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赛

我不想把中国当成紫禁城，一个不能进去的地方，我要把中国打开一些。——卜正民

历史：一个关了门的房间

“元代首次出现龙，是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这是元朝建立后的第22个年头，距离开国皇帝忽必烈汗驾崩尚有两年。这条龙出现在太湖边……随着蛟龙腾空，洪水便从龙口倾泻而下，淹没了沿湖的庄稼地，良田变成了泽国。”

卜正民执笔的《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哈佛中国史》第五卷）是从一条龙开始的。不仅如此，龙的线索贯穿了整个元明的历史，甚至延展到当时欧洲对于龙的记载。

一个中国学生困惑地问他：“您真的相信龙的存在吗？”

卜正民哭笑不得。

购年货，出自明代《南都繁会图》

“当时，我正在读有关的史料，尤其是明朝最后15年，那时候的环境灾难很厉害，人们谈论洪水、干旱、飓风、下雨、下雪，龙来了。

“一般人读历史的立场是，我可以相信他们的雪，但不相信他们的龙。但作为历史学家，我得理解，龙为什么重要？为什么人们要谈论龙？怎么谈论的？问题不是龙是否存在，而是人们如何思考龙。这是真实的。”

在《哈佛中国史》的总序言中，卜正民提到年轻时的迷茫——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

在我们的采访中，他似乎已经不再为此而困扰，反而更享受作为一个身在中国历史之外的静观审视者的自由——“我不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中国身份需要保护，所以可以更自由地想象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

“过去是一间关了门的房间，对我如此，对中国人也如此。”他说，“如果你想进入过去的房间，你得有足够的耐心、谦卑，理解那个时代的人如何经历他们的生活，而不做判断。”

最会讲故事的西方汉学家

传言卜正民是汉学家中的美男子，一见之下，果然是风度翩翩、温文尔雅，一言一行都令人如沐春风。

他来中国，是参加在北大燕京学堂召开的一场学术会议，主题是“新环境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他主编的《哈佛中国史》刚刚出版，从公元前3世纪秦一统天下写到20世纪初清朝终结，宣称“从全球史的视野重述中国的帝制史”。

有人说他是“最会讲故事的西方汉学家”。我好奇他的文学渊源。他似乎有点意外，并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对于他的写作技巧与文笔的惊艳。“我想我是一个好作者，但不是伟大的作者。我知道如何组织故事情节，如何找到不至于妨碍故事的语言，但我的故事是小规模的，每个故事都系于一个特定的点。”

他说他喜欢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他很克制、审慎，但你并不觉得他受限。事实上，他很放松。我喜欢文字背后的那个人的感觉。”

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

在《福楼拜的鹦鹉》中，巴恩斯摆脱了文学规则的束缚，在传记、年谱、文论、回忆录、随笔、游记、问卷等多种文体当中穿梭来去，以丰富的想象模拟存在的虚无，拼凑出一个后现代语意下的福楼拜。

在卜正民最著名的作品《纵乐的困惑》中，他同样在地方志、木刻、笔记等多种类型的史料中游走自如，将瓦匠、商人、官员、妓女、织工、书商和土匪各色人等巧妙地编织进一张错综复杂的金钱关系网之中。在这张大网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王朝兴衰的历史，而且是一个个普通人在欲望与道德的两难之间的困惑与挣扎。

“小说家的技巧在于想象一个虚构的合乎逻辑的世界，围绕虚构的角色和他们的关系编织一个延展的故事。我欣赏这样的技巧，但我恐怕永远无法以这样的想象力的纬度写作。”

“历史的写作涉及与过去的一种契约：尊重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发生在前人身上的事情，为了构建一个同情的关于他们的经验的肖像。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可以从事那种同情性的工作，比如希拉里·曼特尔在《狼厅》与《提堂》中所做的。但是，我的思考与写作，在讲述故事的每一步，都在寻求客观的证据。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故事通常都很短的原因：无论是关于一个历史人物，还是一个历史境况，在证据用完之前，你只有这么多可写的。”

但作为读者，我仍然震惊于他在历史细节与全景之间如此收发自如、充满创造力的切换。在《纵乐的困惑》里，一块至今还嵌在南京城门上的墙砖，已经没有了更多文献材料，仅剩下了几个名字——招甲：席俊翁;甲首：方朝张;窖匠：卢立;造砖夫：广福寺。卜正民却将这些文字与零散的史料进行联系整合，构架了明代“墙砖”生产的完整景象。

在《挣扎的帝国》中，他凭借一块墓碑上的铭文，寥寥数语勾勒出墓主李光华悲凉的一生，并由这块墓碑引介出明朝庞杂的亲族网络。这块墓碑最早出现在韩国首尔的一个古玩批发市场，辗转流传到多伦多的一家家居店，作为庭院饰品出售。2002年他发现了这块墓碑，之后一直安放在他的办公室里。

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卜正民曾经借用庄子的一个寓言谈观察历史的视角问题。北方有大鹏鸟，巨大无比，可飞至九万里的高空;水泽边的麻雀讥笑大鹏说：“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于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

大鹏和麻雀，一个视野在九天之外，一个视野在十寸之内，都不是观察历史的好视角。他欣赏的角度在中层——“你不能走得太近，理解一切，但也不能靠得太远，那样你会失去历史经验的个体性。”

“从一个故事开始，然后从故事拉开，给读者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的理解。一旦掌握了这种方法，历史写作其实很简单。当然，建立起对历史的整体理解需要很多年的时间，但一旦建立起来，你可以给我任何明代的史料，我也许都能给你讲一个很好的故事。”他告诉我。

中国历史的迷宫

卜正民进入汉学，完全是一个偶然。他最初的专业是英国文学。大学二年级的暑假，他在欧洲旅行，遇到一些热衷禅学的人，受他们的影响，开始阅读一些禅学著作。回到多伦多大学后，他选修了中国佛教史，并专门学了中文。但直到毕业前，他才决定改专业，从英国文学系转入东亚学系。用佛家的语言来说，这是一种缘分。如果当年那一门课是关于日本佛教史，也许他就学日语了。

“客观上，我没有任何理由学习中文。”他说，“或者，是一种智识上的好奇心。中国就像一个迷宫——它覆盖漫长的历史，广阔的地域，庞大的历史文献，就像进入了一个没有尽头的迷宫。事实上，随着你探索越多，探索越深，迷宫不断扩大，你可以永远研究下去，仍然无法窥其全貌。这是一种智识上的愉悦感。”

对他而言，在“迷宫”中穿梭时，一个一以贯之的问题，则是权力的问题：国家的权力、经济的权力，甚至环境的权力。“人们如何在种种权力的重压之下生活？当你处在一种相对无力的状态时，如何掌控你的生活？我总是试图在他们身上找到某种形式的自主性，即人们如何决定做什么，说什么，记录下什么，作为理解艰难人生的一种方式。”

历史学家对小人物的兴趣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如卜正民在《哈佛中国史》的总序中所言：“自从70年代史学的大转向之后，历史不再是伟人和强权间相互影响所取得的成就，而转变为普通人在其所处社会的约束与机遇中经历的生活。”

但是，如果你的历史人物是一个无名之辈，搜寻证据的过程就会变得更加艰难。所以，卜正民对地方志和学者笔记有着特殊的偏好，这些文献里常常有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线索。“我最喜欢读的东西就是明朝文献，地方志、笔记，有时候毫无目的，就好像我认识那里的地形，对那里的山水感到比较舒服。在读了40多年的明朝文献之后，我觉得我好像可以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在干什么，在想什么。”

《纵乐的困惑》中的主角张涛就是一个小人物。在篇幅庞大的《明史》中，他的名字只出现过一次，他中过进士，当过县官，也调查过官员腐败，晚年远离政治，在家乡从事写作。在歙县当县官的时候，他花了两年时间撰写县志，抨击商业，批评时代。

关于明王朝的兴衰，他有一段很有趣的论断：明王朝是在冬季的安详和静谧中开始的，百姓生活安定，社会和谐有序;到明中叶，冬季让位于春季的喧嚣，农业的庄严安定逐渐为喧嚣狡诈的商业世界所排挤;到万历时期则陷入夏季的疯狂冲动中，商业竞争日益激烈，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到了秋季，明代社会已经面目全非，人人奢靡拜金，“金令司天，钱神卓地”。

近四个世纪以后，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卜正民在上海图书馆里读到这些文字，对这个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他目睹中国在短短20年间从农村农业经济到城市商品经济的剧烈转型，以及其间道德体系的迅速解体。《纵乐的困惑》从某种角度来说，成了他跟张涛之间的一场对话——“他提他的意见，他说商业对文化、社会造成很坏的影响，我的看法当然不一样，商业使中国变成一个比较富裕、比较有机会的社会。对待一些新生事物，要看它们对一般中国人是好是坏，不应该动辄反对。”

我们为什么写历史？

“历史从来不只是关于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我们现在怎么看待过去，怎么理解，怎么分析。”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需要一再重写——因为我们要为不同的时代书写，因为每一代人对历史的需求都不一样。当我们当下的关心与想法改变时，历史学家所写的故事与分析也必须改变。新的史料永远是提出新问题的最富有成效的方式，但新的范式也一样，逼迫你回到旧的材料，重新解释它们。以他自己为例，通过设置一个元明时期的环境框架（贯穿元明两代的“小冰河期”对于两个朝代民众生活经历和政治时运的影响），就有可能回到过去，用旧的数据来讲一个全新的故事。

《福楼拜的鹦鹉》的核心，其实是一个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对待历史、历史人物，应该战战兢兢、严阵以待，还是插科打诨、大开玩笑？小说家巴恩斯想说的，是历史的虚妄，是重访过去和追寻真相的不可能——透过史书，我们自以为看到了真相，到头来却是朦胧一团。

在他的历史写作中，历史学家卜正民想做的，则是借用文学的技巧，开拓历史的想象空间——“对于过去，我非常严肃，因为它既可以是一种创造性的理解的资源，也可以是一种压制少数派观点与对立视角的工具。对待历史记录必须尽量客观，这是历史专著要做的事情。但当你为大众读者写作时，更重要的是——在不牺牲真相的前提下，鼓励他们对过去更积极地参与，去想象，去质疑，为什么历史会以这样一种版本呈现出来，它提供了什么，忽略了什么？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探索那些未曾被探索过的地方，展示给读者看，无论我们从历史中得到什么样的‘教训，都有可能被另外一种可能的阐释所推翻。”

《挣扎的帝国》以一条龙开始，也以一条龙结束——明代历史上有确切记载的最后一条龙：它出现在崇祯十六年八月十六日（1643年9月26日）。这条金光闪闪的巨物在山西省东南山地的夜空升起。它来得悄无声息，空中没有一丝云彩，也没有一声惊雷。它突现中天，月亮的清晖洒在它扭动的神曲上。忽然它的身体发出一道金光，穿透了千家万户的门窗，惊醒了沉睡中的人们。人们不由自主地走出户外，满怀敬畏地仰望这一辉煌而祥和的景象。没有人能猜到它的来意或它的预兆。

最后，他以一句感慨结束全书：“当后世的我们也无法洞察之时，他们又如何能够预见即将到来的是什么呢？”

我向他请教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他说：“我想说的是，历史是开放的。那个时代的明朝人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不知道。也许我们以为自己知道自己在哪里，故事是什么样的，未来会如何，但我们永远都会是错的。”

“我想，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对于所谓‘历史终结论的反对。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美国已经搞明白了如何解决所有的问题，历史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到达了终点。或者像中国人说的，社会主义胜利了，历史完成了。但谁知道10年后会发生什么？”

“我们不能翻到最后一页，然后合上书，说一切都结束了。不，它没有结束。阐释永远是开放的，阐释永不终结。有人会觉得这是相对主义，或者是我拒绝得出结论，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解放的想法——意识到无论你以为你对这个问题有多了解，它都会改变。”

三联生活周刊：您提到您通过佛教研究进入汉学，而且至今仍然保留着对佛教哲学的兴趣。那么，当初到底是佛教哲学的哪方面让您如此感兴趣呢？

卜正民：在70年代，我把佛教视为西方神学哲学（基督教）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它提供了一种不那么二元论的看世界的方式。对我而言，它意味着一种不那么冲突地面对世界的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在《挣扎的帝国》的序言中，您提到在20多岁开始历史研究的时候，刚好是“西方史学经历大转折的时期”，您能否谈一谈是什么样的“大转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折？

卜正民：西方史学的转折点出现在1968年的全球学生运动之时。那场学生运动是出于对战后政治合法性的一种根本性的怀疑：“二战”的深重灾难似乎只对一小撮领袖有益，而非普通大众。所以，1968年后的新史学不再只谈领袖与伟人，而是试图理解那些形塑普通大众生活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现实，因为大部分人的生活并不是由高层领导所影响的。70年代更流行的词语是“社会史”，到90年代又变成“文化史”。我觉得我继承了两种趋势，但并没有完全抛弃政治史。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序言中还提到了一位叫“傅衣凌”的历史学家，我们对他的名字并不熟悉，能否谈一谈为什么在那个西方史学大转折的时期，您却希望向他学习？

卜正民：傅衣凌在50年代与60年代早期写了一系列关于明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他的特殊之处在于：第一，他非常近距离地研究原始文献，而当时的大部分中国学者还在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经典而引用文献中的一两句话;第二，他根据国家与经济等重大理论问题组织史料，而非陷于斯大林主义的视角;第三，他的写作非常清晰、平静、非意识形态化。我认为他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好的明史研究者。当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我们首先都是读他的作品，然后才是其他的中国历史学家。

三联生活周刊：阅读《挣扎的帝国》，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我们恐怕还是生活在一个不错的时代。

卜正民：我可能强调了那段历史中灾难的一面：大部分人活不到40岁，即使你有一个孩子能成年已经是幸运，尤其是明末，20年里死了两三千万人，可怕的时代;但那仍然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时代，人们仍然创造了很好的东西，美丽的艺术，美好的文字，瓷器与布料。但普通人的确普遍无力。即使是那些身在高位的官员，他们与皇帝之间的权力关系也是极不平衡的，他们也一样苦难深重。

当然，也是有幸运者的，比如李日华。在《挣扎的帝国》中，我花了不少篇幅写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人有一批长达8年的日记流传于世，叫《味水轩日记》。李日华能文擅画，写得一手好字，但没有一样特长使他在那个时代超群绝伦，唯有这本日记使他青史留名。他每天写一个小条子，写他的日常生活，写他搜罗的那些书画、家具、艺术品。我读他的日记，觉得好像认识他一样。他很乐观，也有幽默感。他有一张画像，嘴角挂着一抹微笑，我觉得他是活得比较满意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序言中还提到，希望这套书能够“囊括关于所写朝代的最新研究成果，让这套书及时反映当代学者研究现状”。关于这些“最新研究成果”，您能否举一两个例子？

卜正民：我给我的合作者们的意见非常简单：不要陷入关于中国历史的那些老套的刻板印象里，而是囊括他们领域中最新的研究。历史的主题与方法永远都在变化，我希望我们能依赖新的研究。比如台湾历史学家吴仁恕几年前提出利用家族内的财产文件、分割文件来理解明代人的财产情况。我在《挣扎的帝国》第八章中采用了这种方法。

三联生活周刊：可否请您大致点评一下《哈佛中国史》中其他几卷您个人觉得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他们的写作中最好的部分是哪些？

卜正民：陆威仪和库恩很注意利用最新的考古证据来写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考古研究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早期中国人的生活的理解。这两位作者都非常留意最近的考古发掘，并将他们的发现写进去。

罗威廉的清史卷，长处则在于平衡了“新清史”所强调的满族统治/文化与传统解释中强调的“清朝作为一个中国朝代”。他的著作也许可以向我们展示，“新清史”可以如何被并入中国史。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说《哈佛中国史》是一种对中国历史的新的理解，您如何评价这种“新”？

卜正民：第一，中国历史从根本上不是关于王朝统治者，而是一种变化的境况，以及在这种境况下中国人如何谋求生存。王朝兴衰起伏，是一种方便的标记时间的方法，但大部分人经历的生活是本地的，而非朝代式的。第二，全球史的视角，我们将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而非封闭的，从内部寻求所有的问题和答案。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这套书，葛兆光教授的点评中说：“开掘了边缘文献，但轻忽了主流文献。”您如何看待这种批评呢？

卜正民：葛教授也许过于强调了我们对于边缘素材的使用，但我很感激他在这方面的意见。我们对于传统史料都有很全面的理解，也相对含蓄地在我们的写作中包含了这些史料。我们并没有拒绝传统史料，而是注意到这些史料所能讲的故事的限制，所以才带入新的史料。这样我们可以补充，有时候还能改变我们所知道的过去。新的史料也让文本变得更有趣，尤其是对中国读者，他们不必再读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而是有了新的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可能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对历史的信任问题。

卜正民：是的，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国家叙事，政府为了塑造公民，希望他们脑子里有一个共同的故事。但中国的问题会更严重一点，关于过去，你们只有一个故事，而且是同样的故事不断重复，结果就是你们受够了这个故事，然后不再相信这个故事。

但在国外，教育系统对历史叙事的控制要宽松很多。尤其是在大学里，我们有意地打破官方的叙事，让学生们知道，关于过去，有很多种不同的讲故事的方式，从女性的角度，从环境的角度，从穷人的角度。

过去已经发生，不可能改变，但我们为了将自己与过去连接在一起而讲述的故事总是在不断地演化。我们一再地重写历史，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当下是令人困惑的，而未来是未知的，你需要这些故事帮助你进入未来。国家统一是一种故事，文化多样性是另外一种故事，你带着这些故事走进未来，它们会塑造你走向未来的方式。

因为我不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中国身份需要保护，所以我可以更自由地想象历史不同的可能性。其实，我们在这些书里所讲的故事，尽管有六卷，只是讲了非常微小的一部分过去，你随时可以回去，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重写任何一卷。

三联生活周刊：说到底，我们为什么要阅读历史呢？

卜正民：人们想要知道过去，有时候是为了很简单的问题，比如我的祖先做了什么，有时候则是为了扩大自己的体验，发展某种程度的理解——通过阅读过去，把过去变成自身经验的一部分。

因为人类是非常复杂的生物。如果你学计算机，一辈子编程，然后死了，这不是人类体验，这是工作。人类总是试图不断地扩大体验的范围，扩大思考的范围，扩大人际的范围，这是人的天性。你不想把自己锁在你自己的那一点小小时空里，你想要看世界，遇到新的人，进入新的文化，这是很本能的冲动。

对外国读者来说，把中国历史带入他们对于自己是谁、身在何处的理解，是一种很好的体验。比如我自己，每当我学到一些新的关于过去的东西，我觉得自己无论从精神上还是情感上都有受益。只可惜我们寿命有限，不能了解更多，如此令人失望。

三联生活周刊：您对中国的未来感到悲观吗？

卜正民：一个困难的问题。我本质上是一个乐观的人，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国际人士，我只能如此。但历史经常提醒我，当权力与财富集中在极少数的人群中时，当资源变得极为稀缺时会发生什么。在中国，邪恶的趋势曾经在过去多次组合，未来也一样。我相信中国人会继续解决他们的难题，从我第一次去中国就看到这些努力。但中国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规模：中国如此庞大，如果世界面临什么样的难题或者解决方案，它都会是一个极端案例。如果它的解决方案无法为所有人获得平等的公正，后果将会波及每一个人，而不只是中国人。

卜正民（Timothy Brook），加拿大人，1951年生。多伦多大学文学士、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曾在上世纪70年代作为交换生来到复旦大学，跟从李庆甲教授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授，现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历史系教授。

卜正民著述丰富，著有《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维梅尔的帽子》《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明清历史的地理动因》等书，另编有《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中国公民社会》《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鸦片政权》《民族行为：亚洲精英与民族身份认同》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