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人们问起我职业的时候，我总会感到尴尬，我这个平时以自信著称的人就会脸红，言语支吾。我羡慕那些能直截了当地说“我是泥瓦匠”的人们，我也羡慕理发师、会计和作家，因为他们可以简单明了地说出自己职业的名称。可我对这样的问题，就不得不回答：“我是卖笑的。”这样的表白要求进一步说明，因为对于第二个问题“你以此为生吗？”我也不得不如实回答：“是的。”

我确实靠卖笑为生，而且生活得不错，用商业用语来说，我的笑是热门货。我是一个优秀的卖笑人，一个熟练的卖笑人，没有人能掌握我这门艺术的细腻之处。为了避免做麻烦的解释，我曾长期自称演员，可我的表演才能和语言能力太差，使我觉得这个称号不真实。我爱真实，而真实的情况是：我是卖笑的。我既不是小丑，也不是滑稽演员，我只是表演笑：我像古罗马大将军或敏感的中学毕业生那样笑，无论是17世纪还是19世纪的笑，我都得心应手，而且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模仿各个世纪、各个社会阶层、各种年龄的笑——只要付给我相应的报酬，我就可以按照导演的要求发出不同的笑声。

我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我的笑灌了唱片，录了音，广播剧导演们对我关怀备至。我苦笑、淡笑、狂笑——我像电车售票员或食品行业的学徒工一样地笑着，我表演早晨的笑、黄昏的笑、夜晚的笑和拂晓的笑。总之，无论哪儿需要笑，无论需要什么样的笑，我都可以做到。

从事这样一种职业是很辛苦的，特别是由于我还掌握了感染性的笑——这是我的特长。三四流的滑稽演员少不了我，因为他们担心自己演出的滑稽效果。我几乎每天晚上都闲坐在那些杂耍场里，充当一种微妙的捧场者角色，以便在节目效果差的时候发出笑声去感染观众。干这种活得掌握严格的分寸：我所发出的由衷的狂笑既不可以太早，又不可以太晚，必须恰到火候——我按照节目的要求爆发出笑声，全体观众就会跟着大笑起来，这就使节目的噱头得救了。

可是我呢，演出结束之后筋疲力尽地悄悄溜进更衣室，穿上大衣，庆幸自己终于下班了。回到家里，通常已有电报在等着我：“急需你笑，星期二录音。”于是，几小时后，我又坐在一列暖气太热的直达快车上，抱怨自己命苦。

下班以后或休假期间，我不大想笑，这是人人都明白的。挤奶工人如能忘掉奶牛，瓦工如能忘掉灰浆，他们就会感到高兴。木匠家里常有关不上的门或费很大劲儿才能拉开的抽屉，糕点师傅爱吃酸黄瓜，屠宰工人爱吃杏仁糖，面包师宁可要香肠也不要面包，斗牛士爱玩鸽子，拳击家见到自己的孩子流鼻血会惊恐失色——这一切，我都能理解，因为我下班后从来不笑。我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因此别人都认为我是个悲观主义者，这也许不无道理。

结婚后的头几年，妻子常对我说：“你笑一笑呀！”可是后来，她明白了，我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当我可以松弛一下绷紧的面部肌肉，用十分严肃的表情缓解我劳累心境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幸福。是呀，旁人的笑会使我心烦意乱，因为这太容易使我想起我的职业。就这样，我们的夫妻生活过得安安静静，因为我的妻子也把笑给荒疏了。偶尔，我发现她露出一丝笑容，于是我也微微一笑。我们说话时，声音都很小，因为我讨厌杂耍场的嘈杂声，也讨厌充斥在录音室里的噪音。不了解我的人以为我性格孤僻，也许我的确如此，因为我为卖笑而开口的次数实在太多了。

我不动声色地走着我的人生之路，只允许自己偶尔淡淡地笑一笑，而且我常想，我究竟有没有笑过？我认为我从来没有真的笑过，我的兄弟姐妹也说我从小就是一个严肃的孩子。

就这样，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笑，却不了解自己的笑。

链接：海因里希·伯尔，德国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71年发表的《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是伯尔全部创作的结晶，被诺贝尔奖评委会誉为“臻于顶峰”之作。他于1985年逝世，被誉为“德国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