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おお�

阳关是地名，却又不是普通的地名。它是汉武帝开河西四郡时建立的两座关口之一，扼守着由汉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是军事防守的要地。提到它，就会联想起沙漠大碛，卷地风雪，对于生活在中原的人们，阳关不仅遥远，而且也神秘让人向往，于是成为古代文人诗词的吟咏对象。这种吟咏，以唐人为盛，使“阳关”一词在地理之外又具有了更多的意蕴。

在《全唐诗》中搜检有“阳关”一词的诗篇，寻得46首，以为分析“阳关”一词的意蕴的文本。这些诗篇，就其题材，可分为四类：闺怨诗、边塞诗、送别诗和杂咏。

言及阳关的闺怨诗，或出于女性，为自言体，如刘氏云《有所思》：“朝亦有所思，暮亦有所思，登楼望君处，蔼蔼浮云飞。浮云遮却阳关道，向晚谁知妾怀抱？玉井苍苔春院深，桐花落地无人扫。”或出于男性，为代言体，如崔湜《折杨柳》：“二月风光半，三边戍不还。年华妾自惜，杨柳为君攀。落絮缘衫袖，垂条拂髻鬟。那堪音信断，流涕望阳关。”这一类诗多为乐府，大都出于初唐，抒写思妇之情，婉转绮靡，实为梁陈宫体诗的继续。在梁陈两代的宫廷之中，闺怨诗是最为常见的题材之一，其中又颇有以远征为题者，如萧衍《捣衣诗》“中州木叶下，边城应早霜”；如萧纲《倡妇怨情》“玉关驱夜雪，金气落严霜”；如陈叔宝《长相思》“长相思，久相忆，关山征戍何时极”。梁陈两朝，国土逼仄，何曾有远戍之事？这些情诗，如同当时的咏物诗一样，是就闺怨而写闺怨，作者为表现离别之情，有的就借边关塞外以为渲染。初唐时期的诗歌创作深受梁陈宫廷诗风的影响，题材上也多有继承。虽然这时南北统一，疆土辽阔，但作者也只是借写闺怨以逞文才，并非是真有思念之人在远方，故如上官婉儿也有“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 （《彩书怨》）之诗。因此，这类诗中的“阳关”并非地理意义上的阳关，只是用来代指边关，表示情感的被隔绝而不能传达。

唐代的边塞诗以盛唐时期为多，反映了这一时期唐王朝的强盛与士人热衷于功名的昂扬气势。言及阳关的边塞诗则以抒写思乡念国之情为主，在情绪上比较低沉。这些诗大致有两类：一类为乐府，如贺朝《从军行》和李昂《从军行》，都以相当的篇幅写边地的寒苦与战争，其实作者并未到过边地，只是取其旧题为材。据《旧唐书·文苑传》，贺朝，越州人，神龙中与贺知章、张若虚、万齐融同以文辞秀出的吴越之士而著称，官止于山阴尉，一生未曾出过关。其《从军行》从天子拜将出征，写到边地的艰苦与激战，从家中妻子的思念，写到战士凯旋归来，基本上是扣住“从军”二字发挥想象。梁陈宫廷之中也颇多这样的边塞之诗，都是借乐府旧题而展开，影响及于唐代，遂有这样的沿袭。在这类诗中，作者只是以边塞的战斗生活为歌咏的题材，既无亲身的经历，也就缺乏真切的感受，诗的内容颇具概括性，表现比较平淡。诗中所言阳关，没有实际的内涵，仅用以代称边塞之地而已。

另一类边塞诗则不同，数量也较多，成为了唐代边塞诗的主流。这是作者的身处边塞之作，或用乐府旧题，或自拟诗题，“阳关”在诗中不仅是实在的地点，而且带有浓浓的感情色彩。如骆宾王《久戍边城有怀京邑》：“陇阪肝肠绝，阳关亭堠迂。迷魂惊落雁，离恨断飞凫。”诗以陇阪与阳关对举，写边城距离中原的道路艰难又遥远，而以“亭堠迂”写烽燧逶迤，点出阳关之为边关的扼守与警防意义。作者在诗中羡慕南飞的大雁野凫，感慨自己被隔在阳关之外，欲归无羽翼，唯有“迷魂离恨”而已。这一类诗，岑参所作较多。他与高适同为盛唐边塞诗的代表诗人，而以描写边塞风光著称。但在岑参的边塞诗中，凡提及阳关者，意义实在，都是点明其“边关”之所在而抒写思念之情。如《寄宇文判官》：“终日风与雪，连天沙复山。二年领公事，两度过阳关。”如《岁暮碛外寄元》：“别家逢逼岁，出塞独离群。发到阳关白，书今远报君。”如《过酒泉忆杜陵别业》：“愁里难消日，归期尚隔年。阳关万里梦，知处杜陵田。”岑参的《优钵罗花》是借边地的珍异植物抒写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也以阳关为漫漫长路上的阻隔：“吾窃悲阳关道路长，曾不得献于君王。”显然，这些诗中的阳关具有两重性。它既是地理上的关隘，出关即置身塞外，远离家山，同时又是作者心理上的关隘，关外荒漠，隔断了望乡的梦魂，由是而成为作者感情的寄托。作于晚唐的边塞诗，如储嗣宗《随边使过五原》与许棠《塞下》，其中也说到了阳关。但此时的阳关已随着德宗时沙州的陷落而废弃，早已不是唐的边关了，然而作者却不能忘怀：“五原西去阳关废，日漫平沙不见人”；“安西虽有路，难更出阳关。”“阳关”在这里虽是边关，却蒙上了一种惆怅，带着一种伤感，因为它的废落，代表了唐王朝的颓败。过去是阳关遥远，出关戍边，令人忧伤；而今疆土蹙小，国势衰微，人们即使乐意为国守边，而欲出阳关却再无可能，所以叹惜：“安西虽有路，难更出阳关。”

在前往边塞的送别诗中，“阳关”出现的频率较高，其典型意义则是在边关之外，加上了荒漠无人的旷凉意味。如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三春时有雁，万里少行人。”如刘长卿《送裴四判官赴河西军试》：“阳关望天尽，洮水令人愁。……他时相望处，明月西南楼。”如杜甫《送人从军》：“弱水应无地，阳关已尽天。今君度沙碛，累月断人烟。”诗人们多用“绝域”“尽天”这样的词语来形容阳关，不仅是指其遥远，更强调阳关的所在，已是天的尽头，友人此去，将是无边的孤独。诗正是因为点出阳关是绝域，是天尽头，友人前往，唯有孤独相伴，才写出了送行者的关切之情，才写出了送者与行者之间的友谊真挚深厚，弥足珍惜。深厚绵邈的情感使“阳关”这一地名又成为了友谊的象征。在这一类诗中，自然以王维的一首最为著名：“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行的地点在渭城，友人将去的地方是阳关之外。诗说“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说阳关之内尚为热土，阳关之外，即是异域，而诗人的殷殷之情将伴随着友人直至阳关。出关的友人无论行至何地，也无论那里多么荒凉，多么寂寞，那矗立身后的阳关就像这渭桥边的诗人一样，永远地守望着出关远行的人。友情牵连起相距万里的渭城与阳关，与西行的友人一路相伴，诗人身在渭城作送别，心却遥遥飞至阳关，从那里再别出关的友人。诗所表达的情谊如此殷切深厚，人们为之感动，遂为诗配曲演唱，一时风行，于是而有《阳关曲》或《渭城曲》之称。而这首诗的本名《送元二使安西》，反倒湮没，不为人所熟悉。

杂咏“阳关”之诗，所咏已经不是地理意义上的阳关了，而是由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而引申出来的音乐之称。诗人们或以“阳关”为劝酒之歌，如白居易：“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对酒》）“更无别计相宽慰，故遣《阳关》劝一杯。”（《答苏六》）或以“阳关”代指悲伤之曲，如张祜：“不堪昨夜先垂泪，西去《阳关》第一声。”（《听歌》）如谭用之：“谁人更唱《阳关》曲，牢落烟霞梦不成。”（《江馆秋夕》）或以“阳关”赞赏乐曲之妙，如白居易：“最忆《阳关》唱，真珠一串歌。”（《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先以六韵寄之》）如李商隐：“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赠歌妓》）这些诗中的“阳关”，都因王维的诗而指乐曲，而包含了多种意思，不仅超出了阳关的地理意义，也超出了原诗的情感意义。由此可以说，王维以阳关而寄深情，诗因阳关而动人，阳关也因诗而名声播扬，更加响亮。

考察唐代这四类咏及阳关的诗歌，可以看到这里既有梁陈诗风的继承，更有唐代诗人的创新。梁陈时期的闺怨诗与边塞诗，是诗人们手中的不同题材，虽然写的是人的情感，但其实质，同于咏物。这些诗极少有言及“阳关”的。庾信在梁时曾有《燕歌行》：“代北云气昼昏昏，千里飞蓬无复根。寒雁嗈嗈渡辽水，桑叶纷纷落蓟门。晋阳山头无箭竹，疏勒城中乏水源。属国征戍久离居，阳关音信绝能疏……”诗中历举边地，由辽水、代北到阳关、疏勒，无非为了渲染“荡子空床难独守”的离别，这些地名并无实在的意义。他入北周之后的诗，由于经历、处境的变化而改柔靡为苍凉，其《别周尚书》“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写得何等有情，“阳关”作为南北地域遥隔的标识加深了作者对故国乡土的思念。“阳关”一词在庾信不同时期的诗中所表现的不同意义，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梁陈时期的闺怨诗也好，边塞诗也好，主要还是一种概念的游戏，因而诗的情感很少有具体的内涵，也就很少出现“阳关”一类具体的地名，即使出现，也不过是边地的代称。

而在唐诗中，“阳关”一词的出现频率不仅较高，其中更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意义转化。在唐代，“阳关”既用以代指边关、边地，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如上述闺怨诗以及边塞诗的第一种类型；又实指地处西陲要道的边关，与出塞、西行的具体行为相联系，如边塞诗的第二种和送别诗。当“阳关”作为一个实在的地名而与出塞、西行的行为相联系时，它就带上了鲜明的感情色彩，与它在诗中作为代称而泛指边关或边地的情形就不相同了。作为代称，“阳关”代表了边地的遥远、苦寒、艰辛，是一种状况的概括。而作为具体行为中的实在之地，“阳关”则牵连着人们种种具体的感受，如漫漫长途上的寂寞，如身居边陲的孤独，如分手之际的感伤，如相思情感的凝结，在诗中都绾结于“阳关”一词而表现出来。作为代称的“阳关”，多出现于初唐时期的诗篇中，又多与初唐诗人对梁陈诗风的继承有关。这种创作因素显然更增加了“阳关”一词在意义上的泛化。而具有实在意义的“阳关”出现于盛唐以后的边塞诗与送别诗中，反映了唐王朝强盛时期中原与西域的交流，反映了唐人在意气昂扬地追求功业的活动中所产生的丰富而复杂的情感活动。于是，在初唐而至盛唐的诗歌发展中，“阳关”一词的内涵被大大扩展，从概念性的地理意义转而与人们的情感活动联系了起来。唐人的创作赋予了“阳关”以丰富的感情意义，使“阳关”一词在边关的地理意义之外，不仅泛指边塞与边关的苦寒状况，更出现了“友谊”“送别”“乐曲”等多种意蕴。正是这多重意蕴的包纳融合，使“阳关”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地理的名称，而且具有了历史文化的象征性。

（选自《古典文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