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约评论员 高利明

2017年1月9日，互联网巨人腾讯正式发布了“小程序”，将互联网应用开发的门槛降下了一个大台阶。

此前开发一个手机应用的最低配置需要两组四个工程师，一组负责苹果系统开发、一组负责安卓系统开发，每组中又细分为一个负责前台、一个负责后台；而在小程序框架下，原先四个人的工作现在一个工程师就可以轻松完成，并且开发时间、上线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维护成本也降低至原先的三分之一，可以预见，更多的应用与更多的工程师将卷入这轮小程序大潮、小程序革命。

有人说，这是微信威力的深化、是微信红利的收割，站在微信的角度看，固然如此；倘若放到更大的图景中去观察，将会发现，这只是悄然涌动的工程师红利大潮中最新的一浪。

2010年，中国的流动人口总量见顶，2013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总量见顶，这两个见顶，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即所谓“人口红利”开始进入下降期。

但若从质量角度观察，将会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中国的高质量人力资本红利正在快速上升。如果我们用外来务工人员工作为人口红利数量时代的指代，那么码农或可视作人口红利质量时代的符号，以码农为标志的人口红利周期，就是所谓的“工程师红利时代”，中国正在大步进入这个时代。试想，如果我们没有源源不断的“码农”们，我们如何会有腾讯、华为、阿里，又如何会有如此蓬勃的互联网创业大潮？

不同形式的人口红利，造就不同类型的领军企业。数量型的人口红利、外来务工人员的进城，造就了上一代的制造业老大，成就的是格力、万科、娃哈哈；质量型的人口红利、码农的扩张，出息的是新生代的互联网龙头，显赫的是腾讯、华为、阿里巴巴。而且，上一代的老大还停留在千亿级，这一代的龙头都已踏上了万亿的台阶，这意味着质量红利或工程师红利的能级更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的未来乐观可期。

工程师红利时代源自何时？工程师红利源自中国的大学扩招。1993年，全国各高等院校正式接收自费生，高中毕业升学率发生了量级的变化，同时也导致大学毕业生质量和就业形势的巨大变化，“码农”时代的序幕在无声无息中悄然拉开。1999年，高校招生规模急剧放大，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2001年，彻底放开高考年龄限制。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2006年，自主招生的高校扩大到了53所。2009年教育部又开始了研究生招生比例的扩张。

截至2016年，中国的高校毕业生已经突破一亿大关，这一亿高校毕业生的累积总量和每年高校录取人数的大幅扩张，是中国人口红利进入质量时代的基础所在。

正如数量时代的人口红利来自无穷无尽的外来工的进城，从而令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晋身世界级的舞台；质量时代的人口红利源于大学扩招，这个变化从全国高考录取人数的变化可见一斑，招生人数1980年为28万人，1990年为61万人，2000年为221万人，2010年为657万人，30年扩张了二十余倍，这个充分供应，就是中国“工程师红利”之所在。

随着都市化、超级都市化的深化，“工程师红利”也将随之深化，中国经济不仅在分享“码农红利”，我们还将分享更多的“设计师红利”等质量型红利，中国经济不仅会实现规模晋升，还将实现能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