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伟

摘 要：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性日益加剧，很容易引发金融安全问题，因此加强宏观审慎调控管理成为防范资金流动风险的必要手段。在充分识别风险点的基础上，建立“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反映资金流动异常现象，并运用VAR模型对价格型和数量型宏观审慎调控手段情景进行系统性分析。结果显示，数量型调控手段短期效果显著，价格型和数量型手段共同作用时效较长，效果更明显，价格型调控手段则较数量型手段效果更小，但对境内外利差收窄效应更强，市场引导作用突出。

关键词：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调控；价格型与数量型手段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11-0026-08

一、引言

国际经验表明，正常的跨境资金流动是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各种因素影响下，跨境资金的大进大出可能对一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一定条件下还会触发货币、银行、债务等危机。20世纪70—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和巴西货币危机，以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无不与跨境资金短期集中大规模流动密切相关。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跨境资金流动规模迅速扩张，尤其是在加入WTO后，我国跨境收支长期表现出净流入特征。跨境资金年净流入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促进了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但跨境资金长期保持净流入导致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央行被动投放流动性，进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同时，货币错配风险、短期套利资金流入等给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埋下隐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金融改革进程。跨境资金流动管理是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均衡管理，促进和维护国际收支平衡，是保证货币政策自主、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宏观审慎监管理念的深化，原有货币内外供求隔离的现状已开始向内外供求趋同发展，传统数量型调控工具正逐步被价格型工具替代。如何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管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宏观审慎的跨境资金流动控制框架，并根据这一框架，基于外汇管理政策和货币政策控制工具，探索设计前瞻性的宏观审慎调控工具成为研究的重点。

国外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的研究较早，主要围绕跨境资金流动的利弊、管理、宏观调控等几方面展开。米德（Meade，1957）就短期跨境资金大幅波动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提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政策操作方案：第一，为防止资金外流采取外汇管制措施；第二，释放国家外汇储备，抑制短期资金投机；第三，发挥汇率机制的调节作用，允许汇率下降。托宾（Tobin，1972）首次提出了托宾税的构想，即应通过对国内证券和外汇即期交易进行统一的国际税收，提高短期投机资金跨境流入、流出的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金的流动性及其导致的汇率波动性。当托宾税推广到全球范围时，就成为监管全球跨境资金流动的政策之一。萨潘（Sphan，1996）认识到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对金融稳定的危害，对托宾税进行了重新设计，提出在对金融交易征收较低税率税收的基础上，对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征收临时性、惩罚性的高税率。萨金特和华莱士（Sargent和Wallace，2007）分析了在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下宏观经济稳定性所表现出的差异，发现数量型政策存在单一均衡，而选择价格型的利率政策则可能使经济步入多选择的非均衡，因此在宏观调控上数量型工具更有优势。

国内研究普遍认为，在跨境资金流动管理和调控中，应构建市场化的制度基础，充分发挥市场化手段的作用，并针对宏观审慎的时间和横截面维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工具。巩志强（2012）指出，近几年来在市场化制度的基础上，在应对国际资本冲击时，新兴经济体主要运用宏观经济调控和金融审慎管理的综合平衡手段。郑杨（2010）认为应通过运用市场化手段来规范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作用，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在制度设计上，一些学者提出应借鉴国际经验，应通过金融交易税或存款准备金等手段，建立制度防火墙，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陈西果（2011）认为应建立流动性冲击的预防和控制机制，建立国际“热钱”防火墙，借鉴新兴经济体中已实践成功的巴西等国家针对从国外获取的短期贷款和国际债券征收交易税的经验，控制国际“热钱”流入。基于银行在跨境资金流动中的关键地位，一些学者认为应通过加强银行业务管理来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晏丘（2012）、巩志强（2012）指出通过提高银行的短期外债管理和银行外汇头寸管理两个外汇调控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短期资本的流入，减少银行业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的风险。综上可以看到，关于数量型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国内学者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商业银行授信仍是货币政策作用于经济运行的主要传导途径，因此数量型工具仍然是最有效的（盛松成和吴培新，2008；黄宪等，2012；盛天翔和范从来，2012）。第二种观点认为，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价格型工具作为货币价格信号功能日益突出，金融宏观调控正从偏重数量型工具运用向价格型工具变化（周小川，2013）。第三种观点认为，数量型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对于不同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以及同一目标不同成因的作用优势不同（卞志村和胡恒强，2015）。

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当发生跨境资金流动异常时，国外学者倾向于采取汇率机制、控制交易成本、征收税费等宏观调节政策来降低跨境资金流动的波动性，国内学者更倾向于从加强金融系统业务管理、征收金融交易税、管理外汇等方面对跨境资金进行管制。从以上管理方式的特征来看，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数量型调控手段，包括准备金、总量限制、头寸限制、比例限制等；另一种是价格型调控手段，包括特别费、交易税等。本文立足于资本流动全过程及分析框架，尝试根据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过程和动态机制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更加强调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各经济主体行为角度判断是否发生跨境资金失衡的情况，并根据现有的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调控理论，建立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调控模型，重点探索不同宏观调控手段的效果，从而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的系统性风险评估

（一）风险点识别

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系统性风险监测框架，需要有效评估和识别跨境资金流动的风险点。

一是境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压力差风险。境内外资本压力差是资本流动风险的宏观驱动力，不同于商品、服务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特点，跨境资本流动并非由国际贸易中的对价交换所引发，而是由资本的逐利特性或是避险需求所致。即由境内外宏观政策、制度、市场不同所产生的差异，包括境内外利差、本币的汇价差、投资收益差、投资环境的风险差异、税负轻重等所驱动。

二是总量不平衡风险。在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下，由于资本大规模流入加剧了总量顺差式不平衡，进而可能引发汇率升值，加大通胀和资产泡沫压力；在国际收支表现为逆差的形势下，资金大量流出将会进一步增大逆差规模，进而大概率引发汇率贬值或货币危机。

三是银行债务期限和比重错配风险。例如过于依赖短期融资进行长期贷款而产生期限错配，作为风险应对，可以采用资本管制如外部借款限额、储备金要求等。

四是汇率风险。汇率波动过大对进出口、金融市场价格造成冲击，同时，汇率波动过大会形成汇率单边升值或贬值预期的自我强化，进而对跨境资金波动形成顺周期的扩大作用。

五是银行体系风险，资本流动对银行信贷和货币供给造成冲击，进而对利率、经济增长、资产价格产生影响。

六是人民币资产池风险，人民币资产池是资本流入的终点和资本流出的起源，可以看作“人民币卖出头寸”的积累，在境内资产配置和抛售行为中跨境资本将对境内金融市场价格、实体经济投资造成冲击。

（二）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

基于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点的识别，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旨在刻画跨境流动异常现象。考虑到价格型与数量型跨境资金流动协调监管模式和本外币一体化监管两个方面，综合理论基础和经济资本市场运行的典型事实，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包括：外汇储备、实际有效汇率、利差、通货膨胀率。

由于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需具备实时有效性，上述指标均采用2010—2015年的季度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芝加哥期权交易所、OECD和万得数据库等。基于各项指标缺口值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参考大多数文献的做法，采取H-P滤波法（lambda=1600）求取各指标趋势值，并以各指标对趋势值的偏离（缺口值）来表示正向或负向失衡程度。由于各指标之间存在不可公度性，需对各指标缺口值进行标准化。根据指标的安全阈值，设置相应的风险阈值，并按映射函数公式（1）转换。

其中，[b1、b2]分别为各指标警戒状态下限及对应风险状态下限，[a1、a2]分别为各指标警戒状态上下限差值及对应的风险状态差值，[x]为各风险指标值，[y]为映射后的分数值。风险阈值区间按照偏离程度分别分为正常、轻度偏离、中度偏离、重度偏离四个区间，每个区间又可分为正向偏离和负向偏离（见表1）。

基于CRITIC法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考虑到各风险指标的对比强度和冲突性，对于能够提供较大信息量和存在较小冲突性的指标赋予较高权重。采用CRITIC客观赋权方法构建综合指数既可以充分利用有效信息，又可以避免各指标重复提供信息（见表2）。

（三）“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评估

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旨在寻求反映资本市场跨境资金流动失衡程度的代理指标，将其作为识别跨境资金流动异常、检测系统性风险的参考变量。“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作为一种风险提示指标是否具有先行性，是否为后续研究提供可靠信息有待进行评估。基于这一研究设计，通过对“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与反映国际资金波动的主要经济事件进行对比分析，检验该指数作为代理变量的有效性。

结合实际资本市场运行状况对“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进行评估。从时间视角来看，跨境资金流动呈轻微波动变化态势，领先于利差水平和实际有效汇率且相对波动幅度较大（见图1）。轻度偏离状态主要集中在三个阶段：一是2011年第四季度和2012年第一季度，这一阶段“跨境资金流动指数”呈正向偏离状态，国际游资流入态势明显。具体分资金项目来看，2011年第四季度，直接投资项下的净流入491亿美元，资本流入比前三季度同比增长30%。二是2012年第四季度左右， 2012年跨境资金流动呈双向变化形势，第四季度资金明显外流。三是2015年第四季度，从2015年后半年开始国际资金呈外流形势。从银行结售汇数据的时间变化来判断，2015年第一季度发生逆差914亿美元，第二季度逆差收窄至139亿美元，第三季度逆差扩大至1961亿美元，第四季度逆差下降至1644亿美元，2015年全年跨境资金总体表现出逆差波动扩大的态势。综上所述，“跨境资金流动失衡指数”的变化形势与实体经济运行状况基本吻合。

三、中国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调控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和指标选择

1. 研究方法。考虑到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在外汇市场实行官方管制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汇率制度下，相应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等传导机制会产生资金波动；跨境资金流动又可以通过汇率、利率、价格等渠道影响国内资本流动，可能导致国内资本市场出现失衡现象；波动下的国际游资又将对资金结构产生影响。基于以上考虑，各代理变量的时间序列之间存在系统性经济联系，本文运用VAR模型构建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生成机制，进一步研究跨境资金流动失衡的影响机制。

2. 指标的选择。从实证角度对“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的经济内涵和性质进行系统性评估。测度“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 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系统性关联、相互影响和作用方式，在此基础上研究数量型和价格型的宏观审慎操作作用机制。

（1）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EMP）。对跨境资金进行宏观审慎调控的政策目标就是熨平跨境资金大幅波动，维护跨境资金基本平衡，故此对前期定义的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进行标准化，用其量化跨境资金监管有效性的政策目标。

（2）国际市场需求（W）。国外需求的变化会带动出口增加，使得交易性跨境资金收入增长，进而影响跨境资金流动，同时也可反映国际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本研究用G20国的GDP同比增长率来代表国外需求水平。

（3）国内通货膨胀率（p）。通货膨胀率是衡量物价水平变动的指标，选择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以此反映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程度。

（4）境内外利率差（LL）。梳理和总结对国内外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有效性评估的实证检验方法，借鉴利率平价法对跨境资金监管有效性进行评价。引入三个月Libor-Shibor利差作为评估监管有效性的外围指标。

（5）价格型手段（JG）。在对现有宏观调控手段进行梳理后，以客观性、代表性、可公度性为原则，选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中间价（HL）作为价格型管理手段的代表。

（6）数量型手段（SL）。2013年5月起，货币当局发文将外汇贷存比与银行结售汇头寸下限挂钩，对当时防范热钱流入短期内起到了良好的抑制效应，故选取外汇存贷比作为比例数量型调控手段的代表。

（二）两类调控手段协调配合模型的情景分析及效果评估

1. 跨境资金流动协调监管模型。构建VAR模型分别在数量型手段、价格型手段、数量型和价格型手段共同作用三种情景下对“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进行系统性评估。按照标准理论，在构建VAR模型前需进行平稳性和协整性检验。对六组数据进行ADF平稳性检验并得出结论，各序列均在一阶差分后达到平稳标准。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如果各项指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见表3），则可说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关系。

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显示，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意味着某一变量的变化可以通过若干经济变量影响另一变量的变化，可以建立VAR模型进行分析。

2. VAR模型和情景分析。在平稳性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通过LR（似然比）、AIC（赤池信息准则）、SC（施瓦茨准则）等统计量检验，确定滞后二阶的VAR（2）模型。回归模型所估计的系数大多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经单位根检验后，所有特征值均落在单位圆内，表明VAR模型是稳定的。由于VAR模型的系数通常难以解释，因此建立脉冲响应函数，继续探讨各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通过未来10期的脉冲响应，重点考察JG、SL手段分别作用以及共同作用时对LL、EMP的动态响应路径。

情景模拟一：将代表数量型调控手段的SL作为外生变量引入模型（以数量型调控为主）。

（1）EMP受到SL冲击的响应（见图2）。EMP受到SL的单位正向冲击后，在第一期产生最大的负向影响，然后开始逐渐衰弱，在第三期逐渐趋于零。这表明跨境资金有较大幅度波动现象时，实施数量型的调控手段有助于短期内起到较好的效果，可以有效缓解资金的波动，但随着时间的变化，开始逐渐衰减，在第四期趋向于零。

（2）LL受到SL冲击的响应（见图2）。LL受到SL的单位正向冲击后，当期及随着时间的变化，数量型调控手段对境内外利差起作用的效果均没有对EMP的作用大，相比较而言，数量型调控手段对平衡跨境资金流动的作用短期内较为显著。

情景模拟二：将代表价格型调控手段的JG作为外生变量引入模型（以价格型调控手段为主）。

（1）EMP受到价格型调控手段冲击的响应（见图3）。当受到JG单位正向冲击后，当受到JG单位正向冲击后，EMP脉冲响应值在当期产生负向影响，第三期开始呈现正向波动，随后出现反向变化。这一特征表明跨境资金流动对结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较容易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2）LL受到价格调控手段冲击的响应。LL受到价格型手段的单位正向冲击后，当期的作用较小，后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开始逐渐增强。

情景模拟三：将代表价格型调控手段的JG和数量型调控手段的SL共同作为外生变量引入模型（以价格型调控手段和数量型调控手段共同作用为主）。

（1）EMP受到JG和SL冲击的响应。当受到JG单位正向冲击后，EMP脉冲响应值在当期达到负向最大值，随后开始出现正负波动；当受到SL单位正向冲击后，EMP脉冲响应当期值负向最大，随着时间的变化，影响作用在第三期达到正向最大，随后交替波动变化。

（2）LL受到JG和SL冲击的响应。当受到JG的单位正向冲击后，LL第一期产生最小的正向影响，然后开始负向递增，在第五期达到最大，随后逐渐收窄；当受到SL的单位正向冲击后，LL出现负向波动且在第二期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逐渐衰减，在第五期转正，随后有正向增大趋势。

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在以数量型调控手段为主的情景模拟中，数量型调控手段对跨境资金压力指数的短期效应较为显著，但对境内外利差收窄效应较弱；在价格型和数量型调控手段并存的情景模拟中，对跨境资金压力指数和境内外利差的作用均有所放大，效应期有所延长；在以价格型调控手段为主的情景模拟中，价格型调控手段对跨境资金压力指数的作用要弱于数量型调控手段的作用，但其对境内外利差收窄效应更加明显，说明价格型调控手段更遵循市场规律，对资金跨区域的充分流动具有较好的引导作用，但由于国内市场制度建设不完善、价格型调控手段尚不健全，其对跨境资金压力指数的影响作用相对有限，数量型调控手段效果更加突出，当前仍应以数量型和价格型调控手段并存为主，并逐渐向价格型调控手段过渡。

四、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调控手段的协调配合使用

（一）跨境资金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探索

1.日常管理中，应加强资本流动系统性风险的多层面监管。宏观层面，聚焦资本流动的驱动力视角，全面评估系统性风险，防范大量信贷资金跨境、跨币种投机，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观层面，着重监测非居民以及居民所持有的“卖出头寸”资金存量、资金盘的变化和在境内金融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实时评估资本流动对金融系统可能造成的潜在冲击性；微观层面，监测市场中资金流动的微观主体是否发生大范围单边预期或非理性情绪的群体传染，谨防引发集体性趋同行为，也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

2. 危机应对中，应根据资本流动的反馈类型采取不同措施。应防范由顺周期性出售资产和货币进而导致资本流动出现非理性失控，尤其要警惕“资本大幅流动—本币汇率大幅波动—外债风险敞口大幅增长—国内信用等级下降—货币供应量增长—国内资产价格下跌”这一循环所造成的连锁式正反馈效应。当预评估可能会形成这种正反馈效应时，应提前实施逆向审慎措施来增加资本流出入环节的阻力作用，使系统性风险头寸积累有所缓解。

3. 从长效机制来看，对资本流动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进行有效防范的根本保障是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健全的市场环境，具体体现在健康运行的境内经济金融体系以及具有系统监测和良好监管能力的货币当局。当前应逐步扩大境内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和衍生性发展，提高金融市场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的承压能力，提高金融市场的理性行为能力，进而使货币价格不易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发生过激反应；应提高市场的层次结构，推进市场主体多元化，完善市场风险对冲工具。

（二）跨境资金调控手段的选择与协调使用

合理应用宏观审慎工具能有效缓解资本流动对一国经济体的负面冲击（见图5）。

1. 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对跨境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均有作用）：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按风险加权计算可借款余额，风险加权余额不得高于一定比例的资本或净资产，目前净资产的估值当中充分体现出了逆周期监管的思路，在其中纳入了跨境融资杠杆率和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参数的设定与跨境资金宏观形势密切相关。在我国面临跨境资金流出压力较大的阶段，宏观审慎监管参数和跨境融资杠杆率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容忍度，充分体现了逆周期管理的基本思路。

2. 存款准备金管理（对跨境资金的流入更有效）：为有效抑制境外资金对人民币投机行为、营造境内外金融机构相对公平的市场环境，应对境外金融机构在境内同业存放执行正常的存款准备金率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投机者在离岸市场进行短期、大额人民币融资的成本。

3. 外汇售汇风险保证金管理（对跨境资金的流出更有效）：金融机构需根据远期售汇的签约额一定比例缴存准备金，银行为适应政策要求需对其资产负债结构进行调整，通过价格传导来抑制非实需的远期售汇顺周期集聚发生，该政策的实施能够补充和完善跨境资金宏观审慎管理的框架。

4. 银行结售汇头寸与银行结售汇顺差挂钩（对跨境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均有双向作用）。设定年度银行结售汇顺差调控基点数，与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挂钩，按季度调整。超过基点数额则要求银行增持相等数额的外汇头寸，不超过的不做调整，如果超过季度目标值，则将超过额度按各家银行对结售汇顺差的贡献度来增持相应头寸。

5. 外汇兑换交易税（对跨境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均有双向作用）：外汇兑换交易税隶属价格型调控手段的范畴内，通过市场化价格的传导，对系统性风险进行有效防范，最终起到逆周期调控目标，来补充微观审慎监管层面和当前一些传统的资金流动管理措施在预防资本流动冲击方面的不足。在当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初始阶段，需综合权衡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的风险，在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容忍度范围内，可将外汇兑换交易税的初始税率设为零，通过设立该交易项目，起到震慑和警示资金投机者的作用。外汇兑换交易税项目的设立，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增加短期投机资本大规模异常流动的成本、影响短期投资者的投机预期，从而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Meade J.E. 1957. The Balance-of-payment of A European Free-trade Area[J].The Economic Journal，（267）.

[2]Tobin J.1978.A Proposal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M].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3]Sphan P.B.1996. The Tobin Tax and Exchange Rate Stability[J].Finance and Development，（2）.

[4]Sargent，Thomas J. and Neil Wallance. 1975. Rational Expectations，the Optimal Monetary Instrument and the Optimal Money Supply Rul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83.

[5]巩志强.构建我国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的思考[D].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3.

[6]赵文兴，孙蕾. 宏观审慎理念下的跨境资金流动调控：框架设计与工具选择[J].南方金融，2015，（8）.

[7]巴曙松，王璟怡，杜婧.从微观审慎到宏观审慎：危机下的银行监管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10，（5）.

[8]郑杨，刘明志，毛志豪，陈小五，白当伟，吴鸣，黄燕卿，何念如，廖一榕，张睿锋，朱磊.推进外汇管理体制简约化市场化改革研究[J].上海金融，2010，（5）.

[9]陈西果，陈建宇.当前国际政府债务问题的特征、影响及警示[J].当代经济管理，2011，（6）.

[10]晏丘.外汇管理中的中国均衡[J].中国金融，2012，（1）.

[11]盛松成，吴培新.中国货币政策的二元传导机制——“两中介目标，两调控对象”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8，（10）.

[12]黄宪，王露璐，马理，代军勋.货币政策操作需要考虑银行资本监管吗[J].金融研究，2012，（4）.

[13]盛天翔，范从来.信贷调控：数量型工具还是价格型工具[J].国际金融研究，2012，（5）.

[14]周小川.宏观调控的经济描述与工程描述——在首届“金融街论坛”上的讲话[J].金融研究，2013，（1）.

[15]卞志村，胡恒强.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数量型还是价格型？——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5，（6）.

[16]洪昊.我国“热钱”跨境流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0.

[18]陈雨露，马勇.构建中国的“金融失衡指数”：方法及在宏观审慎中的应用[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1）.

[20]钟震，郭立，姜瑞.当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特点、成因、风险与对策[J].宏观经济研究，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