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智博

几乎从1980年代开始，

台湾文化、商业的每一个新浪潮里，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于是梁文道如此评价他：没有詹宏志，就没有今天的台湾。

如果不是文化圈人，可能对“詹宏志”这个名字的印象都是碎片化的：出版社的编辑认他是个优秀的前辈，IT圈的媒体人可能还知道大陆曾经有哪些行业杂志是从他创办的城邦出版集团拿到内容授权，文艺青年大概会记得他是《悲情城市》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监制或制片人，KTV的资深麦霸也许朦朦胧胧了解他是罗大佑和伍佰唱片的制作人，而那些创业的年轻人，或许会说：哇，PCHome的老板，他就是台湾的马云啊！

没有人能将詹宏志归类，甚至有人说，转型就是詹宏志的职业，罗大佑曾开玩笑建议他举办一个名片展，让大家看看他曾使用过的200多张职务、身份截然不同的名片，当然名片上还不包括文化圈送给他的各种标签：美食家、文学评论家、出版人、意见领袖、创意大师、趋势专家、推理教父、网络教父、传媒大佬。几乎从1980年代开始，台湾文化、商业的每一个新浪潮里，都能看见他的身影。于是梁文道如此评价他：没有詹宏志，就没有今天的台湾。

嗜书如命的农家少年

今年60岁的詹宏志，仍旧留着一头灰色的长发，聊天时语气不急不徐，态度谦卑得让年轻人都有些不好意思。这个儒雅的绅士形象让人不太容易想象出他在1965年的样子，那个被他形容为“闲来无事、上街鬼混”的10岁少年。

那时挨着台中市的草屯镇在詹宏志的眼中时间是静止的，和一百年前甚至一千年前的中国农村别无二致，在封闭的熟人社会里，谁家开的小饭馆做什么菜、原料从哪里来，村里几乎每个人都一清二楚。

1965年，是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进入工业社会的起点，农村传统而封闭的田园诗画开始被城市文明慢慢浸入。10岁的詹宏志在暑假里的街道上听见了鞭炮声，循声去看热闹，发现却不是哪家在办喜事，而是镇长正在“民众服务中心”为乡下的第一个图书馆剪彩—这个足可以被镇长当作“政绩”的工程，其实就是三个放着图书的铁柜子。

这个简陋的图书馆从此改变了少年詹宏志的生活。那天下午，他在“图书馆”用了半个小时就看完了每本只有100多字的儿童书，然后拿起了一本名为《故里归人》的“大人书”，里面“红皮人”的爱情故事和布满石楠、沼泽、草地的异国农村风景让他新奇，也没有看懂，于是第二天又来图书馆借这本书。

多少年后，詹宏志才知道这本小说的原名叫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远离尘嚣》），作者是英国作家哈代。

《远离尘嚣》对詹宏志仿佛是一种预言，从此他发现书本里有太多吸引他的、完全不同于自己生活的世界。他开始疯狂嗜书，三个铁柜子的书被他逐排看完，连《历史研究》这样的学术书都不放过。

在南投县图书馆工作的姐姐每次去台中采购图书回来，詹宏志总要用一晚上就把姐姐带回家的书看完，甚至不惜看到两眼红肿、泪流不止。后来他在家里发现了姐姐码放好的过期报纸，如获至宝，逐张按照日期阅读。多年后在报社工作时，“有的前辈编辑提到很久以前的新闻事件，我就随口回答哪一年披头士到台湾，哪一年扭扭舞开始流行，他们都觉得很奇怪，那些事情发生时我还没出生，怎么会知道？”

“制造”柏杨现象

1983年，詹宏志从《时代周刊》的总编职位完成了第一次跨界，被只有6个人的远流出版公司的老板王荣文挖来担任总经理。他想做出版的原因，是觉得他可以“名正言顺”慢慢看书。

詹宏志来到远流，迎头便是刚刚出狱不久的柏杨计划出“白话文资治通鉴”。

此时詹宏志已经有了“文化界金头脑”的名声，面对着王荣文和柏杨预计长达三四年时间的庞大出版计划，他为了降低前期投入成本、提前回笼资金，创新地提出将“柏杨版资治通鉴”按照杂志的形态出版，“一面做一面出”，每月一本，分成40期出版完毕。

当时很多大学生虽然号称要将《资治通鉴》“圈”上一遍，但往往看了两页就束之高阁。詹宏志在宣传上将《柏杨版资治通鉴》包装成一个可以持续的“阅读计划”，将原本为帝王将相治国服务的内容“提炼”成了对于年轻人适应办公室政治的“中国式权力游戏的教科书”，让很多年轻人相信自己用3年的时间就可以轻松掌握应付生活和职场的“智慧”—30年之后，当罗振宇在做《罗辑思维》时，不知道是否从詹宏志的做法中汲取到了灵感。

第一期《战国时代》，詹宏志将“杂志”的价格定在很低的49旧台币（大约10元人民币），与后来互联网企业低价快速扩充用户基数、刷排名的玩法如出一辙。那期杂志将近25万本的销量纪录，在台湾图书销售榜上保持了两年半的时间。并不是所有人都参透了詹宏志“卖书”的奥妙，十几年后他出版《PC Home》杂志“故伎重演”，很多人还感到很新鲜。

结果《柏杨版资治通鉴》一做就做了10年，一共出了72册。在书出版到第三年的时候，詹宏志因为无法兑现当初的“三年读完《资治通鉴》”的宣传承诺，像如今创业艰难的罗永浩一样，不得不出面写信、诚挚道歉，“好在读者们都很温和，放过了我”。

在远流任职期间，詹宏志让卖书变成一件容易的事情，创造了许多百万畅销书的奇迹。他准确感受到了198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新兴的中产阶层非常关心子女教育的心理，推出了“家庭藏书计划”，告诉家长们要试图用读书来影响孩子们的未来，将很多经典书籍“打包”卖到了台湾家庭的书架上;他避开了以文学书为主的出版战场，把处于边缘的心理学书稿组成新战线，推出“大众心理学”书系40本新书，使心理学一度成为社会话题。

此后，“书系”很快成为了台湾出版的主流方式。1995年，詹宏志成立了城邦出版公司，通过小出版社合并的方式，营造一个大品牌、大团队。“城邦”刚成立时，只有三个出版品牌：商周出版社、麦田出版社和猫头鹰出版社。此后，随着其他出版社的陆续加盟，“城邦”迅速发展成占有台湾35%图书市场和40%消费杂志市场的重要出版集团。

包装罗大佑

在他1980年代进入出版界的同时，时任滚石唱片的兄弟老板之一段钟潭（三毛）邀他去“管”滚石唱片公司，詹宏志就“诚惶诚恐”一脚踩进了音乐圈，“遭遇”了正在向巅峰期进发的罗大佑、潘越云一代。彼时罗大佑已经告别青葱的“民谣时代”，刚刚发完《之乎者也》，开创了作品风格多元化的“黑色时期”，这个声音沙哑、咬字不清的男人，唱着“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彻底颠覆了传统流行音乐工业中的诸多标准，庙堂嫌他不规矩，朝野说他不激进。

“我会碰到这些工作就是因为它们前所未见，我要解决它们跟这个社会面对面的问题，新来的东西要怎么解释？要怎么给它一个理由让它跟社会相遇？”詹宏志说。

詹宏志在滚石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做罗大佑的新专辑《未来的主人翁》，为了让新歌“与社会相遇”，他“通路铺货、宣传讯息、选主打歌”，唱片推出后，黑色旋风的魅力势如破竹，他又陪着罗大佑一路南下做宣传。

新专辑让罗大佑在音乐上到达一个巅峰，詹宏志则开始策划为罗大佑举办一场现场演唱会—在那个时代的台湾，一个人从头唱到尾的“个人演唱会”还是闻所未闻的。罗大佑的演唱会是台湾流行音乐历史上的重要一笔，在演唱会开场之夜，台北中华体育馆挤满了年轻人，因为摇滚乐需要足够的音量，詹宏志调来了全台北能调到的音箱，请来了台北最好吉他手马沙（游正彦）、鼓王黄瑞丰、键盘兼编曲陈志远。那晚黑衣墨镜的罗大佑恣意表演，等到观众散场，精疲力竭的罗大佑感觉“像被观众打败了一样”。

领导宝岛文艺复兴

在此之后，詹宏志又因为帮助朋友而“意外”地进入了电影领域。

1987年1月，包括杨德昌、侯孝贤、赖声川在内的53位台湾文化人和电影人，在《文星杂志》和《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联名发表了“台湾电影宣言”，詹宏志作为“宣言”的执笔者，却发现“宣言”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抗争”效果，反而让彼时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引来了争议。

“摇笔杆不可能解决台湾电影面临的问题。让一部作品出现，远比10场论战有意义。”此后，詹宏志改变了旁观者的态度，亲自参与电影工作。侯孝贤正筹拍的《悲情城市》成为他实践的第一步。陪年代集团董事长邱复生吃了一年早饭后，詹宏志终于说服了这个之前和电影界没有任何关系的投资者为《悲情城市》的拍摄埋单。

为了节约请群众演员的劳务费和盒饭钱，詹宏志、吴念真、张大春都在电影里出演过角色。后来，《悲情城市》为台湾电影界拿回了第一座威尼斯“金狮奖”，并在台湾获得过亿台币的票房。为表感激，侯孝贤在收到2000多万元新台币片酬后，当天就拎了50万现金去詹宏志家。

从此之后，自称“不懂电影工作”、极少去片场的詹宏志，却陆续成为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戏梦人生》等一系列台湾电影的制片人或监制，让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等一批导演功成名就。

但在詹宏志看来，“我们当时所处的是一个没有能力计算的时代，所以要创造一个新的文艺复兴的氛围”，“当时会参加这些导演朋友的工作，正是因为他们是潦倒的朋友，我比他好一点，因为我有一份稳定的薪水，所以他下了班来我家吃饭这是应该的，因为他没有钱。”

1992年，以黑社会少年为主题的电影《少年吔，安啦！》上映，詹宏志策划了电影的原声大碟，起用了伍佰、林强一批新音乐人，甚至还有当年崔健身边吹唢呐的刘元。这张专辑的江湖味，将1990年代台湾社会的苦闷氛围和底层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还叫吴俊霖的伍佰，则凭着主题歌拿到了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奖。

詹宏志当时说：“吴俊霖的音乐很土味很有气力，表演很直接很有感染力，我觉得他是台湾在1992年的最大发现。”他还说伍佰是诗人，“强悍的外表下，有颗极端脆弱而怕受伤害的心”。事实詹宏志没有看错，伍佰如火燎原的感染力影响了整个台湾的90年代，还有人用了“伍佰现象”一词来形容那些吓人的纪录。

“台湾互联网教父”

而正是别人不具备的敏锐触觉，让詹宏志仿佛成为了一只江面上的鸭子，水流的温度总是先他人得知。1980年代，随着当时的经济腾飞，台湾社会积聚了大量财富，发展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也日益显现。具备经济学专业背景的詹宏志，感受到了当时台湾社会中累积的动能。

“这股力量会把台湾社会带向何方？无底深渊还是美妙之境？”他充满焦虑。

后来詹宏志陆续发表了《趋势报告》《趋势索隐》《城市观察》等作品，分析了台湾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城乡关系、医疗体系、创业风潮等诸多问题。这些分析往往和事情的未来走势不谋而合，媒体因此送他一个“趋势专家”的头衔。在“趋势系列”畅销台湾之时，詹宏志经常会在咖啡店里碰到一些请他预测股票涨跌趋势的人：“我从此就不再写带‘趋势二字的东西了。”

进入1990年代，敏锐的詹宏志比别人快一步捕捉到了互联网将在全球飞速发展的信号，1996年2月，时年40岁的詹宏志创办了《PC home》家庭电脑杂志，很快成为台湾计算机类第一刊。《PC home》的成功，让詹宏志看到了互联网带来的新媒体机遇。

詹宏志一直将互联网看作是新的印刷术，它降低了信息的成本，提高了信息的搬运效率，无远弗届。他于1997年将《PC Home》的电子版变成了线上网站PC Home online，随着互联网潮流的走向，PC Home online从早期的门户网站完成了向电商网站的转型。

在这期间，詹宏志也曾因为“激进”而吃到过苦头，2000年他创办“台湾第一家网络原生报”《明日报》，试图尝试做采编经营全部独立的网络媒体，但因为读者市场不成熟、人力成本激增，最终在勉力运营了一年后关张。但他仍然相信：“Internet can be everything！”

虽然被称为“台湾互联网教父”，但詹宏志与大陆年轻的IT精英们有所不同，大陆的IT精英忙于开拓自己的商业帝国，詹宏志却仍旧痴迷于阅读，他会计算自己各种行程的时间，带上能在这段时间里读完的书籍，如果在机场误机，那就必须赶快到书店“补货”。他说没有书看的感觉就像人犯酒瘾和毒瘾，剂量不够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