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民雄

汉武帝一生做过不少坏事，其中之一就是他以最高统治者名义颁布的“算缗令”与“告缗令”。

汉代1000文钱为一缗，200（一说120）文钱为一算。所谓“算缗令”，主要目的旨在向商人、中产阶级征收财产税，政府规定二缗抽一算的税。为解决国家财政危机，为国家积累财富以奠定强大的物质力量从而保证与匈奴交战立于不败之地，是“算缗令”说得出口的理由。站在保卫国家利益立场上看，这个理由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理解不等于接受。理解是一回事，接受是另一回事。中产阶级也许能够理解国家的艰难处境，却不愿意接受“算缗令”的高税法令。中产阶级有自己的利益追求，他们纷纷隐瞒自己的财产，无论是出于自私还是出于自保，他们有理由拒绝国家的巧取豪夺。

“算缗令” 没有得到商人的响应，收效甚微。算缗令”成为一纸空文，是“告缗令”出台的原因。如果商人积极遵守国家法令，如实申报个人财产，按法令的要求主动交纳财产所得税，就不必颁布“告缗令”。正是因为向商人征收财产税遭到普遍抵制，才会有后来的“告缗令”规定：凡有隐瞒个人财产不报告者，揭发者可获得财产所有者一半财产，其余一半由国家没收，收归国库。

“算缗令”破产因为它不得人心，一个不得人心的法令以失败告终继而推出一个更加不得人心的法令，无异于促使火山爆发。汉武帝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以为凭借天子的权威就可以令行禁止，足以让商人、富人、中产阶级俯首帖耳。事实恰恰相反。如果汉武帝明智一点，他也许会改弦易辙，或者采取商人可以接受的相对缓和的解决办法，而不至于一意孤行地采用“告緡令”这种风险极大破坏性极大的做法。当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之所以不得不放弃部分强硬措施，是因为担心得罪贵族，造成国家分裂。事实证明亚历山大一世的妥协是正确的，他成功凝聚了人心，为后来俄国战胜拿破仑提供了民心保证。但汉武帝不是亚历山大一世，汉武帝在挫折面前反而变本加厉铤而走险。汉武帝本来就以残暴著称，一个气急败坏的暴君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在汉武帝的重赏之下，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告缗令”最先发动起来的人，肯定是见利忘义者、趁火打劫者、游手好闲者、伺机报复者、品德不端者、地位低下者。谁争先恐后，谁就最可能是这样的人。上述各色人等正常情况下大致处于社会边缘，边缘人物的存在不会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这与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动荡不是一回事。边缘人群潜意识里也想出人头地，但既定的社会秩序和角色身份具有抑制其欲望的作用，他们充其量只能伺机在阴暗的角落小打小闹，他们分散的随机捣乱基本上不太可能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更不可能形成人心惶惶的乱局。秩序的大气候的存在暗示他们：他们可以游手好闲，可以计算他人，但他们的行为至少表面上必须具有可接受性。秩序意味着兴风作浪的风险大、成功率低，因此，边缘人物往往只能继续边缘下去。除了个别胆大妄为者外，他们只能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

希望有朝一日享受富贵，觊觎别人的财富、地位，是人之常情。荀子说：“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欲望本身是真实的、顽固的，但觊觎之心更多是白日梦。觊觎心态的宣泄需要一个渠道，需要一个机会。这个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汉武帝颁布的“告緡令”。“告緡令”对于一切想发横财的人不啻天赐良机，绞尽脑汁、铤而走险未必能够如愿的事，现在可以在国家的支持鼓励下，在风险最小代价最小的条件下，一举成功。通过检举揭发告密，一夜之间就暴发致富，白白占有富人一半的财产，这种天上掉馅饼、天底下最大的好事谁不会干呢！江洋大盗杀人越货，他们以生命作为赌注，这一代价决定常人只能望而却步，同时证明江洋大盗在气质上有资格让人刮目相看。

揭发者的心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撕破脸皮得罪被揭发者，当然存在一定风险，这种风险就是被揭发者的报复，但因为有国家法令撑腰，这种风险大打折扣。显然，“告缗令”一出台，就有人迫不及待地告发他人，由此他得到了国家重奖，分割了被告发者的一半财产。同样有可能的是：随后出来的揭发者，可能不像前者那样果断，他也许觉得干这样的事于人格有亏，但在巨大利益诱惑之下，他最终告发了他人，他于是也获得了巨大利益。如果这仅仅只是孤立的现象，算不了什么大问题，也不会造成多大的社会影响，问题是“告缗令”的结果导致了“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中产阶级几乎全部破产这一事实证明，揭发的口子一开，揭发有利可图，就有大量的人争相效尤。检举、揭发、告密成风，无处不在的抄家、拘捕，让一切有产者人人自危。

检举有悖于人情。人情是千百年来民间交往过程自发达成的感情共识，它未必是神圣的，但由于它凝聚了人们的价值共识，因此它有助于世道人心的维护。中国传统的“人情大于王法”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得到理解，人们有理由因为人情而不顾王法。人情内在于人们的共识中，人情本身就是生活，就是习惯性地守望相助，就是无意识地循规蹈矩。行为的依据是合情合理，人人心领神会；无情无义不容于世，人人心照不宣。传统观念的权威在此，传统观念的牵引力在此。人情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视听言动皆以人情为准，清清楚楚，在在分明。不近人情，必然遭到大家的蔑视，因为它背离了民间的共识，跨越了人性的底线。而国家法令完全可能朝令夕改，不断改变的政策、规定、法令让人民无所适从，既然法令可以此一时彼一时，那么此与彼之间肯定有一个是错的，甚至彼此都是错的。国家法令与人情错位，法令的不可靠不稳定决定了人们在法与人情之间的选择倾向于人情，但人情如果得不到民间社会的共同维护，它就可能在与王法的博弈中处于下风。虽然再血腥的恐怖统治也不可能窒息人类的文化良知，不能泯灭人的道德情感，但王权的政治强势确实可以给各种机会主义者出笼提供可乘之机。“文革”中、反右斗争中的告密者，或者出于嫉妒，或者出于自保，或者出于恐惧，或者出于贪欲，他们干出了可耻的勾当。风平浪静之后，他们或者公开忏悔，或者隐瞒真相，或者回避事实，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是表明他们知道做了不该做的事，于人情有亏，于良知有愧。自由与人情的关系十分微妙，我没有能力解释两者的联系。但我相信，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法治的国度，不会也不可能不顾人情，真正不顾人情的，是古代的暴政，是现代的极权国家。

人们大致知道谁是穷人谁是富人，但一个人有多少家产，外人基本不清楚，财产所有者的亲人（包括妻子、子女、父母）未必清楚，甚至财产所有者本人都可能不完全清楚（大军阀张宗昌以所谓“三不知”闻名遐迩：不知自己有多少军队，有多少老婆，有多少财产）。个人财产属于隐私，没有必要公之于众，试图打听别人的隐私，严格说是有失体面的。故意露富是自己的事，不能以一个人花费开销判断他财产的多寡，因为可能失之表面。一个吝啬的富翁，你不可能知道他有多少钱，你甚至可能误认为他是一个穷光蛋；一个人大宴宾客，可能是出于迁升的考虑，可能是维护体面的需要，可能是出于迎合客人的初衷，甚至可能是慑于被暗示的无奈。他未必是一个有钱人，但你也许被表象迷惑了，误认为他是一个阔佬。既然不能准确知道别人有多少财产，要揭发别人隐瞒多少财富就没有确切的事实根据。揭发没有证据却要告发他人，只能捕风捉影。汉武帝未必不知道，“告缗令”要收到预期效果，存在着人情、物理、技术等方面的诸多困难。但汉武帝根本没有考虑也不必考虑这些困难。汉武帝已经老羞成怒。他思考的不是为什么商人会隐瞒财产，拒交财产税，而是简单地把中产阶级、商人的消极回应看成是对皇权的公开挑战，他必须采用更强更硬的手段对富人进行毁灭性打击。“告缗令”出台就是准备大开杀戒的，只要把商人集团一网打尽，不惜天翻地覆；只要把不知好歹的商人一夜之间变成穷人，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全国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告缗令”已经成为一个整人害人的运动。（待续）

（作者单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