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信明

从不裹小脚、有文化到出身贫农、政治过硬，再到谈户口、谈收入、谈车房、谈星座……专制制度土崩瓦解的一百多年来，那些令我们走进婚姻的条件到底经历了多少变化？

年龄、性格、身高、容貌、癖好、教育、职业、收入、地位、婚史、健康、户口、籍贯、家世、暖男、森女、大叔、御姐、欢喜冤家、青梅竹马、精神伴侣、肉体玩伴、命定的缘分、美丽的巧合，爱。

说婚姻是件可量化的事情，听上去或许有些刺耳，然而，“择偶条件”却是任何历史时期都始终如一的存在——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但却从未缺席。

民国时期：

有文化、不裹脚、身家要清白

“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这是《礼记》中关于婚姻的描述——结婚是为了家族，因此择偶时门当户对最重要，人们首先要考虑对方的阶级、财力和地位。对于婚姻的这个观念延续数千年，直至清末民初时才有所解冻。

1904年，秋瑾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中说：“到了择亲的时光，只凭着两个不要脸媒人的话，只要男家有钱有势，不问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坏、学问高低，就不知不觉应了。”其实，在秋瑾发出慨叹之前，性情、学问等要素已经开始出现在了当时人们的择偶条件中。

1902年6月26日，天津法租界的街头，报童挥舞着创刊刚满十天的《大公报》向往来的女士先生兜售。这份以“开风气，启民智”为宗旨的报纸，在第七版刊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则征婚广告——

“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妇，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子聘定为室，其主义如下：一是天足；二是通晓中西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如有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权者，毋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

在当时，通过报纸杂志公开征婚被认为是一种文明进步的行为，人们开始为了自己而非家族择偶。而这则广告中对于传统的门户只字未提，强调的是不裹小脚、知书达理。

据统计，1902年至1937年，《大公报》共刊载了81则征婚广告。通过这些“豆腐块”可以发现：年龄是必然会交代的，同时，无论男女都愿意提及自己的教育程度，海外归来或受过中、高等教育都是加分项。人们还会介绍自己“有高尚职业”、“月入丰厚”，希望对方“品貌优良”、“身家清白”，偶尔还会有人将择偶标准扩大到“健康美”、“有创新精神”、“富革命思想”等具有时代特色的条件上。

共和国初期：

家庭出身和政治面貌最重要

1949年初，东北人王玉芬和朱城碧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结为夫妻。这是桩包办婚姻，所组成的却并非“落后家庭”。

女方出自农村，没文化但身板好，耕田修渠不输男性；男方来自城市，高小毕业后在新中国的政府里当办事员，并且在积极争取入党。这些条件在人人争当劳动模范、工作积极分子的年代，就连保媒的人都要强调再三。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者徐安琪等人在对不同年代择偶标准差异的统计中显示，1948年到1966年间，家庭出身、政治面貌的重要性要高于学历、职业、籍贯。这一特点在1966年之后，则变得更为明显。

吉林大学学生，“富农子弟”毛玉对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她很羡慕当时的“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毕业后她与同学黄珏结婚，后者是贫农出身，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毛玉的人生走向，她和丈夫一起回到老家的学校任教职，毕竟，当时以毛玉富农的出身，能找到一份工作并不容易。

那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择偶不考虑物质条件的时代，因为政治压倒一切，曾经固定下来的阶层都被打破，不同阶层间的人员流动变得频繁。有从城市来到农村参与生产的知青，也有从农村保送至城市接受教育的工农兵学员，人们的命运随时可能因为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婚姻的双方往往会出现阶层交错的情况，门当户对也成了一句空谈。

改革开放后：“三大件”、“四大柜”、

“海陆空”和“五大员”

“求婚人丁乃钧，男，未婚，四十岁，身高一米七。曾被错划为右派，已纠正。现在四川江津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任数学教师，月薪四十三元五角。请应求者来函联系和附一张近影。”

1981年1月8日，以提供商业信息为目的的《市场报》上突然出现了一则征婚广告。这则“躲”在第七版左下角的广告，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则征婚广告。对于已经“忘记”了如何谈情的国人来说，这无疑是社会再次开放的象征。

求婚者本人在短时间内收到数百封回信，他与其中一位来自吉林的姑娘张丽瑛频繁通信，两人都是教师且收入相当，对彼此的相貌也都中意，女方一直希望到南方生活。他们很快结为夫妻，婚后两地分居的二人奔波在四川和吉林之间，1983年他们如愿在丁乃钧江苏老家的小县城团聚。然而因为张丽瑛渴望城市生活，抱怨丁乃钧不能调到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两人产生矛盾并离婚。

从丁乃钧的经历可以看出，对爱情的追求和物质生活的渴望已经取代政治因素成为了新的择偶主题。

1985年，政府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人们的身份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划定，人员的流动被大幅限制，所谓的门当户对也变成了一种户口身份上的匹配——城市人和农村人组成家庭的机会少之又少。

即使是在城市里，人们的生活也紧密围绕在单位周边，不同的职业、阶层间彼此相对独立，择偶开始倾向于找相同背景的人。生活在天津的王艳玲从小就住在干部家属院，身边都是和她的身份背景相似的人。“如果你是工人家庭的，那就可以找工人家庭。一般干部家庭的孩子很少找工人家庭的孩子，因为父母也会不同意。”她说。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人们的择偶条件也开始越来越明确——

物质是基础，“三大件”和“四大柜”几乎是全国通用的标准，前者指自行车、电视机和缝纫机，后者则包括电视柜、大衣柜、装饰柜和书柜。家庭背景的条件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上海还流行起了“海陆空”和“五大员”，前者是指具备海外关系，落实政策且拥有空置住房的家庭；后者则是一种形容：身份是党员，身体像运动员，卖相像演员，工资像海员，头脑像驾驶员。

对经济条件的愈加重视，对个人魅力、品性趣味的关注，在社会学家徐安琪看来是对特殊年代的禁欲主义以及“革命化”“阶级化”恋爱观的历史纠正，可以说是“人性的复归”。

互联网时代：

要求越来越多的同时，憧憬爱情

“北方姑娘，1987年出生，一米六五身材匀称。大眼睛双眼皮，本人比相片耐看。京户，未婚单身。北京前几名的大学本科毕业，外企工作，月薪万元。出生在幸福传统的教师家庭，一线城市长大，父母已退休。通情达理，好相处。姐姐姐夫均在京知名企业工作。我性格开朗，稳重靠谱。待人真诚，乐于助人。理性，有点慢热。喜欢看书，听音乐，看电视，健身等。一周两次健身，一年一至两次旅游。感情经历简单。希望你人品好，有担当，身体健康。身高一米七以上，年龄不要比我小。城市家庭，未婚单身，与我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和家庭背景，感情经历简单，无不良嗜好，无去夜店约炮经历。希望你的条件与本人条件基本相当或略高。”

这是一条发在“水木清华”论坛上的热门征婚帖，它也反映了这个互联网时代人们择偶条件的特征：生活形态越来越多元，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对人的要求也越来越精细——“月入万元”是大城市的标配，“有房”则几乎是所有人都关心的硬指标；相貌仍在基本要求之列，但是生活情趣、兴趣爱好、星座甚至性能力都变成了新时代的择偶条件。

“世纪佳缘”的2015至2016年度婚恋报告显示，当进入谈婚论嫁的阶段，“责任”是双方最为在意的事情。与此同时，女性始终关心“安全感”，男性更注重“理解”。无论是“责任”、“安全感”还是“理解”，都指向了“稳定”，正如上则征婚启事中所言——“希望你的条件与本人条件基本相当或略高”。

徐安琪认为：在社会分化加剧、各种风险增加的今天，人们的择偶态度趋向理性化，这也是人们应对房价飞涨、经济波动、生存压力增大时的策略，“但这并不表明人们不再憧憬爱情”。

（昭瑾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