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钊

“宁赠友邦，勿与家奴”，是晚清深受慈禧宠信的军机大臣刚毅，针对改良派的一句名言。刚毅的原文是：“改革者汉人之利也，而满人之害也。设吾有为，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他塔拉·刚毅是满族镶蓝旗人，他发迹源于中日甲午战争，因他积极主战，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进入军机处，任军机大臣兼礼部侍郞。1898年光绪皇帝主持维新时，他坚决站在慈禧这一边，反对戊戌变法，甚至主张废黜光绪皇帝，从而进一步得到了慈禧的庞信，变法被镇压后，被提升为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他的这句话，也就是在他坚定地站在反对变革的前沿时说出来的。这句名言之所以“名”，我觉得是因为他在不经意间道出了大清王朝的“真”，说出了隐含在大清王朝，甚至是皇权专制制度里面的基因密码，解开它，或可以明白为何每一个王朝，开始时轰轰烈烈，弄到最后就在一夜之间，又轰然一声倒下。

“宁赠友邦”，能够赠出去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满清统治集团的手中掌握着什么，才可以赠出去什么。概括起来，这个专制集团手中所掌握的，不外乎是手中的权力、权力垄断之下的财富及土地，当然也包括他们呼来喝去的“家奴”，也就是除了满族人以外的其他的中国人。明白了这一点，就会发现，在整个近代史中，这个统治集团“赠”与“友邦”的，其实并不少。

对此，也许有人会说，近代中国向西方列强割地赔款，都是列强用了武力强抢硬夺走的，清廷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条理由，表面上看显得“政治正确”，可如果把眼光稍稍地放得远一点，就会发现这一个理由经不起细想了。在历史上，中国一向是看不起日本的，文字上称之为“倭寇”，心理上觉得那是中国的徒儿。当中国被西方国家强行打开国门的时候，日本也正遭受同样的经历。被逼之下，日本差不多与清朝的“同治中兴”一起，开始进行变革。只是清朝只学习造枪炮，买战船，而日本则是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向欧洲靠拢，大力发展近代教育等。三十年下来，那个曾是徒儿的“倭寇”，竟然变成了“列强”之一，甲午一战，不仅胜了自己觉得已经强大起来了的中国——当时，清朝的海军号称世界第六，而且自此之后，竟也三天两头到大清王朝来要地要钱，“拳匪”事变时，还派了八千士兵，与英、法、美、意等，一起打进了北京。几乎是同时“搞变革”，几乎同样是“学西方”，结果为何简直是云泥之别？原因就在这个“宁赠友邦，勿与家奴”所隐含的密码之中。

由这一句名言可以看出，以爱新觉罗家族为核心的清朝统治集团，自始至终都没有把中国看作是自己的中国，只是把统治中国的权力看作是自家的权力。如果他们真地把他们治下的国家当作自己的国家，把这个国家的国民看作是自己的国民，他们想到、做到的应该是让这个自己的国民的生活得到不断的改善，应该真心实意地发展本国的经济，并让国民从中得到福利。因为国民的富有与适意，才是国家真正的强大。

相反，当清廷集团只把统治这个国家的权力当作是自己的权力时，他们所做的一切，只会围绕着巩固和强化这个权力而行。事实也正是如此。“同治中兴”，看上去确是在“中兴”，可兴起来只是造枪造炮的事业，这些东西名义上是为了与西方抗衡，但更是为了镇压各地国民因实在活不去而生的“叛乱”；所办的洋务中，虽然也有开矿山、修铁路等一些实业，可开办的方式却是让国民中的富商出资，由官方来管理经营，即谓“民办官助”，结果是朝廷派来管企业的官员，把个实业当作了官场，非但未能赚钱，有些很快赔得底朝天；说大清王朝只爱权力而不爱国民，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不但不去开民智，相反还要变着法子不让国民自己学知识、长智慧。1900年前后，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天津和直隶等地闹起了义和拳，义和拳相信自己只要练上一年半载，神灵就会附身，刀枪不入，踏步如云，所以他们打起仗来，拒绝使用枪炮，只用大刀长矛。在他们的鼓动下，国民相信修铁路断了“龙脉”，开矿山放走了“宝气”，宣扬要杀尽三种人：大毛子（外国人）、二毛子（信教的中国人）和三毛子（使用洋货的中国人）。而这个时候，“洋务运动”已经开展了三十年，经历了整整一代人，而闹义和拳的地方，又不是中国偏远地区，国民仍然愚昧至此，可见所谓的“中兴”兴的是什么，也就此可以看出清廷对于国民的近代教育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思。

义和拳不但未能杀退洋人，反而引来了八国联军。纵容和利用义和拳的慈禧，看到八国联军自天津上岸，在铁路已被义和拳扒掉的情况下，仍然十天就打进了北京，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自己一面化装逃到了西安，一面装模做样地发布“罪己诏”，一面又咬牙切齿地发誓要变革。《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慈禧发布诏令进行改革，看上去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做了一些还权于民的变革，可私下里，她又暗示她厌恶西洋，军机处因此给地方上的改革派打招呼，不要轻言学习西法。热情的改革者张之洞在给一位军机大臣的电报中说：“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尊电亦言‘勿袭西法皮毛，免遗口实等语，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中国终归澌灭矣！”可见慈禧等对于权力的爱有多深。

再说“勿与家奴”。在清廷统治者的眼里，其治下的国民，除了满人以外，均是其“家奴”。“家奴”这个词，在皇权法律中虽然没有明确的界定，不像美国内战前南方蓄奴州那样，有着明确无误的法律规定，“黑奴”是其主人的财产，不仅可以买卖，甚至可以生杀予夺。而实质上，中国的国民在秦以后的统治者眼里，一直就是皇权的奴隶。一是中国一直没有明确的私产概念，更没有“私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律令。在专制皇权之下，名义上的私产，只是皇权的默许而已，一旦皇权需要个人的财产，一个查封追缴的诏令，不管你是达官显贵，还是乡绅大户，不管非法合法得来的财产，就可以连人带物一并弄得干干净净；二是中国国民的生命，也是依附在皇权之下的，所谓“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死前还要“谢主隆恩”。至于普通百姓的生命，在皇权面前，真的就是蝼蚁；三是国民对于皇权的精神依赖，从来就没有过独立的人格。1858年，美国与清廷签订《天津条约》时，美国代表杜邦曾向直隶总督谭廷襄提出，请清廷派官员驻节美国，以便照顾在美华人。杜邦说：“贵国人民居留太平洋彼岸者，人数甚多，不少于数十万。”谭回答说：“敝国皇帝抚御万民，何暇顾及此区区漂流海外之浪民？”杜又说：“惟此等华人已在敝国开采金矿之故，富有者甚众，似有加以照顾之价值。”谭答：“敝国皇帝富有四海，何暇与此海外游民锱铢计较。”这一番对话虽只涉及“海外浪民”，可国民在官员眼中究竟是何地位，可谓一目了然。所以，刚毅的这句话，只是因为他是外族统治者，有一种不自觉的潜意识，一不小心道出了中国皇权的底子罢了。

【小黑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