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2017-01-10杜伦芳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6期

杜伦芳

摘要：政治生态思想是将政治活动和现象纳入生态学系统进行整体考察的理念。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蕴含了政治生态的系统性、整体性、主体性、矛盾性、协同性等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思想指导当代中国建立了一种生态型政治发展取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绿色”政治之路。这一思想对我国追求社会整体效益，改善民生，反腐倡廉，加强政治制度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思想；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0-0；D61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16

在当今的科学领域，生态学正以迅猛之势渗透到众多学科领域，政治学与生态学的综合研究也加速升温。对政治现象、政治问题的研究，传统的研究者仅囿于政治系统本身是难以求解的。这些问题和现象，很难用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加以解释。而生态学的方法论、整体观对政治现象的认识和政治问题的解决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七一”前夕，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首次提出“政治生态”一词，此后又在多个场合加以阐述，现已在中国政治术语中成为最炫目的关键词之一。这一方面暗含着我们对政治问题的研究要从生态学的角度系统地、全面地、整体地、和谐地、动态地进行考察研究，另一方面昭示着我们党反腐的重要性，也要从中国整个政治生态环境大局出发，加强政治生态的治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中国政治生态的生命和灵魂也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一、政治生态理论概述

（一）关于生态的理论

生态（Eco-）一词源于古希腊字，是指家（house）或者我们的环境。简言之，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形成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结构层次可图示如下（见图1）：

从图1可见，生物群落和无机环境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生物群落，作为有机主体，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三个主体成分；无机环境包含阳光、空气、温度、水分和土壤非生物成分。生物及其生存繁衍的各种自然因素、条件的总和则形成生态环境。在自然界里，动植物群落和生态系统发展过程中，各种对立因素（相互排斥的生物种和非生物条件）通过相互制约、转化、补偿、交换等作用，会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否则当人类活动导致局部地区甚至整个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严重破坏，就出现生态危机，从而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二）关于政治生态理论

1.政治生态的定义。生态与政治的组合不同，形成的词语内涵和研究内容也各不同。归纳起来有二种：一种是以研究自然生态为主，辅助加强政治的治理，如生态政治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另一种就是以社会环境为背景，以政治活动、现象为研究对象，如政治生态学、生态化政治等。本文以后者为研究范围。对于政治生态学的理解，目前尚未达成共识，主要存在四种观点：“一种是把政治生态学理解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主要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待生态学问题，即把生态学看作有关应当制定哪些原则和政策的问题。另一种则把政治生态学看作生态学的一个分支，主张从生态学角度看待政治学，认为生态学不仅为政治议事日程提供课题，而且为决定恰当的政治形态提供基础。”第三种观点即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把政治生态学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批判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观[1]120。第四种观点认为，“政治生态学是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体现，是关于政治现象及其与社会环境之关系的生态学研究。政治问题是对象，生态学是方法。政治生态学就是关于政治主体、政治制度、政治过程及其互动，以及它们与社会环境之关系的研究的方法论和理论观照。”[1]120笔者赞同第四种观点。这一观点将政治生态学研究范围与自然生态学研究范围区别开来，避免了概念界定与研究内容的重叠。其含义是：所谓政治生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社会环境与人的政治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一定社会的政治生态主要表现为这个社会的政治主体状态、政治关系状态、政治制度状态、政治文化状态、政治行为状态和政治发展状态，同时也表现为社会环境对人的政治行为的影响状态，还表现为政治系统对社会环境的影响状态等[2]。

2.政治生态系统的结构分析。政治生态系统由政治系统与环境系统两部分组成，详见图2所示：

图2表明，政治系统的主体要素包括政党、领袖、公务员、公民等，是有生命的人的要素，是政治行为的决策者和实施者。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称这一人员群体为“政治权威当局”，是政治的核心要素。在各政治主体中，领袖或权威阶层是最为重要的角色，领袖的好坏和选派直接决定着政体的优良和民生福祉[3]。

政治系统有内环境和外环境，“环境就是围绕着政治系统而展开的空间。”外环境包括核心层、密切层和松散层三层。（见图3）“主权国家范围的社会环境无疑是其核心层环境，与主权国家有着密切联系的国际社会环境如友好国家或共同体，是其密切层环境，而与主权国家只保持着一般关系的国际社会环境，则是其松散层环境。”[4]275

政治主体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协同共生的生存状态，构成了政治生态系统。刘京希先生进一步将生态化政治体系分为三个层级，也可以理解为，政治生态系统分为三个层级系统。（见图4）

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形成政治—社会系统，彼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二者互为输入—输出关系。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二者又互为主体和环境的关系，互相提供信息与能量支持[4]275。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生态思想，其中辩证法关于客观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思想体现了政治生态的系统性和整体观；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推动者，体现了政治生态以主体为核心的观念；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的推动力思想体现了政治生态的矛盾法则和协同进化论。

（一）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演进和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分析社会内部结构的钥匙。马克思主义整体观就是从对黑格尔抽象整体观的批判开始的。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虽然提出国家的机体整体观，然而，这个有机的整体并不是现实的整体，而是一个伪整体。因为它是建立在黑格尔法哲学的精神基础之上的。“尊重具体的差异性、彰显人的主体性、关注联系的丰富性，把握多样对象的整体关联，构成马克思实践的整体观的‘三位一体”[5]。马克思认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6]223马克思的整体观与辩证法思想都反映了社会系统内部的各因素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7]397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运动和发展的状态规律，即不管社会形态的性质如何，它的运动、变化和发展，都是其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所决定的。马克思在谈到人类社会两大基本矛盾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时认为，经济基础对历史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作用因素，上层建筑也起了一定作用。从历史发展的整体来看，历史的结果是各种条件相互作用的合力形成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8]605

（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的创造力是以自身利益为前提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谁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谁就能把握历史前进的步伐。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6]146-147人的一切历史活动的首要前提是“生活”，是生产满足“维持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6]158共产党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宣告，共产党没有个人的特殊利益，是为了整个民族，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共产主义社会是为了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联合体。“共产党人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6]413“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些观点鲜明地揭示了人民主体思想，也提出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环境思想

自然界的客观事物是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马克思认为，“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承认什么僵硬和固定的界限，不承认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的各方相互联系起来。”[8]909-910“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处于某种联系之中，这就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它们是互相作用着的，而它们的相互作用就是运动。”[8]952因此，政治生态环境对政治系统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人类社会中，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环境思想基本的和核心的观点。人是政治系统中最活跃的要素，人作为政治生态系统的主体与社会环境发生互动作用是通过实践完成的。没有实践的作用，主体与客体就是割裂的，不能发生相互能动作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缺点：就是没有把人的活动与现实、环境、对象联结起来，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他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134这里，马克思把“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是通过“革命的实践”统一起来。此处的“环境”是作为“人的活动”而存在，主要指社会环境。“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加以神化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6]173

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环境思想认为，任何事物都与周围的环境发生密切的联系。犹如鱼水不能分离。“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成为轮船行使的航道，一旦河水被引入水渠，而水渠的水只要简单地排放出去就会使鱼失去生存环境，那么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6]178马克思阐述了自然界的生态环境的联系后，还强调了政治领域的环境影响。他指出共产国际成立的秘密在于“环境”——政治环境。“关于国际，他[马克思]说，它的努力至今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就，应归之于并非国际的会员们所能左右的环境。国际的建立就是这种环境造成的结果，而决不能归之于参与此项工作的人们的努力。这并不是哪一批能干的政治家的事；世上所有的政治家都创造不出使国际获得成就所必需的那种局面和环境。……协会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就在于这样一种环境：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越来越遭受压迫；而这就是获得成功的秘密所在。”[7]1005

（四）政治生态矛盾法则及协同进化论思想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而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也必然是矛盾运动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既然简单机械的位移本身已经包含着矛盾，那么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个瞬间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来。”[7]498-499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并因此而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矛盾存在同一性和对抗性的问题，要正确处理对抗性的矛盾，保持事物的协同发展。同样，在政治生态系统，也存在着矛盾的二重性，把握好矛盾转化的“度”，使社会发展在矛盾运动中有序和协调，否则政治生态系统就会遭到破坏，出现危机，导致社会失序和混乱。恩格斯说：“所有的两极对立，都以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为条件；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联系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联结，只存在于它们的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对立之中” [8]349这说明了矛盾的二重性以及相互依存关系。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6]405“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又说“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6]406这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政治生态必然出现危机，难以维系。因此，我们对于政治生态环境要树立敬畏、尊重、顺应的生态理念。“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7]998这句话，拿来理解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也同样具有发人深省的意义。这就是政治生态的协同进化论的全部意义所在。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态是否文明、进步，最根本的是这个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否正确。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就能作出正确的政治决策，营造和谐的政治生态环境。从我国近代历史的演进过程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近代中国百年沧桑，民族危亡，无数仁人志士救亡图存，苦苦探寻国家发展出路。无奈，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使整个中国政治生态陷入重重危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政治生态起死回生，焕发出勃勃生机。其间经历了两次大的修复完善阶段：一是1921年到1949年，“政治生态位”的选择。生态位，在生态学上是指每个个体或种群在种群或群落中的时空位置及功能关系。政治生态位是指各阶级、各党派在政治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和具有的政治职能。“政治生态位”的选择就是各党派、阶级在中国政治生态中的较量，遵循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律，历史和人民作出了“谁有资格成为执政党”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以其强大的竞争优势成为唯一的合法的执政党。二是1949年到当前的“政治生态链的修复”。生态链是指在一个生态群落中，众多的生物和非生物成分通过能量与物质循环，通过不同层次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协同，形成环环相扣的链条式依存关系[9]。借用自然生物生态链的概念，将政治系统的生态主体之间及其与社会环境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协同而形成的链条式依存关系，称为政治生态链。过去断裂的生态链环在新中国得到链接和修复，如人与人之间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平等，共产党执政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科学的发展观，和谐的社会等等，都呈现出了政治生态的互动、和谐与活力。当代中国近一个世纪政治生态的历史变迁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思想是我国当今和谐文明政治生态的源头活水，对我国进一步加强政治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在政治生态整体观方面，要全面深化改革，把政治稳定和社会全面进步作为政治工作的价值目标

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性和政治生态系统的关联性决定了中国政治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整体推进。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把政治系统的稳定看作是压倒一切的大问题，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前提。邓小平反复强调国家要有安定的政治环境，要有稳定的社会秩序，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也干不成；江泽民提出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要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日益突显，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逐步推进社会全面进步。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建设到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建设，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建设，再到现在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无不体现了政治生态的整体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基本要求，这是新时期深化改革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也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生态价值取向。

（二）在政治生态主体方面，要以人为本，把改善民生作为一切政治工作的依归

生态系统由生物和非生物自然环境组成，政治生态系统则由生命主体和无生命的社会环境组成。生命主体包括人以及人组成的机构。政治生态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系统，人是该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观，牢记执政为民的宗旨，将以人为本理念贯穿整个政治生态建设和发展的全过程。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2]邓小平强调要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所以我说，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10]357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是党的执政基础。“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11]15“全党同志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永远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就坚如磐石。”[11]574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习近平在十八大以来多次阐明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我党的奋斗目标，人民的梦想就是伟大的中国梦。他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13]“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14]。

（三）在政治生态环境方面，要反腐倡廉，把制度建设作为政治工作的主要路径

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无数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历代王朝，都会在权力与社会利益之间进行博弈，当国家公权力以专制高压态势来剥夺挤压社会的公共利益时，屡屡遭受人民的反抗，致使政治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反之，则政治昌明、国泰民安，政治生态和谐稳定。政治生态化与政治腐化互不相容，腐化会动摇政治合法性基础，侵蚀政治权威，影响政治稳定。中国共产党牢记“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古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和辩证思想，把社会大环境的整治放在突出地位，加强党内思想建设，惩治腐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全社会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净化政治生态环境。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环境建设的系统工程中，加强党的建设尤为重要。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通过整风运动肃清党内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对党的绝对指导地位。对于党内的流寇思想，他指出：“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及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15] 并提出“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6]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针对党内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的倾向，针对学潮问题，提出了要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10]19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拳出击，高压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保障机制。2015年1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17]如何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净化生态环境？——那就是靠完善的制度。“制度是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决定性因素，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完善的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因素、抑制消极因素，使好人更好地做好事，使公共权力最大程度地释放出谋求人民利益、促进社会发展的正能量。”[18]

坚持反腐倡廉重在加强制度建设。早在2007年6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重要讲话中就提出制度反腐。他说：“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 [19]对于制度建设，我们还要追问什么样的制度才是有生命力的制度。无疑，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最有生命力的制度。民主制度是最顺应民心、凝聚社会力量、激发社会活力的政治制度。当今的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独具特色的制度体系，体现了自身的优越性。民主集中制，民主选举制，多党合作制等民主政治制度促使中国政治生态始终保持高效的“光合作用”，不断释放出政治活力与生机。

（四）在政治生态协同方面，要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把社会和谐作为政治工作的重要基础

政治生态理论的矛盾法则认为，社会要发展，政治要进步，就必须承认矛盾，直面矛盾，以有利于社会的综合发展为准则，既致力于解决矛盾，又注重对社会政治生态的维护，从而使社会发展所需的内在资源不被破坏，并使社会获得持续发展的永久动力。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双方和谐共处，超过一定的条件，则表现出冲突与斗争。

在新中国建立后，为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区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对矛盾的性质，提出了解决这一对矛盾的方法。对敌我矛盾采取专政的办法，对人民内部矛盾采取民主的办法。

在新世纪新阶段，对于改革中出现的深层次矛盾问题，我们党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这是在社会主义时期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有效方法。胡锦涛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的过程，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随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我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多发多样的状况。这是我国社会深刻变革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关键是我们要正视矛盾，找到化解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形成妥善处理矛盾的体制机制，而不能让矛盾积累和发展起来、以致影响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20]习近平也以《矛盾论》为指导，在“从严治党八点要求”的讲话中提出要抓主要矛盾，要正确处理矛盾，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21]。这些都体现了我党把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作为党的政治工作的重要基础。

总之，马克思主义丰富的政治生态思想，今后将进一步指导我党以系统的、整体的视野来进行政治决策，开展政治工作；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牢记执政为民的党的宗旨；进一步加强社会环境整治，推进反腐倡廉工作；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等，为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刘京希.政治生态学理论体系建构刍议[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4）：119-126.

[2]李斌雄，姜向红.当代中国构建廉洁政治生态的价值、问题和对策[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 （1）：5-11.

[3]厦美武.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研究：基于结构功能分析视角[D].苏州：苏州大学，2014.

[4]刘京希.新时代的政治：政治生态理论界说[M]//复旦政治学评论：第3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5]赵福生.论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J].学术交流，2008（1）：1-6.

[6]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3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戴伟辉，戴勇.网络游戏生态链研究[J].软科学，2005（1）：11-14.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1]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