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钊

“封杀”是指在我的地盘里不得出现、不得活动。得到了“封杀”待遇的，商品要下架，书籍要下柜，作品要封存，歌曲要停唱；如果“封杀”的是人，那么，是演员的，要停止出镜、上台，是学者的则不得讲课、出书等——当然，这些人曾经的作品，自然是一并封存入库，不得出现。

所谓“抵制”，从追求的结果上看，与“封杀”相差无几，只是方式与方法的不同。“封杀”是不得再有，而“抵制”则是从有到无，是在我的地盘里，被“抵制”者不能再待下去，你待在这里，我则拒绝你，比如拒买、拒用、拒看，使你即便待在这里，是产品或商品的，则无人来买，属于人，则是无人再欣赏你，即使你曾有难以计数的粉丝，也会一夜之间成为无人问津的孤魂野客。

从“封杀”与“抵制”的心理因素看，背后都是由一种“地盘意识”为支撑的。曾经有一句广告语，说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即是这种“地盘意识”的最好注脚。而从运作方式看，“封杀”是一种命令行为，不论你同意与否，从此你就得在“我的地盘上”不得再有，一种大权在握、生死由我，完全的“地盘主人”的作派。相比之下，“抵制”则多带有民间色彩——背后是否有“地盘主人”的纵容或支持，不得而知，但出面呐喊或行动的，则完全是街上的游民，昨天还是普普通通、不知“地盘”在哪里的人，第二天就成了“地盘”的捍卫者，而且一旦“抵制”起来，往往义愤填膺，由文明的拒买、拒用、拒看而演化为打砸抢烧之类。

这两种方式，看上去有所同、有所不同，但其内在逻辑却是出奇的一致，完全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这个逻辑就是：让“被封杀者”和“被抵制者”在我的地盘上挣不到钱、活不下去。这逻辑的内里是，我这地盘里满地是黄金，遍地是肥肉，但就是让你淘不着、吃不到。顺着这个逻辑再向上推，就是：你离了我这地盘便活不了，或活不好。

“封杀”和“抵制”是一种十分厉害的制裁技术，既有精神上的刺激，也有物质上的剥夺。过去对付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等反动分子，除了律法上的处置，另一个裁制就是“封杀”与“抵制”。“封杀”时，在精神的一面是“只准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准乱说乱动”，物质的一面则是属城市居民的，减少配额或取消配额，属于农村公社的，则是做最重的活而分得最少的粮食。一个人，一旦被贴上了“黑五类”的标签，则是一夜之间便成了孤家寡人，成为“被抵制”者，亲戚从此断交、朋友由此无影、人生向上的通道更是从此关闭，男子娶，无人敢嫁，女子嫁，只嫁同类，这算得上一种彻底的“抵制”。

这种裁制的逻辑，大异于法律对于人的违法行为的惩罚，用到极处，则是直指人性的深处和内部。在一个完全封闭的范围内，一切生存资源都掌握在“地盘的主人”手中时，这种“封杀”与“抵制”，触及的是人生存的最低最低的底线，当一种裁制触及到这里时，人要生存下来，引发的必然是人性的扭曲与变形，因为只有扭曲或变形之后，才能从“封杀”与“抵制”中脱身，获得“次封杀”和“次抵制”的地位，以维持活下来的最低要求。所以，在那个时代，良善变异、节操不再、自求为奴等等由此而生，父子相仇、夫妻反目、卖友求生、告密求存等自然也就会通行社会。这样一种生活，只要翻一翻《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一书，便会有极深刻的印象。

行文至此，就会发现，“封杀”与“抵制”的真正把手，则是垄断。只有垄断之后，“封杀”与“抵制”才会有效。能对社会资源垄断多少，便能对人和物“封杀”与“抵制”多少，垄断到哪里，自然也就能“封杀”与“抵制”到哪里。

而为何会有“被封杀者”，或者会有“封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被封杀者”要突破垄断，所以才招致垄断者的“封杀”。“抵制”的原因则相对复杂一些，表面的原因是被美化的“封杀”在社会上的投影，是一种“地球离了我们便会停转”的狂妄自大的外露，还是一种“只许我抵制他人，不许他抵制我们”的狂乱臆想，而真正的底子，则是高喊“抵制”的人们，心底与大力“封杀”的人，拥有同一种文化基因，所不同，只是一个已经为官，一个尚在为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