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1958年，邓华下连队当兵时的留影

邓华，原名邓多华，字实秋，1910年4月生，湖南郴州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一生叱咤风云，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从朝鲜战场回国后，邓华担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1959年庐山会议上，邓华因彭德怀案株连被撤职批斗，贬任四川省副省长。“文革”结束后，恢复名誉并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在风雨如磐的日子里，邓华忠于党，忠于人民，坚持实事求是，保持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英雄本色。

“大跃进”中飞来横祸

1958年二三月沈阳军区党的第一届二次会议上，不少人“大跃进”的劲头很足。但邓华强调“因地宜地、有计划地，并在物资器材许可和不打乱原有的整个工作规划和提高训练质量条件下，展开战斗训练的大跃进”。邓华说：“所谓跃进，不能只是数量上的跃进，而且也要求质量提高，多快好省是统一的，因此在训练中要特别注意质量。”“防止走过场的形式主义。”

1959年7月19日至29日，邓华主持召开了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七中全会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部队工作。这是一次整风会议。他列举事实，严厉批评了虚夸浮报和弄虚作假问题，说：“这种问题发展下去有亡军、亡国的危险。我们要警惕起来，大声疾呼，为反对这种不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还说：“客观的物质条件有限制的，人们不能无根据地胡思乱想。”“我们做任何一项工作，既要重视主观能动性，又要看到客观的可能性。只看需要不看可能，就会把指标挂在空中，实现不了，一定要干，就是主观主义。”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终于发生了。

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刚刚结束，邓华接到参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通知，便乘飞机离开沈阳，匆匆赶上庐山。他原想会议是讨论工作问题，继续批“左”。可是，在8月2日全会开会时，毛泽东长篇讲话的主旨是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8月2日起，全会分成3个大组，分别批斗彭德怀、黄克诚和张闻天、周小舟4人。邓华被分配在批彭的这个组。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对于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问题的揭发批判，已经痛心地形成了一边倒的意见。邓华也违心地对彭德怀进行揭批，但招来的却是“假批判，真保护”的指责。

紧接着，在林彪主持下，从8月18日至9月12日，在北京举行了军委扩大会议，继续揭批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追逼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同时还批斗了邓华等4人。邓华的罪名是所谓“军事俱乐部”重要成员，“反党、反毛主席”。

批斗邓华前，毛泽东托罗荣桓给邓华带信，大意说，有些同志对你有意见，开个会让他们说一说，你要硬着头皮，好好听下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是，会议一开，哪里是提意见，而是无端问罪，强加罪名，并且不许他申辩。最后，林彪在会上宣布的是：撤销邓华在党内外一切职务。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10月中旬，邓华被拉回到沈阳军区，由派去的批判邓华的三人领导小组主持，召开四级干部会议，继续揭发批判。批判邓华的三人领导小组搞了一个洋洋数千言的所谓《邓华同志反党活动材料摘要》，声称邓华“既是高饶反党联盟的漏网残余，又是彭黄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野心很大，罪过甚多，同样是党内的一个危险人物”。

这个材料，是作为邓华反党罪过定案材料的，但又不同邓华本人见面，却把它塞进邓华档案中近20年之久。直到邓华问题彻底平反后，邓华读到这个材料时，给了它16个字：“无限上纲，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混淆是非。”

在沈阳军区四级干部会揭批之后，邓华举家于11月迁来北京，住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此时此刻，邓华的心情是非常沉痛的，他本来言语不多，现在更是缄默少言了。但有时向他的夫人李玉芝迸发出一两句火山爆发式的语言：“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将会作出结论的。”

12月，邓华得到通知，中央已决定他转业地方。这就是说，肯定要把他撵出部队了。从1928年湘南起义参加红军时起，30多年来，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一直战斗在部队，先是在红军，接着是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继而是人民志愿军，随后又是人民解放军。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今天，在新中国建立刚满10年的时候，却要离开部队了，他是多么地留恋！然而，邓华深深知道，这是无可挽回的了。

1958年春，粟裕（中）和邓华（右）在军事工程学院视察

人生转机转瞬消逝

1960年5月，邓华到达成都。中央已经决定他担任四川省副省长。

地方工作，他不熟悉，而且分配他主管农业机械；他在部队曾经学会驾驶汽车、坦克，算是同机械打过交道，但农业机械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当然也是陌生的。

省委中有一位主管农业的书记，省人委设有农业机械厅，厅长由一位省委常委兼任。上有农业书记，下有常委厅长，而他只是一般的省委成员；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他还是个“戴罪之身”。这时他已50岁。有好心人劝导他：你不过是挂包的副省长，还是少管点事，养养身体吧！有的人甚至说：现在是“困难时期”，搞不好又会飞来横祸，要他睁只眼、闭只眼过日子。而邓华回答说：“我总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拿人民的钱，吃人民的饭，就得为人民办事。除此之外，别的我什么也不考虑。”

他立即投入到新的工作。他把家略为安顿了一下，便一头扎进了农机世界。他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农业机械书刊。他下乡下厂，深入调查研究。一年之中，他至少有一半时间是在工厂农村。几年中，他的足迹遍及巴山蜀水。以致当时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也说：“在省级领导干部中，邓华走的地方最多，接触面很广，了解情况细致，是一个很有发言权的同志。”

在1961年6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检查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次会议还提出给几年来县以下被批判处分错了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这是中国政治生活开始出现转机的表现。紧接着，在1962年1月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并作了自我批评。4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规定“凡是在拔白旗、反右、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

在阅读有关上述方针、政策的文件时，或是听取传达讲话时，邓华的心情激动不已。1962年春，他在四川省级机关干部讨论七千人大会精神的工业小组会上说，我们有些同志以为革命成功了，建设上又有了一些成绩，因而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脑子发热，高估产，高征购，瞎指挥，等等，这怎么会不跌跤呢?对于七千人大会强调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很感兴趣，他借用毛泽东讲过的话说：“不让大家讲话，有一天要‘霸王别姬’的。”他衷心地希望党和国家摆脱“左”倾等错误的影响，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7月的一天，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来到成都市前卫街邓华寓所，寒暄两句之后，对邓华说：“中央发了文（指《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对照犯错误的人，要进行甄别，你看对你的处分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谈谈。”对这突如其来的提问，该怎样回答呢?李井泉是受中央之托（李井泉是政治局委员）前来征求意见，真的要给以甄别平反?还是来摸阶级斗争动向，准备“钓鱼”呢?邓华注意到他仍然称自己是“犯错误的人”。邓华踌躇了一会儿后说：“我的问题毛主席清楚，中央清楚。处理过了，没意见，没要求。”

然而，李井泉的到来，还是搅动着邓华思想深处的波澜。在他看来，对他的处理是一个重大的冤案，当然应当甄别平反。他和夫人李玉芝、长子邓贤诗作了深入研究后，决定向党的总书记写一个报告：在肯定犯有“错误”的前提下，要求中央给一个书面结论。报告起草后，邓华作了认真的修改，准备作为试探气球放出去。报告在家里搁置了一个星期，邓华反复分析当时政治形势，认为报告还是不寄出为好，最后将报告销毁了。

8月9日，邓华参加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并批判了所谓的“翻案风”，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邓华注意到，这次全会对彭德怀进行了新的批判，而彭德怀身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却没有出席会议。邓华得以出席会议 （他仍是八届中央委员），是区别对待，还是留作反面教员?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七千人大会前后出现的政治生活方面的转机，似乎又破灭了。

参加八届十中全会回来，邓华的身体情况急转直下，特别是严重消瘦，体重几乎是一个星期减少1斤，到1962年底，一个1.70的个子，体重竟下降到只有72斤。

1963年1月16日，邓华到重庆治病，经医师多方检查，诊断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至1964年4月这一段时间，主要是治病和休养。

1964年5月，邓华出院回到成都。他仍然受命主管农业机械工作，主要抓“四机一车”（指打谷机、打米机、插秧机、粉碎机和架架车）和水轮泵的生产和推广使用。在这一工作中，邓华倾注了他的全部精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因委员名额问题却幸运地被“解放”

1966年5月，在北京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要求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并说同这些人的斗争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邓华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当他得悉这个通知后，联系这些年来政治形势发展的脉络，他预感到新的一场政治大风暴就要到来了！

8月1日至20日，邓华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并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邓华回到成都，有人对他的处境表示担忧时，他回答说：“我不当权，尽管放心。”

他照常抓工作，照常下乡下厂。

12月27日，彭德怀被由江青把持的红卫兵由成都揪去北京批斗。

这时，邓华要他的夫人李玉芝为他准备一个小提包，内装随身衣服和小日用品，他说：“这下该轮到我了，随时准备他们来揪吧！”

1967年春所谓批“二月逆流”时，得悉一个一个有功之臣，一个一个的老帅，纷纷被批倒斗臭，邓华按捺不住了。他蓦地从沙发上跳起，在室内急促地走步。他想起《史记·勾践世家》中记叙的范蠡在辅佐勾践之后离去时的话语，愤愤地说：“难道真的要‘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了吗?”

6月2日，终于轮到邓华了，一伙红卫兵闯进他家，未出具任何文件，便将一位堂堂的副省长抓走了。康生、江青于1968年4月27日公开指名“邓华是坏人”后，迫害升级，转而关押到成都市昭觉寺临时看守所，完全被当作囚犯对待。

无穷无尽的审讯，数不清的游街批斗，一齐向邓华袭来。无论是拳打脚踢，还是棍棒加身，或是被推搡倒地，摔得口角流血，他始终实事求是，坚贞不屈。

回答是：“我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没有什么可交待的！”

又追逼：“你到处看地形，是准备参加‘二月兵变’。”

邓华回说：“我早就没有一兵一卒了，还搞什么兵变！”

10月，邓华接到要他去北京参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通知。他从临时看守所出来，有人请来了理发师，给他理了由于长期监禁而长得很长的头发和胡子。他乘飞机抵达北京，参加了12日至31日举行的全会。原来在这次全会召开之前，在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达到总数的71%。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要超过半数，会议才能有效，因而决定“解放”几名中央委员出来。

10月10日，经毛泽东指名，邓华被宣布为得到“解放”的几名中央委员之一。这样，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才达到40人，加上从候补委员递补上来的10人，共50人，刚刚过半数。

邓华回到成都，不少人来看他，其中也有来拉关系的，要求他公开支持某一派，并许以结合他进省革命委员会当副主任作为报酬。不久四川省举行省党代表大会，他们特意安排他在大会上讲话。谁料他根本不谈支持哪一派的问题，而是讲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讲大联合，强调抓生产，使不少人大失所望。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邓华只被安排在省革委属下的生产指挥组下的农机小组任组长。

此时，补发了在监禁时被扣的1900多元工资，他拿来交作党费了。

亳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她地处涡水之滨，黄淮平原南端，华东腹地，区位优势使之成为南北文化的交汇处。苏鲁豫皖在此结合，周边文化于此交流、交融、碰撞，形成了特性鲜明、内涵丰富、独具一格的地域文化。从地域文化视角，通常把发生与存在于历史上亳州的以及由其发生辐射、影响于外的文化称为“亳文化”[1]。

省革委要求他在继续主管农业机械工作的同时，还把小化肥生产抓起来。他不顾当时自己在政治上仍然处于困难的境地，也不顾体弱多病的身子，忘我地工作着。他说：“干什么事无私就无畏。我没得乌纱帽，也不想升官发财，只是想为老百姓做点事。”在林彪、“四人帮”还在肆虐的年代，他和四川省农业机械战线的干部、群众一道，克服重重困难，为四川省的农业机械建设和小化肥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9年4月和1973年10月，他分别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分别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重新回到部队走到生命的尽头

1975年，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赵紫阳和秦基伟于这一年来四川，分别出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司令员。他们在会见邓华时，分别向他透露：要你回部队工作，你准备着吧！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信息！邓华非常兴奋，心想：可能要发生重大事变的。

1976年10月6日，历史性的重大事变终于发生：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从而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十年到此结束。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邓华出席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

8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调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这就是说，他重新回到部队了。

历史是曲折前进的。他被赶出部队到重返部队，经历了18个年头。在这个历程中，多少人在登台表演！每一个人都在经受历史的检验。邓华，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他昂着头，无愧于共产主义事业，无愧于人民群众，胜利地走过来了。

邓华这时已是67岁了。由于重返部队，他断然把吸了50年的烟戒了。他还要好好干一场！

8月12日至18日，他出席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8月25日，第十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邓华任军委委员。接着，他参加了12月12日至31日举行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他虽身患感冒，但仍坚持参加阔别了近20年的军事会议。会议刚结束，身体不支，他不得不住入医院。

1978年12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包括审查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主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纠正了对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邓华在这次全会上发了言，他坚决拥护全会确定的方针和作出的决策。他在回顾1959年那场强加的斗争后说，那时“一找不到我反对毛主席的言行，二找不到我反对社会主义的事例，三找不到我反对‘三面红旗’的证据，只好抓我和彭德怀同志的关系（有工作关系，也有同志间的战斗友谊）和我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和错误，进行批斗”。“我就这样被扣上了‘军事俱乐部’成员的帽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华心情舒畅，精神焕发，他一方面着手撰写早就酝酿了的两篇论文：《关于我军装备现代化的问题》和《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几个问题》；一方面准备系统地回顾总结数十年来的作战经验，第一步先行撰写有关东北战场、解放海南岛战役和抗美援朝作战的回忆录。

1979年10月26日，他从北京去到广州，身体更差了，再次住院治疗。虽在病中，仍然抓紧时间，写作了纪念海南岛解放二十周年的长文《雄师飞渡天险，踏破伯陵防线》。

在广州期间，邓华会见了彭德怀夫人浦安修。浦安修转达了彭总在生前对邓华的战斗友谊，她说：“彭总对因他的事件而无端连累很多人，非常难过。”邓华向浦安修表达了他对彭总的深切怀念。他说，在成都时，知道彭总来川了，两人的住地相距只有二三里路，散步20分钟可到。可是，那时不能见面啊！邓华说：“心想，来日方长嘛，原希望以后在北京见面的，岂料竟成永诀！”

邓华于5月4日离开广州，取道上海回北京去。谁知到上海不久，病情突然恶化，有时竟至昏迷不醒。即使在这生命垂危的时刻，他还在为我们祖国、为我们中华民族未来的安全着想，他惦记着未完成的手稿：《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几个问题》。他断断续续地说：“将来打仗，我有我的想法，要和同志们一起研究讨论，流血换来的经验是有用处的……”

当他躺在病床上，得悉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为他彻底平反的通知已经下达，并且进行传达时，他两眼润湿了，吃力地讲道：“多想为党、为军队建设再做点工作呀，……可惜……可惜……来不及了！”

1980年7月3日，邓华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终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