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训文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厂桥派出所的户籍大厅外排满了前来咨询和办理居住证的人。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农民工老张排在队尾，虽然捧着暂住证、身份证等一大堆证件的双手冻得通红，但脸上充满了笑容：“有了居住证，我在北京可以买房，孩子可以在北京上学，不用带女儿回老家了。”

统计显示，2015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8亿人，比上年增长1.3%。随着全国大多数省份出台户籍改革方案，一些农民工看到了留城希望，而另外一些农民工则选择返乡创业，演绎“凤还巢”。

户籍改革

让进城农民工安心留城

老张来北京打工已经10年，做小时工的他现在每个月收入有将近5000元，此前，他总是觉得自己老了干不动了就会一无所有，所以拼命接活。“以前，来北京打工的老乡告诉我，想要留在北京太难了，房子、孩子上学等都是迈不过去的坎；现在，我看到了希望。”

老张说的居住证，作用可不小。根据北京市9月19日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符合条件的外地户籍来京人员，可以申领《北京市居住证》。居住证持有人依法享有劳动就业、参加社会保险、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等权利，按照规定享有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就业、基本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公共文化体育、法律援助等基本公共服务。

10月1日起，北京正式实施居住证制度，346个户籍派出所开始受理来京人员申领北京市居住证；10月8日起，居住登记卡业务开始由各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站办理，标志着北京实施了31年的暂住证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整个“十一”期间，前来办理居住证的来京人员达2.29万人。

不仅是北京，截至目前，全国30个省（区、市）均已出台户改方案，且全部取消农业户口，标志着在中国存在半个多世纪的“城里人”和“乡下人”二元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一系列相应政策红利也正在释放。

让孩子在城里上学，是很多农民工扎根城市的重要原因。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达1367万。

长期在武汉街头卖红薯的湖北枣阳农村居民徐军胜，尽管户口仍然在枣阳农村，但已把女儿从农村老家接到武汉读书。“女儿户口也在农村，刚过来的时候，觉得能在武汉找个农民工子女学校读书就不错了，没想到办了居住证后，女儿被分配到公办学校，后来还考上了洪山区的重点中学。”

而中西部一些城市，很多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安家。6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面积虽小，但设施俱全，客厅、卧室收拾得干干净净，床上被褥叠得整整齐齐，白色的碎花床单一尘不染，阳台上几盆绿植青翠欲滴……这是38岁的农民工刘静在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金河尚居的家。

尽管和丈夫在宝鸡打工十几年，但他们依然没能买上房子。不过，有了宝鸡市政府提供的这套保障房，她和丈夫的心里踏实了不少——这套房每月的房租只有300多元，10岁的女儿不出小区即能上学。在这个可供7504户、2.5万多人居住的小区里，目前已经入住的6904户中，有5515户为来自全国22个省份的农民工家庭。

近年来，宝鸡市在陕西省率先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截至目前，已有近10万像刘静这样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市有了温暖的家。

城市漂泊

新生代农民工知难而退

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前往大城市的目的则十分简单——挣钱。

每天早上7点半，在广东省汕头市某五金工厂打工的23岁普通女工小陈都会准时叫醒丈夫，10分钟梳洗过后，两人离开30平方米的出租屋，来到工厂边的小吃摊，点一份小笼包和茶鸡蛋，算是早餐。到了8时，她和丈夫开始工作。除了中午和下午各休息1小时，他们需要一直工作到晚上10时半。一周只能在星期六休息4小时。这样的生活周而复始，他们已经坚持3年。

小陈和她的丈夫都是来自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仓更镇洛万乡秧木村的村民，因打工而结识，并已育有两个孩子。虽然在汕头已居住3年，他们却从未想过在这里落户或者定居，甚至连小孩都没接来住过。

小陈说，她和丈夫的工作并不稳定，而且时间长，根本无暇照顾孩子。汕头的消费水平、孩子的教育费用、生活成本更是超出了他们的经济能力。

有调查显示，在中国2.8亿农民工中，有过半像小陈夫妇这样的农民工盼望能在城里安家，但是，其中的难题让他们只能选择知难而退。

工作和收入不稳定是个“拦路虎”。据小陈了解，她的老乡多在商店、饭店、保安等行业之间游走。“很多人并不愿意做我现在的工作，认为既累又没有前途，往往做一两年就改行。”

各种权益缺乏保障更是让很多农民工难以安心。“工厂不开工，我们就没有工钱。”小陈坦言，工厂没有与他们签订用工合同，相关的保险更无从谈起。如果受了工伤，住院报销完全凭老板良心。

因此，挣钱回乡成了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目标。“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趁年轻在汕头多挣点钱，过几年就回家，把造房子的贷款还清，再做点小买卖。”小陈说，村里和他们一起出来打工的有二三十人，大家的想法都和她差不多，之前出来打工的有些已经回到乡里，买了房，做起小买卖，有的又开始种田种地。

有调查显示，城市中农民工及其家属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大约仅为城市户籍人口的1/10。“要让城乡二元结构彻底作古，各地户籍新政仅仅是第一步。”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林亦府认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一个可持续发展问题，包括教育培训、工作机会、社会帮扶等。只有相关的配套政策、体制机制健全了，农民工才能真正融入城市。

返乡创业

农民工演绎“凤还巢”

“外出打工千般好，不能照顾小和老。”说起回乡创业的原因，曾到福建、广东等省打工的农民工邵虎坦言完全是为了孩子。“我出去打工后，女儿一直留守在家里，跟爷爷奶奶过。前年春节回家，女儿三四天都不愿意喊‘爸爸，后来好不容易喊出口了，结果没两天我又外出了。”这件事深深刺痛了他。

4年前，邵虎带着打工攒下的30多万元，回到家乡贵州省兴义市。经过当地政府的创业培训，他在当地万峰林风景区开了一家名为黔康蓝莓庄园的农家乐，并试验性种植蓝莓300多株。目前，黔康蓝莓庄园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农家乐和蓝莓销售年毛收入达40余万元。

“新的国际经济环境正催生以浙江、广东、江苏等为代表的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型、转移，大量曾经作为沿海经济发展生力军的内地农民工返乡。”浙江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赵浩兴表示。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返乡创业农民工人数达到242万，共创办二十六万多家小微企业。

然而，农民工返乡创业之路并非坦途。

“农民工返乡创业主要面临资金瓶颈。”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吴易雄表示，目前农村每户只有两三千元的小额贷款，加上新办企业大部分是租用场地，缺少有效抵押物，又难以找到担保人，农民工返乡创业初期贷款难。另一方面，返乡农民工大多将有限资金集中用于租地建厂和设备投资，开业后缺少流动资金的情况也比较突出。

可喜的是，这种情况已经得到改善。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培训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年）的通知》，要求各地对返乡农民工进一步实施培训、孵化、服务“一条龙”帮扶。

“没有政府的创业培训，就没有我的今天。”邵虎说，去年，当地政府不仅对他在内的400多名返乡农民工进行免费创业培训，还进行了创业指导等。“现在，和我回乡的很多朋友都有一技之长，成了乡村致富的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