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文

歌手丛飞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他收入并不丰厚，但他进行了长达11年的慈善资助，资助了183名贫困儿童，捐款捐物共计300多万元。而一些受到丛飞资助的人，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感恩之心。

受资助的李某做了大学老师，从此不再与丛飞联系。有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不小心”说出了受丛飞资助上大学的事。几天后，从网上看到记者写的文章中提到了他的名字，很不高兴，感到很没面子，要求丛飞想办法删去文章中他的名字。

1998年，丛飞到山东演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要去了他的电话。两年后的一天，丛飞接到了女孩的求助电话，二话没说，很快就给她寄去了2000元钱。此后每学期开学前，丛飞对女孩的求助有求必应。大学三年级时，女孩不但要生活费，还要课外补习费以及高档物品。女孩找丛飞要MD听音乐，说对学习有帮助，丛飞立马花2800元买了一台MD邮给女孩。大学毕业后，女孩当上歌手挣钱了，当有人电话告诉她丛飞病重的消息时，女孩非常流畅干脆地回答：“请转达我的问候，让他安心养病。”从此再无音讯。

更有甚者，当丛飞患病住院自己的治疗都费用不够时，还经常收到很不客气的催款电话：“你不是说好要将我的孩子供到大学毕业吗？他现在正在读初中，你就不肯出钱了？你这不是坑人吗？”丛飞的朋友解释说，丛飞病了，暂时没钱给孩子们交学费。对方听罢，还半信半疑地盘问起来：“他得的是什么病啊？”朋友告诉对方是胃癌时，对方还问：“那你问问他什么时候治好病出来挣钱啊？”

这种受到他人无私资助却缺少起码感恩之心的现象，丛飞绝非“独享”。被称为“中国首善”的企业家陈光标坦言：“我帮助了上百万人，其中90%的人不懂得感恩，认为我这样做是应该的。好人不被理解、没有好报，这是非常可怕的。”据网上消息，“大衣哥”朱之文唱歌成名后，一年时间借给当地村民的钱达100多万元。可是，“大衣哥”借出去的这些钱不但一分都没有还回来，村民们对朱之文的好意并没有多少好感。对此，朱之文的反应很感人，他给自己写下四个字：守心自暖。

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感恩的基因。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鸦有反哺之义，羊知跪乳之恩；知恩图报君子义，忘恩负义小人心……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失去了人性之中本善的一面——感恩之心？

一是对富人的污名化。据史料记载，当年在分地主财产时，虽有政策支持，领导鼓动，但要农民从地主家里将衣物、家具、用品、金银等“拿”回自己家，农民是很难为情、很不积极的。怎么办呢？领导就组织农民开忆苦会、批斗会，让农民“提高”认识：地主家的财产是通过剥削农民而来的；而农民之所以贫穷，就是因为被地主剥削。农村以这种方法号召农民剥夺地主、富农的财产，城市以几乎相同的方式让贫民剥夺资本家。作为坏人的富人，其财产都是剥削而来的不义之财，“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开始深得人心。这样一来，“富人就是坏人”成了“社会共识”——既然富人是坏人，那么，富人行善只是改恶而已，对此还需要什么感恩呢？

二是缺乏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很多发达国家都通过法律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在我国，总的来说，对私有财产和私有权益的尊重是很不够的。法律保护合法私产也是近年才写入法律。但“财产不可共有，权力不可私有”是近代以来文明社会的通例和常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尊重不够，使得“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样一种混沌的财产观潜滋暗长，对他人的馈赠和资助，自然也就不会真心地感激。

三是从根本上迷失了向善的本心。上述两条，都只是失去感恩之心的外在原因，而要培育真正的感恩之心，必须解决内在的问题。感恩之心是一种向善的本心，我们是怎样失去本心的呢？长期以来，我们的主流舆论导向在感恩文化的培植上，感恩思维僵化，感恩对象固化，感恩表达表面化、程式化甚至机械化，其结果是感恩文化内在的空心化和虚化，张口就来心口不一，说完就了有口无心，长此以往，感恩的心开始钝化、麻木，失去真实性和可感性。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劝善都是其基本要素与功能，感恩即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当然，任何人行善不应该以获得回报作为目的，但感恩对于行善犹如水之于鱼，土壤之于庄稼。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感恩与行善一定存在整体的互动的需要。只有这样，善意才会得到传递，善行才会得到延续，美好的生活，也才可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