参照框架。”〔10〕现代社会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生态问题、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危机、食品安全问题、核泄漏事件等一系列的风险事件都在彰显我们身处的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现代人在获取自由过程中，把自然与社会摆在了人的对立面，自然与社会沦为了被人利用的客体，肆无忌惮地利用与挥霍自然资源，招致来的却是生态、污染、资源短缺等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虽然风险问题自古就存在，但是现代社会的风险不同于以往社会的风险。传统社会的风险，多是人类社会外部风险占主导地位，比如洪水、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而现代人面对的风险多是人为的风险，即人在利用科学技术进行改造与重组自然的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风险。例如核技术、化学技术等，技术在为人谋福利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风险。“就是说，在实践水平提高的基础上，人类自由度增加的同时，面对的风险也在增加。”〔11〕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风险跨越了时空的界限，风险问题进而成为全球风险问题。在外部风险与内在风险的双重作用下，现代人饱受社会风险的折磨，面对时刻到来的风险，恐慌、无助、焦虑感萦绕在现代人的内心。

（二）三种典型逃避心理

现代人以自由和创造性为特征出现后，资本主义的出现直至兴盛，更是从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层面去解放人，在这一进程中，人的自由日渐丰盈。弗洛姆认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现代人陷入了既渴望自由又希望逃避自由的两难境地。“由于人失去他在封闭社会里的固定位置，所以也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所在。他受到强大的超人力量、资本及市场的威胁。每个人都成了潜在的竞争对手，他与同胞的关系也敌对起来，疏远起来；他自由了——也就是说，他孤立无助，倍受各方的威胁……新自由注定要产生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无能为力、怀疑、孤单与焦虑感。”〔2〕在关于现代人对于逃避自由的心理问题上，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指出了三种典型的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受虐狂与虐待狂、攻击性和破坏性、顺世和随俗。

1.受虐狂与虐待狂

受虐狂和虐待狂是一种主动地与身外的某种权威和力量通过屈服或驾驭的方式而达到认同或统一的境界，从而实现对孤独和焦虑心理的摆脱。他认为，虽然表面上受虐狂和虐待狂是相互矛盾的，但是究其本质原因，它们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内心的孤独感与无助感，只有通过外在的某种权威力量的束缚或约束才能获得其所需的安全感。宗教改革中的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就是基于人自身的无能，进而寻求外界神秘力量给予人安全感，人只有臣服、信仰才能得到上帝的救赎，才能在孤独和无助中得到救助。在中国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主要表现为对上言听计从，对下横眉冷对，对外热情周到，对内刻薄势力。在社会生活中，家庭暴力、校园暴力、虐待动物等现象层出不穷。在校园里，学生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就要和任课老师搞好关系，对老师的吩咐唯命是从；家长“款待”老师更被认为是“人之常情”，人脉关系的利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也成为社会关系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攻击性和破坏性

攻击性和破坏性是一种利用自身与其所能利用的外界力量摧毁一切威胁人的存在，以此来发泄、排减内心的孤独感与无存在感。在长期的孤独无助的情况下，个人的欲望不能够得到满足时，人会产生破坏心理，通过破坏或攻击性行为来获取别人的注意、排泄自己内心的孤独感。近些年来，社会上破坏性事件不断发生，如砍杀医护人员、暴打公交车司机、某些学校食堂用霉变的食材做午餐，更有甚者有对幼儿园的孩童进行伤害。此类事件虽然受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在某种程度也彰显了现代人内心的不满与压抑，即通过破坏性与攻击性行为来排解内心的不满，以换取自身所缺失的安全感与存在感。

3.顺世与随俗

顺世与随俗是一种相对温和的逃避自由的方式，即以一种与世无争的方式去摆脱人内心的空虚与无助感。顺世、随俗在现在社会也最为常见，即以一种模仿式的生存方式存在于社会之中。因为这种与他人同样的生存、生活方式能够给予其内心强大的安稳，他们认为自身与周围世界是同一生活频率，从而能够满足内心所渴望的认同感与安全感。在我国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为了适应大环境，寻求自身的群体认同感、存在感，人丢掉独属于自己的个性，成为同别人无差别的人。比如上大学选专业，最热门的专业一定是大家热衷的选择，总感觉大家都选择的专业一定是最棒的；刷朋友圈、逛微博、晒自拍成为了现代年青人的生活节奏；跟风买车、买房；甚至大家的娱乐休闲活动都日渐趋同了。这一系列的社会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映射出的是现代人顺世与随俗的心理状态。

三、现代人摆脱自由困境的可能路径（一）微观途径

现代人身处自由与孤独并存的困境中，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成为现代人最为迫切的现实需求。弗洛姆认为，在这种困境中人有两种选择：一是逃避自由，即放弃自由，以逃避自由的方式来摆脱自由背后的孤独与无助感；二是以爱积极地投身于工作，即个人在保留自身的个性以及独立性的前提下，在集体活动中通过劳动去实现自身的价值。积极地以爱去工作，是个人主动地去从事其热爱的劳动，进而个人的个性得以展现，潜能得到发掘。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人实现与外部世界的再次统一，个体人从而重新获得外部环境给予的归属感及安全感。在这种积极自由的道路中，人不仅能够真正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而且是在不用放弃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实现人与外部世界的再融合。“解决个体化的人与世界关系的唯一可能的创造性方案是：人积极地与他人发生联系，把作为自由独立的个体的人重新与世界联系起来。”〔2〕

（二）宏观路径

弗洛姆从人心理层面上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个体的心理感知对个人以及社会的影响，其研究方法为个人心理、社会的发展问题的分析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考。但是对于现代人心理问题与复杂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仅仅从个人的心理层面上去认识与解决，这既是片面的也是不科学的。对现代人的自由问题的研究除了关注个人心理的分析外，外部世界对个人的影响同样也要有足够的重视。因为人是处在生产关系中的人，19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可以说社会关系为人提供了生产劳动的可能条件，而人的生产劳动方式又决定了人的生活方式，在二者的相互协调下人类社会才得以健康有效地发展。而在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又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再一次表达了社会关系的重要性“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12〕。有效地社会生产离不开个人同样也离不开各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健康、协调的社会生产关系是社会健康发展的保障，更决定了人的生活质量。弗洛姆在描述传统人的时候，他认为，中世纪的人缺乏自由，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专制制度将人束缚在严密的条令中；另一方面，人的个体性身份还没有获得与确立，人仍处于最原始的关系与世界相联系中，这也是其主要原因。传统的社会秩序、稳定的行会制度，相对狭小的生存空间、不变的社会地位，每个人都在国家的各个角落里履行着自己的固有使命，这种原始的束缚，这种原始的社会生产关系，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固定的生活时空与其生存的价值意义，同样也给人提供一种天然的安全感。可见，原始的生产、生活关系可以给人提供一种天然的安全感。那么，在当今社会人性化的生产、生活关系、社会制度，同样也是现代人获取积极自由与安全感、存在感的必要条件。

真正自由的获取，在宏观层面，我们可以从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完善与改革来为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有效地理论支撑。

第一，加速发展经济。经济是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保障，只有经济的不断发展才能保障现代人的物质生活，提升人的精神文明，为人自由的获取提供物质保障。

第二，建立更加民主的社会制度。因为民主是获取真正自由的基本前提，在更加民主的社会制度中，人才能更为积极地、主动地投身于其热爱的领域。同时民主的健全也有利于人的潜能的发掘，有利于提升人的创造性。

第三，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社会的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忽略掉人的心理需求，在物质文明不断提升的今天，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当前社会建设的核心，构建良好的社会关系，既可以缓解社会矛盾与提升人的道德素质，同时也有利于人的个性发展，使人在享受物质发展的同时，实现人的多方面的发展。

第四，构建以人为本的文化体系。现代人生活在信息的时代，文化生活也早已是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化引导现代人的生活，左右人的生活趋势，影响人的心理。构建以人为本的文化体系，对人的个性的发掘与发展的关注，有助于人重新认识自身与外部世界，为人真正自由的获取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

（三）微观与宏观路径的融合

当一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由个人深化到社会层面，对待这种生存困境，我们只限于心理、精神层面去应对这种局面显然是不可取的。“人生自由的获得和实现，既离不开良好环境的陶醉浸染，也离不开个人的自我修炼、自我开发和自我努力，还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基础。”〔13〕我们不仅要重注人内在部分的提升与改变，而且也要从人所处的外部环境做出相应的调整。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由人来构建，人是社会的一部分，人的生产、生活脱离不了外部世界。无论是安全的传统人还是孤独的现代人，都是处于社会中的人，在这一点上传统人与现代人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都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人。所以现代人想摆脱自由困境，仅从改变与调整个人的心理状态的方式来获取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这种可能性显然是渺茫的。

现代人摆脱自由困境的可能路径：首先，个人要积极地以爱投身到社会事务、活动中，在承担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同时，实现对真正自由的获取。其次，对经济、政治制度、文化体系、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改革对现代人摆脱自由困境而言同样重要。因为只有健康的经济、更为民主的政治制度、更加和谐的社会关系、更为健康的文化体系，才能为人的真正自由的获取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

因此，现代人自由困境的摆脱既要从微观层面上引导人主动的、自发的融入到工作中，又要从宏观层面上建立起合理、健康的社会制度，营造和谐、文明的社会关系。只有实现微观个人与宏观社会的融合统一，现代人才有可能摆脱自由困境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四、小结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们心里问题的解读，他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内心孤独感与无助感的真实来源，并给出他对逃避自由的独特见解。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阶段，处于这个阶段的我国国民同样面临着无助与孤独的精神困境，所以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理论对分析与认识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以及社会问题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的思想以及行为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人的个性得到极大的发展、潜能也得到极大的提升，人们的自由程度也在不断地提升与扩张。但市场经济的自身所具有的风险性以及我国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的不断涌现，置身其中的个体人也日渐体会到了自身力量的渺小与无助，现代人的这种心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日渐凸显。为了我国能够更好、更快地发展，为了个体人可以实现其自由而全面的健康发展，积极地处理好社会成员的心理问题成为现代社会及个人的迫切需求。

为了有效地摆脱现代人的自由困境，微观层面上，我们要积极调动个人主动性使其真正融入到社会的生产中，鼓励个人以饱满的情绪投身到社会生产、生活中去，发展与展现个人自身独特的个性与潜能，实现真实的自我，获取真正的自由。在宏观层面上，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全、民主、公平的社会制度，营造一个讲文明、诚信、重道德的和谐的社会风气。为社会个体的发展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为保障社会成员的真正自由的获取提供有力的外部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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