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素静

摘 要：李商隐是晚唐末世的抒情诗人，其诗被评为“深情绵邈”，他的咏物诗含蕴着内心的伤痛，从物象的选择看，他钟情柔弱、细小、纤柔的物象;从表达内容看，表达的是自己的人生慨叹和身世情怀，融铸的是他的悲剧意识;从艺术手法看，描写的是物的神韵，而并不注重物的形态的精描细刻，正是这种个人情怀的注入使得他的咏物诗独具个性。

关键词：李商隐;咏物诗; 悲情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7）05-0201-02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7.05.127

晚唐末世诗人李商隐以一首首“深情绵邈”“包蕴密致”的诗作著称于世。刘学锴先生曾说：“他的诗中贯注着一种深刻的悲剧意识，一种身处衰世对人生，命运深沉的忧伤与哀感。”最能凸现这种悲情的便是他的咏物诗，在物象上，他选择纤柔细小之物，通过特有的悲己悯物的心态来体察物象，着重抒发物之境遇的感叹，旨在抒发自己独特的人生感慨和身世情怀，在艺术手法上则取物之“神”，虚处着笔抒情。

一、李商隐的咏物诗钟情于细小、弱小、纤柔的物象

从李商隐的咏物诗所选择的一系列物象来看，他钟情的是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细小、弱小、纤柔之物，如蝶、蜂、蝉、樱桃、野菊、微雨、李花等。即使是古诗中常被吟咏之物，在他笔下都有一种悲情，如“凌寒傲霜雪”的梅，在其诗中则有“寒梅最堪恨，常作去年花”的怨情;“春风摇枝条”的柳在其诗中则有“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的哀情;“出污泥而不染”的荷在其诗中则有“此花此叶常相映，翠减红衰愁杀人”的凄情。李商隐是以一种悲悯的心态来观察物的，正如王国维所说的“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从性格的角度来看，李商隐是一个敏感多愁的诗人，他身处衰落的大唐末世，遭遇排斥的坎坷仕途，忍受辗转的幕僚生活，自然会产生不同于他人的悲叹和哀愁，再加上家世的累辈孤孑，使他有了一种悲剧的心态和意识。这些内心所蕴藏的痛楚一旦遇到与己相似之物，情感会就此生发，并与那些微小的不能掌握命运、无力抗天的物象惺惺相惜。

二、李商隐的咏物诗弥漫着悲伤的人生感慨和身世体验

（一）诗中流露出悲伤的人生感慨

在悲情的物中呐喊、忧伤，其间寄寓的是相同的人生感慨，“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初食笋呈座中》）。”“初生欲缺虚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月》）”这是一种“先期零落”的人生感叹，嫩笋、初月象征要开始人生命运，然而前途不可知，一个“忍”字和“岂”字道出了义山的无限悲哀，对自己的仕途和经历都充满了先期的悲愁，流露出的是对人生的哀叹。

（二）诗中抒发了悲哀的身世体验

通过物的遭遇，看到的是李商隐独特的身世遭遇，体味的是他的身世悲叹。李商隐十六岁曾“以古文出诸公间”，受到令狐楚的欣赏，从其出席公宴，受其提携，曾有得意之时，在崔戎之处，也受到知遇，中进士后也被赏识入秘书省。然而这只是一瞬间，这种前后的对比使他产生“先荣后悴”的体验。“下苑他年未可追，西州今日忽相欺。水亭暮雨害犹在，罗荐春香暖不知。无蝶殷勤收落蕊，有人惆怅卧遥帏。章台街里芳菲伴，且问宫腰损几枝？《回中牡丹为雨所败其一》”诗中所说的曾植于长安曲江苑囿的牡丹何其受宠，明媚鲜艳，而此时沦落于西州，风吹雨淋，连蝶也不来问津，寒意渐浓，牡丹更加孤寂落寞，而此刻长安，那些章台柳却承厚天恩，摇曳芳姿。刘学锴指这首诗是“托物寓怀”，“实则是作者往年进士登第，曲江游赏，春风得意，今日沦落，寄身泾州，正和回中牡丹遭遇类似。”

三、李商隐的咏物诗善于从虚处着笔，以悲情体物写物

李商隐的咏物诗在描写上不取物象的形态精描细刻，而着重于神态的描写，从虚处着笔绘神。“并应伤皎洁，频近雪中来”的蝶，“过水穿帘触处明，藏人带树远含清”的月，“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的柳，都着重于物的神态。刘学锴说：“杜甫的借物托寓之作和唐代其他诗人的一些优秀的咏物诗，往往形神兼备，义山的托物寓怀与上述之类都不相同，他不是不写物的特征，而是撇开其外在形貌特征，从虚处着笔，直接传出内在的精神气韵。”这神韵正是物与自我发生契合的引线，使感情隐于物中表达出来，浑融一体，悲物悲己。

艺术手法上他多以营境为主，并不点明物的名字。“苦竹园南椒坞边，微香冉冉泪涓涓。已悲节物同寒眼雁，忍委芳心与暮蝉。”《野菊》“小苑华池烂漫通，后门前槛思无穷。宓妃细腰才胜露，赵后身轻欲倚风。”《蜂》这些诗并未提到物的名字，而是直接写它们的境遇。他把心中起起伏伏的情感投射在物上，以物的境遇贴合己之心境，使现实与自然界相融，心物合一。“自明无月夜，强笑欲风天”的李花是“自己才而不见赏”的悲遇;“援少风多力，墙高月有痕”的杏花是自己“朝中有权势者不为我助，而政敌排陷打击迭至;往日知交，发迹后与我疏远隔膜矣”的遭遇;“殷鲜一相杂，啼笑两难分”的槿花是自己“不幸卷入朋党纠纷，动辄得咎，啼笑皆非”的遭遇。

总的来看，这些诗的核心仍是他心中的悲情，也正是这种悲情才使他以似曾相识的心态体物、写物，且使物极富神韵。

三、结论

从题材的选择、内容和艺术表现上，围绕李商隐咏物诗的始终是他因身世，人生遭遇而流露出的悲情。传统的咏物诗是托物寓志，李商隐的咏物诗则是寓情，描写个人体会，表达个人身世慨叹，人生感慨。他笔下的梅不是“傲霜雪”的梅，而是所遇非时的个人写照;他笔下的菊不是“性高洁”的菊，而是寄寓遭遇的写照。这些物被李商隐心灵化、身世化，与杜甫、屈原所不同的是没有将物与社会现实直接联系，而是自我心灵的写照。刘学锴说“从李白、杜甫的面对现实，以表达社会感受为主，到李商隐的面对自我，以表达身世之感人生感慨为主，正反映出唐王朝由恢宏开阔到衰颓逼仄的历史趋势，也反映出封建知识分子的心态由盛世时的开放外向到衰世时的内向收敛的变化过程。”正是这种大时代背景的影响，和他悲惨的身世遭遇，使他对这个世界发出“不惊春物少，只觉夕阳多”的末世情怀。这种茫然、低落、无奈的悲情使得他的咏物诗发生了向内转、心灵化、个人化的趋势，染上了浓烈的悲剧色彩，富有艺术的独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