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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义文论内在矛盾的语言学成因

2017-01-10黄念然韩文革

关键词:文学理论形式主义

黄念然+韩文革

摘要:索绪尔将语言符号看作是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一种任意联结关系的思想,对形式主义文论各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能指与所指的对立中用文学语言的“自我指涉”性切断了文学同现实的联系;结构主义文论主张文本意义是依赖于文本的深层结构或能指系统而生成的,将文本意义降格为结构或符号的功能;与形式主义的语言本体论有深刻关联的后结构主义文论,其“能指的漂浮”促生文本的主张,则使创作与阅读最终成为能指的游戏活动。形式主义文论走向自我解构与终结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索绪尔语言学中关于符号构成的思想的不加批判地吸纳。

关键词: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自足论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31

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主义文论指的是自唯美主义、象征主义,中经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再到符号学、结构主义文论和后结构主义文论的有着浓厚的形式崇拜情结或鲜明的重形式轻内容倾向的一派文论,其巅峰时期在20世纪20年代至50、60年代。形式主义文论最终走向自我解构和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自身充满了一系列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很多都反映在文学创作或文学理论的根本性问题上,并且往往以僵硬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或者理论表述形态展现出来。比如,在文学文本的本体构成方面,它倒置了文学文本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将形式绝对化为文学的本体,否定了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文学文本的语言特征问题上,它将语言的自指性与他指性对立起来,突出文学语言的特殊性而否定了语言的共性特征。在关于文学的生成问题上,它将文本放大到绝对核心的地位,斩断了文本同外部现实世界、创作者以及接受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将世界—作家—文本—读者这一文学生成的有机整体环节硬性割裂,将文学生成的外因与内因对立起来。在文学批评方法上,只重视对文本的形式性因素或文学文本的“文学性”作解剖式的描述,而摒弃了对文学文本作必要的价值判断,将描述与判断对立起来。在文学批评的性质上,它追求所谓的绝对客观性、科学性,完全否认批评家在文学批评中的个体创造性,用纯粹客观性取消批评主体的能动性,造成了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等等。而所有这些由二元对立引起的内在矛盾,根源在于形式主义文论对索绪尔语言学中关于能指与所指关系思想的吸收。换言之,在文学文本的符号构成问题上,形式主义文论割裂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有机联系,将二者硬性对立起来,重视前者而忽略后者。这才是引发形式主义文论一系列内在矛盾的根本原因,而这一点在学界并未得到真正的重视与学理上的严肃清理。

一、索绪尔语言学的符号构成: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

文学是一种语言符号艺术。理解文学与研究文学不可能不从语言符号及其特性入手。对语言符号构成的基本认识往往决定了我们对文学基本性质及其特征的认知。20世纪以来的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布拉格学派还是法国结构主义,在有关语言符号构成问题上,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抛弃了传统的词与物是一种对应关系的思想,而将语言符号看作是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一种任意联结关系。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将这种关系定性为一种差异性关系而非同一性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价值的概念部分只是由于它与语言中其他要素的关系和差异构成,那么对它的物质部分同样也可以这样说。在词里,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1]164在索绪尔看来,“语言中只有差别。此外,差别一般要有积极的要素才能在这些要素间建立,但是在语言里却只有没有积极要素的差别。就拿所指和能指来说,语言不可能有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或声音,而只有由这系统发出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1]167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基于言语和语言、所指和能指、历时性和共时性、联想关系和句段关系等二元对立区分原则,建立起了一个用来说明意义如何在二元对立的词语系列中产生的结构主义分析系统。虽然“指涉性被置于记号与指涉物的关系之中”,索绪尔也并没有赋予能指对所指的优先权,但他“以其内心固有的取向,严格制定自己的方案,避免谈及下列两个命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一个命题,语言是一个记号系统;根据另一个命题,语言是一个社会事实(fait social)。他把自己的语言学封闭在有限的语码研究之内,因此也把语言与其得以安身立命的环境割裂了开来。”[2]66他的这种将语言看作一种自我封闭系统的理论模式,以及将语言同外部环境隔离开来的做法,对西方现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正面影响来看,这种将差异性视为意义之基础的看法为理解语言符号意义的多重性、多义性提供了可能,也为从语言学层面拓展文学文本的阐释空间提供了可能。从负面影响来看,形式主义文论专注于能指,忽视甚至否认了能指之外的任何所指(如存在于文学文本之外的人物事件等等),他们“‘结构地观察文学文本,悬置对于所指物的注意而考察符号自身”[3]107,由此陷入将能指与所指截然对立起来的困境。限于篇幅,在此,我们仅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和后结构主义文论的理论阐述或具体的批评实践为例进行剖析,从中去寻绎索绪尔语言学中关于符号构成的思想对形式主义文论的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俄国形式主义:文学语言的自我指涉性

俄国形式主义者对能指的重视突出体现在他们的“词语的复活”(resurrection of word)这一著名口号中。“词语的复活”是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的同名理论小册子,更是形式主义者凸现能指放逐所指的激情式定义。“词语的复活”的基本方法就是陌生化,而经过陌生化处理后的文学语言,同语言的一般意义及其社会功能相分离,成为只有能指功能的自我指涉的语言形式。按照巴赫金的说法,形式主义者“把词语的复活不仅理解为摆脱词语的一切着重强调的意义和任何象征意义,而且,特别是在早期,几乎全部取消词语的意识形态意义本身。对形式主义者来说,词就是词,首先和主要是它的音响的经验的物质性和具体性。”[4]185 在俄国形式主义者那里,“无意义词语”(эаутный язык)这一概念还“最充分地表达了形式主义者的艺术的(未来主义的)意向和理论目的”,即便是对于后来的形式主义者而言,它也“仍然是任何艺术结构力求达到的理想境界的表现。”[4]248可以说,这一概念充分体现了俄国形式主义者对文学这种语言符号产品中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基本看法,即文学文本特别是诗歌是以无意义词语为目的的。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在《论诗歌和无意义语言》、罗曼·雅各布森在《现代俄罗斯诗歌》、艾亨鲍姆在《文学与电影》、列夫·雅库宾斯基在《论语音》等论著中,都举了大量的例证说明文学语言具有非指涉性亦即自我指涉的特征——诗歌阅读与欣赏的快感主要来自于其语音(能指)而非其意蕴(所指)。比如,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在反驳波捷勃尼亚时就说:“诗歌语言区别于散文语言是由其结构的感觉特点决定的。人们可以感觉声音的方面,或是发音的方面,或是语义的方面。有时,可以感觉的不是词语的结构,而是词语的组合、词语的搭配。”[5]31对于一个符号是否具有确切所指,梯尼亚诺夫作了直接的否定:“词没有一个确定的意义。它是变色龙,其中每一次所产生的不仅是不同的意味,而且有时是不同的光泽。”[6]这就是说,在俄国形式主义者看来,艺术活动并不与固定的“意义”或所指相联系,而是体现在“无意义”以及形式作为目的本身的创造中,“无意义”才是艺术的有机的催化剂。

三、结构主义文论:能指关系结构即文本意义

在结构主义那里,意义即所指被降格为结构或符号的功能,有赖于文本的深层结构或能指系统而生成。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一个文本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所指涉的某种东西或实际内容,而存在于不同语言及其不同层次的能指关系系统中。在罗兰巴特的写作美学中,创新性的具体表现是“不再把写作承担的义务置于内容之中,而是置于形式之上。语言成了最终因素。”[2]97在A·J·格雷马斯那里,意义来自于编码转换,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从语言的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的变换过程,或者从一种语言形式到另一种语言形式的变换过程,并且,“所有涉及主体的对话标记和对话形式(如第一人称代词和第二人称代词),都剔除得干干净净”,更甚者,为了确保能指的纯洁,“他只留下第三人称代词,以进行规范的阐释。为了统一的现在时(present uniform)的缘故,他还剔除了所有对时间的指涉,以对文本进行规范化处理”[2]286-287。这样的符号观念主导下所形成的文学观念就必然将能指看作是艺术创作的核心,其艺术作品也就“必然是(正如雅各布森指出的)由没有所指的能指构成的”,而对于欣赏者而言,其注意力也“应当集中在能指,而不应当听凭我们的自然冲动越过能指转到能指所暗示的所指。”[7]最终得出的结论便是:“我们并不是先有意义或经验,然后再着手为之穿上语词;我们能够拥有意义和经验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语言以容纳经验。”[3]68换言之,意义其实是被符号的能指创造出来的。结构主义这种强调能指、强调系统的内在性的做法就像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尽管所有的结构主义者包括列维·斯特劳斯及其对自然的认识,巴尔特及其对社会和思想问题的关心,阿尔杜塞及其历史意识,都承认在符号系统本身之外有一种最基本的存在;这种存在,不管它是否可以被认识,都起着符号系统的最后参照物的作用”[8]6,但是他们却坚持用类似胡塞尔在现象学中存而不论的“悬置”方法,拒绝指涉物的介入,其内在致命的学理矛盾就在于“它的有关符号的概念不允许我们对它外面的现实世界进行任何研究。”[8]6对于这一点,英国学者伊格尔顿也作了一针见血的批评:“尽管结构主义与现象学的核心方法不同,它们却都源于这样一种具有讽刺意义的行为:为了更好地阐明我们对于世界的意识,却把物质世界关在门外”;如果说结构主义试图避免某些人文主义的谬误,它这样做的结果却又让它“落入一个相反的圈套,即或多或少地废除了人类主体”[3]133。事实上,形式主义批评家们自己也看到,基于能指系统的所谓纯共时分析在实践中也只是一种幻想而已,因为“每个共时性体系都包括了它的过去和未来,这两者是体系中不可分离的结构因素”[9]。

四、后结构主义文论:“能指的漂浮”促生文本

在符号构成问题上,虽然索绪尔认为能指与所指是一种任意的差别性关系,但他也同时提醒不能过分强调这种关系的任意性,因为“能指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来是自由选择的,相反,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1]107可惜的是形式主义者恰恰忘记了这一点,把能指无限制地放大。这种认为意义产生于差异和区分而非聚合之中的看法,虽然一定程度上为文学文本阐释的多样性、多义性提供了可能,却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因为任意性这一概念进入文学批评中,确实对传统文学批评那种力图追索文本“真意”的习惯做法提出了挑战,并为寻找产生于差异之中的意义以及一种开放性的批评实践的可能提供了理论帮助,但是其过分强调任意性事实上又为批评的随心所欲敞开了大门。比如在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中,他“声称发现了这一表现(指能指的感性在场和所指的感性缺席这一现象—作者注)在符指(signification)上的不平等关系”,“一边大力削弱所指的作用,一边大力强化能指的作用”[2]65,通过能指对无意识进行的修辞分析,把能指变成了完全与所指脱节的所谓自由的“滑落的所指”或“漂浮的能指”。其结果是,“符号和了无定项的符号系统之变幻无常的性质,给予我们‘惯例的踪迹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这是一个向无限指涉的结构,其间唯见踪迹——先于它们可能成其为踪迹的任何实体的踪迹。”[10]而就是这一点,在后结构主义文论表现得尤为突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后构主义文论并不完全属于形式主义文论的范畴,但它在以语言为本体这一至关重要的思想前提下进行文艺理论的建构和批评实践,同形式主义文论并无根本性的差异,而这一点学界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未明确意识到。在这里我们不妨以德里达等人关于文本的写作理论、意义理论以及阅读理论为例进行分析。

德里达通过进一步放大索绪尔所说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异性、任意性,从符号的空间上的区分与时间上的延搁的特征对符号意义的“播撒性”和“踪迹”化进行了全面论述,进而从语言形式本身彻底否认了语言表达思想的任何可能性。结果,写作在“踪迹”的无限分延中成了一种游戏活动,写作的产品——文本同作者本身也永远处于疏离之中。在后期巴尔特那里,所谓文本乃是写作者展开能指游戏、文字游戏的一种“生产力”。除了游戏,写作本身并不言说什么,它只是一种目的,一种激情,甚至一种自恋行为[11]。在福柯那里,“写作就像一场游戏一样,不断超越自己的规则又违反它的界限并展示自身”[12]288。写作本身就是一切,作者在写作中不能降服能指的狂暴,毫无主体性可言,降格为一个“死者的角色”,艺术创造活动也不过任意的能指游戏而已。由于“任何一种文本都是一种互文……任何文本都是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织”[13],因此,文本的意义总是处于支离破碎中,终极意义的求解只是一种虚无飘渺的活动,文本本身也因这种支离破碎而成为“话语嬉戏的领域”[14],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内涵、审美价值以及相关的审美判断当然也就无从谈起。至于阅读,读者可以竭力想象出“每个文本在空间播撒和在时间中展开的普遍情境。”[12]288阅读或批评就是以自己的语言尽可能全面地覆盖文本,甚至读者可以在语言的“闺房”中可以尽情享受能指的挑逗与撩拨,在文本充满活力的语言欢舞中粉碎自我从而获得一种类似性高潮样的快乐[11]。

五、问题的实质与学理反思

正如学者奥斯瓦尔德·迪克鲁所发现的那样,“在语言/言语二元对立的背后,索绪尔把两个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了。……我们首先可以把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对立看成是既成(donne)与所建(construit)之间的对立,‘既成即言语,‘所建即语言。这是从方法论与认识论上所作的区分,这一区分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依然有效的。它甚至是科学事业可以成立的前提条件,尽管它没有预先假定索绪尔第二个可疑的区分,即在抽象的语言系统(主体在此已被踢出言语活动)与具体的语言现象之间,在客观的语码与主体对语码的使用之间所作的区分。但是在60年代,整个索绪尔思潮又一次造成了这两个层面的混淆,并由此派生出人类死亡的命题与理论上的反人本主义的命题。人们对科学所抱的希望高入云天,与此同时,说话的主体却被踢进了深渊。”[2]68-69可以说,迪克鲁的这些分析击中了索绪尔语言学的内在缺陷(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如果把思路拓展一下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仅仅通过语词与其他语词的关系轴去理解语词,还应该在言说者与倾听者间的对话关系之中以及它所产生的作用的背景中去理解语词(在这一方面,巴赫金的对话诗学充分显示了它对语言本质的合理理解以及在批评实践中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实绩)。

事实上,就像詹姆逊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最终不可能用任何在方法上或概念方面有意义的办法使所指脱离能指。”[8]6这种割裂能指与所指从而导致文本意义的实现最终走向虚无主义的观念,从其理论表层看,是强调能指的绝对独立性,从实质上看,则是不承认任何符号都是对现实生活的某种反映,或在特定意义上或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总的来说,由于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在文学赖以存在的媒介即语言的符号构成这一问题上,不能辩证地处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反而把能指置于符号构成中的绝对主导地位,淡化、轻视、忽略甚至否认所指的重要性,将文学同其广泛的外部世界联系割裂开来,就导致了其文学思想在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困境,这一困境是由于其理论的内在缺陷以及先天不足造成的,它走向衰落也是势所必然。就连大名鼎鼎的结构主义者罗兰·巴尔特后来也不得不承认,结构主义批评企图一劳永逸地以某个结构去呈现世界上全部故事的分析程式,真“是桩苦差事,竭尽殚思,终究生了疲厌,因为文(texte)由此而失掉了它自身内部的差异”[15]。

之所以出现上述令人沮丧的结果,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无论是索绪尔还是其思想的继承者们都从根本上否认世界的物质性这一根本原理,否认了思想、符号或概念是对现实物质世界的反映,割裂了世界与符号之间的内在联系。美国学者罗伯特·司格勒斯对这一致命的理论缺陷曾经作过这样的辛辣评论:

自从索绪尔以来,在法国符号学思想中最有力的假设就是这样的看法,一个符号不是由一个名称和它所指的对象所构成,而是由一个声音形象和一个概念,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所构成。索绪尔,还有被罗兰·巴尔特和其他人进一步引伸的,告诫我们要认识到语词和事物、符号和指示物之间有一个无法跨越的裂缝。“符号和指示物”的整个观念,一直被法国结构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当作过分唯物主义的和头脑简单的东西而拒绝。符号并不是指向事物,它们表示概念,而概念是思想的方面而非现实的方面。这种精致的具有说服力的系统陈述,肯定提供了一个关于朴素的现实主义、粗俗的唯物主义和能够用各种无能的形容词来修饰的主义的有用的鉴别标准。但它却是不曾促使世界转回到一个概念。甚至符号学家,也照固有地存在他们周围的世界的原样,吃食物和发挥他们其他的身体的功能[16]。

有学者曾指出,形式主义文论的理论逻辑动力中包含着一个与其理论初衷相分离的悖论,“即以文学‘外在形式为基点又带着十分强健的‘内在要求,它追寻文学‘内部研究又无法离开‘外部世界。这使它在走向理论完备状态即获得更为‘科学的理论依据与完整体系之时必然走向自我终结。”[17]在我看来,产生这种悖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将索绪尔语言学中关于符号构成的二元对立思想作为理论前提,形式主义文论也正是从这个显而易见的前提出发,最后却走向自我终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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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格)

Abstract:Saussure regards language symbol as an arbitrar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ignifier and the signified. This thought ha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formalism literary theory schools. According to the self-referential nature of literary language, Russian formalism literary theory has cut off the link between literature and reality in the opposition between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Structuralism literary theory advocates that the meaning of text is generated from the deep structure and signifier system in the text. The meaning of text has been degraded to the function of structure or symbol. Post-structuralism literary theory has a deep connection with the linguistic ontology of formalism. It considers the “floating signifier” as the origin of text, which turns creation and reading into a game of signifier. Formalism literary theory has completely absorbed the thought of symbol composition in Saussures Linguistics, which has proved to be the root cause of the self-deconstruction and end of formalism literary theory.

Key words:formalism; literary theory; the self-sufficienc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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