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创

永远为他开扇窗

○刘创

四十五年离别之苦，压缩进一个半小时

1937年，卢沟桥上已经是炮火连天。远在巴黎的陈学昭与丈夫何穆打点行装准备回国，为了乘车方便，租住在巴黎火车站旁边的小旅馆。

夏秋之交，巴黎梧桐正红，风光正好，陈学昭推开窗，向街对面的树影里望过去。果然，心有灵犀一般，她发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她在巴黎时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蔡柏龄和季志仁。

两个人只是向这边张望，并没有走过来的意思，她知道，他们是顾忌何穆。高高瘦瘦的季志仁向她挥手，宽大的手掌看上去一如往日给人安全感和温暖，他大声问：“你还回来吗？”

“不，还是不回来的好。永别了。”

“收回你的永别。我们只说再见。”

一向喏喏的蔡柏龄倒是走近几步，怕她听不清，音调深沉，“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等你。”

“至多两年。”她回答，小心翼翼，像保守着一个承诺。

身后，何穆低声的催促撕碎了那承诺，她身子一抖，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大声向窗外喊：“两年，我一定来。”

他们没有想到，再见时不是巴黎，而是杭州，更不是两年之后，而是四十五年之后。

1982年，著名物理学家、德埃梅·贝尔泰奖获得者、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儿子蔡柏龄携家眷回国，专程到杭州看望陈学昭。那时，她也早已是国内著名作家、翻译家，曾任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名誉主席。

近半个世纪的离别之苦，都压缩在一个半小时的会面之中。临行时，陈学昭拉了他的手，紧紧攥着，“您和志仁身体比我好，总是我比你们先去。”

蔡柏龄耸耸肩，抿紧的嘴唇抽搐着，布满皱纹的脸上突然淌下两行泪来。

玲珑可爱的姑娘，三剑客的甜蜜忧伤

民国才女如过江之鲫，也大多吉星高照，一个偶然的机会就能闻名天下。

陈学昭16岁时，在上海《时报》以一篇征文《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得到文学前辈们的大力提携。戈公振给她改文，瞿秋白赠书给她，茅盾夫人孔德沚甚至把孤身求学的她安排住进家里。当时，茅盾家对面就是鲁迅的住所。几乎每天晚上，鲁迅和周建人兄弟都喊这个玲珑可爱的小姑娘过来吃饭。

在这些巨匠大家的指点之下，陈学昭的文字不但清新秀美，还闪现出新文化影响下的阳刚健美之气，文字的触角又能深深地碰及对人性的问责。

因为与激进的文化前辈过往甚密，当这些人受到当局压制时，陈学昭也难免受牵连。为此，她不得不远赴法国求学，避开国内的锋芒。临行时鲁迅对她说：“做一个中国女人要忍受一切的打击，提防突然间从空中飞来的冷箭，要锻炼得像一个有弹力的橡皮垫子，坐下去它果然会被压扁了些，但一放松它立刻又能弹起来，恢复原状，要坚韧。什么都该靠自己，跌倒了不喊痛自己爬起来，才能谋得解放。”

这句话她记在了日记本上。当然了，日记本里，更多的是一个少女懵懂的青春印记。而里面出现频率最多的，是季志仁和蔡柏龄这两个名字。

两个男生每周末都来找她，见面前总会开个玩笑，或者是躲在窗外吓她一跳，或者是先一个人约她出去，然后在院门口另一个突然伸出一束花，惹她一笑。蔡柏龄读法郎士的《红百合》给她听，校正她不纯正的法语发音。当时她在报上揭露中国留学生在法国的奢侈风流，常受到那些留学的富家子弟的恐吓，两个男生就天天分工接她上学放学。他们形影不离，被同学们称为三剑客，少男少女如三只小麻雀，嘻嘻哈哈地快乐着。

那些笑容里，怎么会没有爱情的味道？只是，友情和爱情该怎样取舍？季志仁“那么温柔可亲”，蔡柏龄又“仁爱宽宏”。而这两个大哥哥一样的男生眼里，又都充满着渴望和期待。

1928年，莱茵河畔，史特拉斯堡的中国留学生聚会上，季志仁介绍同学何穆给陈学昭认识。第二天开始，何穆的短笺就送过来了。两个男生已经够烦心了，何穆的出现又该如何招架呢？当时，何穆因为肺结核住在疗养院，病中的泪印在粉红的信纸上，情意绵绵。更重要的是陈学昭突然发现，在季志仁和蔡柏龄之间取舍，落单的一个必定会痛不欲生，“他们的友谊已经登峰造极，好到不能再好的地步了”。倒是何穆的出现，似乎峰回路转了。

那么就快刀斩乱麻，她与何穆闪电般地在里昂结婚，结束了三剑客的生活。1934年，夫妻二人分别拿到了博士学位。何穆学医，陈学昭学文，是中国第一位留法文学博士。

唯一一封信，在沉闷屋子里开了扇窗

刚回国的何穆与陈学昭找不到合适工作，一家人辗转于无锡、上海之间，全靠陈学昭为数不多的稿费支撑着。

得知延安急需有海外留学经历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时候，二人立即赶赴延安，成为延安唯一一对博士夫妻。延安是所有有志青年的家，只是她的家已经不是当初的恩爱之家了。

1939年，儿子病死，陈学昭再次临产，何穆却另结新欢，常常几天不露面。实际上，他住的窑洞离她的窑洞只有几十米远。一天夜里暴雨，土夯的窑洞摇摇欲垮，陈学昭抱着未满月的女儿，冒着大雨冲出来，却听到不远处窑洞里何穆放肆大笑。后来何穆甚至骗她服下过量的安眠药，害得她几天几夜昏睡不醒。

当初的选择，是她想以此放过两个自己无法从感情到精神双重保全的男人，却没想到把自己推到如此境地。季志仁已经在法国成亲，蔡柏龄还守着两年之约，空在异地望穿秋水。

在陈学昭自传体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一书中，“她想到他独个人侨居国外的孤寂而单调的生活，把生命沉在科学研究里的生活，她衷心愿望他有幸福，只要他幸福，她也就觉得欣慰！她对他的期望原来就是与众不同的，到底他没有使她失望！她仿佛看见了一张庄严而温和的面孔，那抿得紧紧的嘴巴，她的心颤抖起来……”

她给在法国的朋友蔡畅写信，“我想重去巴黎”。却被何穆发现，告发了她的“叛国企图”。

她可以容忍何穆移情别恋，容忍丧子之痛，容忍当初的错误选择，却再没有力气坚持与背叛她的人在一起了。终于，1942年，一纸离婚书给了彼此最彻底的解脱。

1948年，邓颖超转给她一封蔡柏龄的信，“得到关于您的消息，我是多么快乐啊……知道您尝尽了艰辛，我听了很难过！又得知您的男孩已经死了，您已离了婚，这很使我惶惑……得到您的消息，使我好像在关得密密层层的不透气的屋子里开了一扇窗……说您还要到巴黎来的，这对我是多么的快乐！”

陈学昭却再也没能去巴黎。当时何穆位尊权重，把所有她试图离开的路径一一堵死。但是从邓颖超口中，她经常可以得到蔡柏龄的消息——他加入了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他参与开发了世界上第一台大型永磁体的研究；他来过信，但是在路上丢了；他在法国结婚了；他又来信了，“但是不能交给你”。

她伏在邓颖超肩上哭，哭完了就给蔡柏龄写信。她知道这些信永远寄不到他的手上，还是执意写着，每周一封，“不可能要求每天一样分量的情感，但只要我愿意给他最好的一份，不管他结婚也好，我结婚也好，这本来就不是一种义务，这是生命中的一种光彩，一个奉献。”最后这些信又成了她“叛国”的罪证。

唯一一封蔡柏龄的信，她珍存了十九年，直到在文革时期不得不烧毁。

在天涯的浪花中，流浪者与飘零者相伴

陈学昭一生中，从没当面对挚友蔡柏龄说过一个“爱”字，心底却永远为他开着一扇窗。1980年，陈学昭到了对任何事都可以荣辱不惊的淡然年纪了。有个记者采访她，当时电视机正开着，她突然中断了说话，把目光飘向电视机，脸上绽开一丝笑，“哎，等等，快看，电视里正广播他呢。要邀请他回国进行学术交流……”

记者诧异地盯着电视，“这是谁哟？”“就是……蔡元培先生在法国的儿子呀。”陈学昭的声音细细的，带着明显的颤音……

1991年10月10日，陈学昭终于连呼吸也坚持不住了。她躺在床上，风从开着的窗户飘进来，她说：“还有许多事情，都来不及做了。我要死了，可以去巴黎了。我是一个流浪者，而他也孤零漂泊，天涯的游子。只有天涯的浪花是我一生的伙伴。”

（编辑 赵莹 zhaoyingno.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