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雅民

冯国仁先生是著名的小说家，是我国草原文学派重要成员，又是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族文学的开拓者。读及这位小说家作品，我们不禁怀有几分崇敬。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在他退休后六十六岁时，搁置了小说创作，专门研创中国诗词，开拓新边塞诗。二十多年过去了，他在北塞这块诗词荒漠，辛勤耕耘，绽放了多彩多姿的诗花妍词，出版了三部诗集，其中一部已被收入《冯国仁文集》（第六卷），一部《盈雪楼北塞诗选》也已出版发行。对此，有多位评论家评他的诗词创作，给予极高的评价。我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周笃文教授说：冯翁的诗词“带有史诗般的厚重”。（见《盈雪楼北塞诗选》序）

冯老的诗词，我们无需过多的举例说明，只要翻开《盈雪楼北塞诗选》，有几十首诗词刊发在《中华诗词》《中华辞赋》和《诗国》等大型刊物上，就足以说明他诗词的份量。我曾写了几篇评论文章，极力向广大诗词爱好者推荐冯老的诗词。然而，现在看还不够。对于这位成绩卓然的两栖作家来说，应该认真总结他的创作经验，以启示后人，特别是北塞的诗词作家群。

文学（诗词）作品，犹如万象纷呈的世界，作为评论家，应尽力去发现它闪闪发光的亮点。那么，冯老的诗词亮点是什么？或者说用以支撑他诗词全部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我认为，那就是他的诗词所彰显的思想性（含批判性）、形象性、民族性、历史性。

一、思想性

冯老的诗词，具有极强的思想性。他所关注的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件。譬如中国梦、中华魂，神舟飞船飞天、三峡大坝蓄水、青藏铁路通车、歼20试飞成功、开发大西北、改革开放三十年等等。这些诗词从不同层面讴歌了祖国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诗词所释放出来的正能量极为感人。不难看出，在冯老的笔下，时刻都以讴歌主旋律为己任，以弘扬美德和正气为己任，以净化人们的道德情操为己任。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诗词家，他的审美思想应该是正确的，审美价值必须是高尚的。而崇高，就是千百个艺术家所追求的审美价值。冯老的诗词，思想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崇高意识、爱国情怀、哲学思维。

崇高，中国古典美学称之为阳刚之美。初始，崇高不过是对自然界强大力量的顶礼膜拜和尊崇赞美。而后经过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才肯定了人类祖先的丰功伟绩，塑造了理想的英雄形象，表达了人们的崇敬心情。正是这一过渡，崇高便从原始崇拜中脱胎为崇高的审美意识，这就可以创作出一种不平常的，甚至是高尚伟岸的意境，展示一种高扬自我，肯定人类超越自然、超越现实的伟大的主体力量。根据这一论述，我们打开冯老的诗词，处处可以看到人类的壮举，无论是神九飞天、三峡大坝蓄水，还是青藏铁路通车等，无不表现出人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巨大的，毫不逊色于大禹治水般的伟大，当代中国人在创造着一个个世界奇迹，编织着一个个惊心动魂的神话。诚然，对于这一个个奇迹和英雄壮举，通过完整的构思和诗的语言，把其鲜活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则不是一件容易之事。然而，冯老却做到了。

冯老的诗词，蕴含着崇高精神，回荡着巨大的改天换地的力量和中华民族的族魂。“族魂何物？愈压而愈坚固”“投大海，淬浸千年锤炼，砺就不屈数。”（《摸鱼儿·中华族魂》）他在《六州歌头·贺青藏铁路通车》写道：“铁蟒如今动”“破壁凌空，与天通”“千山纵，万川横”“建奇功，世称雄”，中华民族这种崇高的民族精神，就像青藏铁“龙”一样，屹立在世界屋脊。他还写道：“四海奇珍，五洲异贝，作秀争豪气。狂欢不夜，我星高粲云际。”（《念奴娇·上海世博会》）可以感觉到，豪气直冲九霄，摧枯拉朽，势不可挡。此外，他的《开发大西北》《贺天宫与神舟吻接》等，都从不同角度讴歌了崇高精神。可以说，崇高精神是冯老始终不渝的追求。正因如此，他的诗词才那么浩荡、那么深邃、那么感人。

爱国情怀。严格说，爱国情怀是爱国主义的一部分，而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冯老的诗词，处处闪耀着爱国情怀，不仅体现在大题材上，也体现在一些较小的题材里。甚至一些观景诗，也可以看出冯老的爱国情怀。如《海拉尔街景》（三首）、《额尔古纳右岸》（五首）、《看冰上捕鱼》、《乌兰泡观鸟》、《咏草原白蘑》等，无不表现出热爱祖国边疆的情怀。非常明显，冯老对党、对国家无限忠诚，像爱母亲一样时刻爱着自己的祖国。诚然，爱国情怀多种多样，各国存在较大差异。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血亲意识。中国人的血亲意识非常强，谁都知道，我们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作为中国人应感到非常自豪。读冯老的诗词，可以十分明晰地感觉到，这种血脉的跳动。所以，他的诗，才那么让人心旌意夺，久不平静。

冯老的哲学思维是支撑他的诗词最具思想性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如何把哲学思维间接地通过活灵活现的形象展示出来，是非常难的，弄不好，则使他的诗带一种说教的味道。冯老把二者融合得非常好，我们看到的是浑然一体的诗词形象，而思辨的痕迹已荡然无存，你感觉到诗里蕴含着一个个令人信服的哲理。

哲学是对世界、对人类、对自我意识的宏观思考，这种思考多半带有一种超越性。冯老的诗词，我感觉体现着这种思考。譬如《观孔雀开屏》，诗人通过脱毛的孔雀不如鸡的观感，表现时光流逝无情，喻人生变化无常，正如大海的潮起潮落，人生亦有坎坷不平。启示人们，高潮时不得意，低谷时不气馁。再如，《游古望建河遐思》，望建河即额尔古纳河，诗人通过拓跋鲜卑由森林到草原，由使鹿换骑马，这是历史的发展，民族的进步，没有这个转换，难以想象拓跋铁骑威武西进，最终建立北魏王朝。诗表面看似写拓跋遗族“室韦”部落，实则旨在表现拓跋鲜卑的“超越”实践和“超越”气概，否则，是不能成就建国大业的。显然，这是诗人在哲学层面宏观思考的结果。因此说，哲学思维对于诗词家来说非常重要。我与冯老有较多接触，深知他构思时，往往用辩证思维，把要写的素材“吃透”，然后才动笔，诗一旦动笔，完全用情说话，通过情表达“意”。所以，冯老的诗词，才那么深刻感人，不同凡响。

除此之外，我们透视他的诗词深层，看到他批判思想是尖锐的，在褒扬真、善、美的同时，毫不留情地鞭挞假、丑、恶。如在《拓跋鲜卑先祖石室确认赋》中揭露北魏王朝为美化先祖不惜歪曲史实，带有深刻的批判性。

诚然，上述我谈冯老的崇高意识、爱国情怀和哲学思维，固然非常重要，是写诗的思想基础，缺了这些，很难写出佳作；然而，再深刻的思想也是靠形象表现出来的。因此，如何塑造光鲜的形象，始终是文学（诗词）家永不停歇的追求目标。冯老就是这样的诗词家，那么，他是如何铸造形象的呢？

二、形象性

冯老的诗词极具形象性，从他的诗词内涵和外延看，这种形象性是诗人心底千百个形象的流露，更是诗人心灵的铸造。冯老诗词最为明显的形象性，是景物的形象性、人物的形象性和语言的形象性，它们彼此紧密关照，构成诗词整体的形象性。故尔，他的诗词才那么圆润流畅，读后让人心智颤动，久难平静。正是这种形象性，使他的诗形成一个强大的磁场，强力吸引着读者，让你不自觉地跟着他塑造的形象一步步迈入他建构的瑰丽殿堂。

冯老开掘诗词题材非常广泛，不仅有讴歌主旋律的，还有讴歌北塞边疆靓丽风貌的，也有华夏绮梦，颐年遣兴，伤今缅古，五洋风涛等等，所有这些诗词，几乎都具有或强或弱、或明或暗的形象性，有的诗词形象性之深刻、鲜明，让人感奋不已。譬如，《巴尔虎草原新趣》（七首）、《桦林今昔》（八首）、《扎兰屯风光》（六首）等，更明显地具有独特的形象性，这是因为，它大都以自然为载体，抒发诗人的情怀。那阳光、那风雨、那草地、那峻岭，以及坚如磐石般的亘古地貌和无法清晰感知的苍穹，都不因时代变迁而轻易改变，依然那么宏阔和深邃。冯老笔下的草原、森林、大山、河畔抑或三峡大坝、秀水庄园、鹿场、敖包山等，并非仅仅是一幕幕的舞台和背景，而是人们自身参与和有力的潜在的发展平台。尤其是当不畏艰辛富有韧劲的人们栖身在它们之中的时候，这些自然环境便汇入了社会与文化的范畴，而不再是纯粹外在的了。冯老笔下的自然风貌，大多是高纬度的，它的空旷、原始、严寒恰恰滋养了这个特色明显区域的民风和民俗，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这使我想到，冯老的《纳文湖风情录》三首诗词，应该说代表着他诗词形象创造的最高水平。无论是景物形象，还是人物形象，或是整体形象都塑造得极其鲜明、独特、完美。只有这一个，没有第二个。冯老之所以在诗词里演奏出这么感人的乐章，主要是有极强的审美意识、生命意识和故乡情节。

审美意识，包括审美理想、审美认识和审美情感。审美理想是审美意识形成的动力，审美认识是审美意识的构成能力，在审美理想的推动下构成审美意象。因而，一个文学（诗词）家是否能敏锐地感知到审美意象最重要。文学（诗词）家无不把创造审美意象作为最高的艺术追求。

诚然，审美意象并非凭空形成，它的生理基础是感性意象，就是说，由于人的感性印象，才有可能构成审美意象。譬如，一束玫瑰花映入你的视觉中，呈现为具体映像，你才能感知它的美，而盲人却无法知其美。一个文学（诗词）家能否迅速捕捉到对象的特征和最细微之处，并形成审美意象进入他的诗，是区分他有无艺术天资的重要标准。冯老就是一个天资聪颖的诗词家，他的诗词塑造的审美意象非常鲜明、生动、丰满，触及人的灵魂，启迪人的心智。

生命意识。我认为，冯老还具有较强的生命意识。就是说，他把自然中的万物看作是有生命的，人与自然是一种平等和谐的亲情关系。正如一幅油画，不当作有生命的审美内容，这幅油画不过是一摊油彩与画布，一旦把其看成是有生命的，这幅画就有了灵气。文学（诗词）家，总是站在审美的角度去审视、欣赏、品评世间万物的，进入他的文学（诗词）作品的景致和物体是丰富多彩活灵活现的。只有这样，诗人眼中的万物，才能进入美学层次，那么，你所塑造的形象，方有了灵感。黑格尔有句名言：美学就是“感觉和感受的科学”。（见黑格尔《美学》）冯老对客观事物的感觉与感受一般人不能比拟。譬如，他的《海拉尔街景》（三首），《雨中》：“撑伞河堤花影乱”“碧水穿街碎玉波”；《雪后堤上》：“金叶骄扬雪后休，含青弱柳抗寒流”不仅带有顽强的生命迹象，还有美学意味。冯老把无生命的物象看作是有生命的，有情感的，甚至是有灵魂的和有思想的，实在生动感人。同时，冯老还把人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物化自我，物我同一。在冯老的笔下，同是一片草原或森林，经过诗人的“物化”和“人化”，已经各具特色，可以说，它们已经熔铸了主体人的个性和气质。这种自然的生命化和人之物化的统一，使他的诗不仅具有极强的形象性，还使诗产生更优美的诗意。

故乡情结。冯老的故乡情结也是他的诗词形象性的有力支撑。他有相当多的诗词是写呼伦贝尔的，其中有的诗词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层级。冯老有深厚的生活储备和情感储备，他对生活几十年的呼伦贝尔非常熟悉，而且心存感激，这里不仅给予他物质营养，还给了他精神食粮。因而，故乡情结牢牢地系在他的心底，使诗人精神与情感完全契合。在他看来，呼伦贝尔一切都是美好的、向上的、发展的，甚至是有生命的。他与呼伦贝尔万物共生共荣，同生同长。因而，他才从多角度、多层面写这片热土的壮观、美丽和变幻迷人，表现了它的神韵和精神以及一种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时代观念，通过人的能动关照具象化，填充到诗词里。所以，冯老的一些经典诗词，有一种毫不掩饰的着意表现，或是自我吐露与喷发着欢歌与欣慰、遗憾与希冀。所有这些，令人心动与敬畏。

鉴于这种情结，诗人才把呼伦贝尔看作是培育他的乐土。他的这种生态意识变成一种自觉，故尔，经过不断地挖掘本土符号的潜力和能量，他的诗词拥有极强的形象性，又拥有极为深刻的内涵。他的不少诗词，与其说写在纸上，不如说是写在北塞边疆呼伦贝尔大地上。正因如此，他的诗方如呼伦贝尔大地一样宽阔而深邃、靓丽而多姿、精彩而迷人。

三、民族性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诗词也不例外。在世界上，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生活条件和独特的生活方式以及民族习俗。呼伦贝尔是多民族聚集地域，有蒙、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多个民族生活在一起，少数民族特点非常明显。所以，在呼伦贝尔写反映少数民族的文学（诗词）作品不可能超越少数民族特性。

文学（诗词）的民族性，主要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民族色彩和审美意识的民族内涵方面。无论使用什么文字，只要反映特色的地域环境、生活条件，以及生产方式，反映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心理、气质、习惯、习俗等，表达了民族情趣、民族风味，并带有文学（诗词）家的民族倾向、民族情感，这样的文学（诗词）作品，就具有了民族性。冯老是汉族作家，但是，他的不少小说、诗词是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带有浓重的民族性。譬如，《纳文湖风情录》（三首）、《巴尔虎草原风情录》、《呼伦贝尔赋》、《天衣曲》、《马头琴赋》、《六州歌头·鹰猎与猎鹰》等，都是民族性特别明显的诗词。之所以说冯老的部分诗词具有民族性，我们大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即民族生活、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

民族生活。冯老的部分诗词，反映少数民族生活极为真实，带有浓重的民族色彩。我们不妨重点分析一下他的《巴尔虎草原牧家新趣》。这是一首组诗，由七首诗组成，我们选其中三首予以分析。《剪毛站小景》，主要写牧民生动活泼欢快的劳动场面，旨在表现草原牧民独特的不同于耕种民族的生活场景，衬托出了劳动主体——牧民的内心变化。《牧马曲》完全超越了传统的牧民生活特点，侧重写牧民驾驶摩托车牧马，这是改革后草原牧民生活的一个变化亮点，通过这个点，展示了整个牧民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词写得情趣盎然，心趣悠哉。《奶趣》选取了牧民生活中的一个小场面——挤奶，说明了当今牧民挤奶与前大不相同，不仅用机器，而且挤奶时放音乐，这种新型的挤奶方式，在诗人的趣味叠出的叙写中，把牧民崭新的生活场景和心理追求表现得酣畅淋漓，令人难忘。冯老的诗词，在描摹民族生活的同时，充分展示了浓厚的少数民族风情，这体现他的诗词民族性。在冯老的诗词中，无论是蒙古族、达斡尔族，还是鄂温克使鹿部族的民俗民情都那么鲜活感人。由此可见，冯老诗词所描写的少数民族生活，特点独特，读后让人铭刻在心。

文学（诗词）的民族特点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又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上述几首诗词，其实就是发展了民族性，或者说是有现代意识的民族性，与传统的民族特点截然不同。诗人的用意不仅仅表现牧民新生活中的特色，还可以看出人的心灵的变化之大，而这种反差极大的变化，恰恰折射出了社会的巨大变化。诗人完全省略了牧民自身的外在描写，旨在展示新牧区牧民的精神风貌。果戈里有句名言：“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于表现民族精神本身。”（《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P280）在这一点上，冯老把握得非常到位，所以，他的诗才那么感人肺腑，涤荡心底，久久挥之不去。

民族情感。大家知道，写诗要有情，无情不能成诗。写民族生活的诗词，诗词家更要有浓烈的真情，方能写出真正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诗词。冯老的一些诗词，民族情感特别强烈，这是因为他长期接触少数民族大众，充分了解他们的善良与勤劳、朴实与热情、勇敢与彪悍，这些优良品质像血液一样流淌在他的心室和脉管里。因此，他怀着痴情和诚意赞颂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宽大胸怀；同情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多舛的民族命运；同时也鞭挞他们尚存在的陈旧观念、落后习俗和生活方式。所有这些，在他的一些诗词里表现得特别清晰。如《额尔古纳右岸风物》（五首），我们先看《金缕风·桦皮岩画牧鹿图》就是通过纪事岩画赞许鄂温克使鹿部人的聪明才智，也赞颂了鄂温克牧民爱森林、爱鹿的品格。“畜依人，人饮畜乳。畜人和睦。”这种天人合一的景象真的让人感慨万端。同时，诗人也鞭挞了割鹿茸取利的黑心者。《满庭芳·夜光花冠》，诗人则怀着极不平静的心情揭穿萨满为了实现私利而玩弄的骗人伎俩；《多丽·羽裙怨》则写了鄂温克使鹿部的爱情悲剧。这个悲情故事和他的另一首长篇叙事诗《天衣曲》互为补充，都是写两个年轻人恋爱不成的故事。造成这一悲情结局的原因，是落后的习俗对自由恋爱的残酷压抑和涂炭。可见，冯老对这一社会问题，赋予了多少同情和批判。

我一直认为，一个有天赋、有心智的诗词家心灵窗口挂个帷帐，里面养着许多诗，一旦遇到时机，这道帷帐就会开启，诗便像瀑布一样流出。冯老的《纳文湖风情录》就是在他心里养了很长时间的诗，而这时机便是他去纳文湖畔的博物馆参观，见到了口弦琴、高车、旗袍三件展品。诚然，生活中有许多美好，大多来自意外，只是有许多惊喜隐含着岁月的诗意，而我们并不在意，所以极难发现它。不是吗？如果冯老不去参观纳文湖畔博物馆，就极难发现那三件展品，发现不了展品，那可能就是别的什么“风情录”了，或许还在心里养着，也未可知。诗意就是在刹那间不经意迸发的。

民族意识。这是最高的层级，也就是说，只有把民族生活、民族情感上升到民族意识，你才能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变成生命的共同体。当然民族意识与审美意识不同，但有其共同点，那就是从思维角度看，都是一种自觉，换句话说，只有把民族生活、民族情感上升到自觉阶段，这种生活和情感才可能是真诚的、厚重的、永久的。冯老的民族意识，应该说已经上升到审美认识，或从哲学思维角度看，已从自然王国跨越到自由王国。所以，他写民族诗词，才得心应手，妙笔生花，荡气回肠。

四、历史性

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在长期发展中，给后世留下了太多的文化遗存、人文传奇、历史掌故、名胜古迹等等。所有这些，是文学（诗词）家根本越不过的坎，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切入，你的作品必然带有历史的印记。因此，对于文学（诗词）家来说，历史性非常重要，它是文学的根基，也是文学（诗词）家的创作根基。虽然历史性是肃穆的、朴素的，看似是超现实的，实则随着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已给其注入了活力元素，使它灵动起来，充分彰显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禀赋和张力，那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历史传承的，后人继承发扬这一精神至关重要，而一个文学（诗词）家如何去认知这一精神、感悟这一精神、讴歌这一精神，并不遗余力地彰显这一精神的价值更重要。冯老的一些诗词，我以为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历史认知。如果一个人历史认知度太低，或缺失，有如瞎子摸象，他是看不清历史真面目的。所以，有人说，认知历史是开启尘封历史大门的钥匙，有一定道理。

简单地说，认知历史要从认知人开始，这是因为，人是历史的主人，人创造了历史。冯老笔下的人，不仅性格鲜明、独特，赋有个性，而且历史感特别强烈。如：弹木库莲琴的美人（《木兰花慢·忆听美人弹琴》）、跳鲁日格舞的男男女女（《金缕曲·由旗袍联想到鲁日格舞》）、抗联将军冯治纲（《满江红·奠抗联烈士冯治纲将军》）、铁骑破阵大智若愚的铁木真（《浪淘沙慢·大汗铁骑破阵曲》）、北魏始祖拓跋毛（《念奴娇·忆拓跋毛》）等等，这许多人，有的在某一历史发展阶段改变了历史，有的用战争改写了历史，有的则在别人创造的历史中快乐地生活着。在一定意义上讲，他们都在传递着历史，弘扬着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种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显然是代代相因，由人们传承的禀赋，也是诗人对历史中人的认知和理性思维的结果。我们读这些诗词，似乎明晰地看见了民族的伟大和千万人独特个性的反光。

其次，认知环境。环境是人们栖息、生产生活并与人交往的特定活动范围。分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自不待说，它是人们须臾也离不开的，离开它，人们很难生存。社会人文环境对人极其重要，它是人们活动、沟通，甚至竞争的平台，也是文学（诗词）家最热衷于营造，用以展示人物性格的平台，没有这个平台，人的性格很难发展，人的精神实质也难以凸显。可以说，社会人文环境是文学（诗词）家认知历史的高地。冯老在他的诗词里营造了多个人文环境，有的勘称典型。典型环境，对于表现人物性格、民族精神非常重要。譬如，《天衣曲》《寻梦者之歌》，诗人打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一个是鄂温克使鹿部在密林深处较为封闭的环境。在这环境里，不仅活动着这个部族的人，也活动着与他们休戚与共的驯鹿，人与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遗憾的是，人们之间却围绕着两个年轻人的热恋上演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民族悲剧。在这场悲剧里，环境对人们所表现的邪恶与善良、悲情与愤怒、争战与顺从、反抗与死亡起到佑助作用，充分揭露了这场悲剧根源恰是在这个环境里长期积淀的历史沉疾和带镣铐的陈规。另一个则是改革初始充满阳光雨露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两个主人公小可与雪芷为了寻宝图不辞艰辛，历经三年，终于在英伦岛找回腾汲思海图，为圆中国梦画上一笔重彩。虽说这个故事发生并不久远，而涵盖的内容却有沉重的历史感。通过诗人打造的典型环境，我们看到了两个少数民族青年性格发展并逐渐成熟的脉络，恰恰说明了民族性格也渐趋成熟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环境，极难想像两个年轻人的理想能得以最终实现。

总之，历史认知非常重要，而有的人却忽略了历史认知，所以，他对民族历史的了解必然肤浅，而这是文学（诗词）创作的大忌。冯老对历史认知穷源竟委，了如股掌，故尔，才写出那么多历史幽深，令人惊叹不已的诗章。

历史感悟。冯老的诗词，有不少贯穿着历史感悟之情。这种感悟，其实是他对中华民族历史深思熟虑和对民族历史经典的神往，这深思和神往，几乎全部渗透在他的诗词里，表现出一种革新与守旧、发生与摈弃的思辨性，构成一种独特的精神想象，并通过文学符号表达出来。在他看来，历史不是一堆衰朽的废墟，而是历史底层中熠熠生辉的精神宝藏。因而，读他的诗词，你会感到一种生命的继承感和绵延感，有时会激动不已，有时会潸然泪下，有时会如醉如痴。

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然而，历史永远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历史过去了，犹如冬眠，只要向里面注入现代意识，加以梳理，它便会苏醒，贡献出它当年都不曾有过的教益。如“《天香·鲜卑石室》《六洲歌头·高车的追思》《沁园春·对达赉湖成吉思汗栓马石的遐思》，所表现的是老先生对其贴心贴肺的感悟，是他对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和拓跋毛在血雨腥风和刀光剑影中驰骋疆场的英雄壮举的崇敬，是对中国解放战争中高车的巨大作用的礼赞。在一定意义上讲，他的这种感悟，已经上升到民族命运和中国前途的高度。

历史情怀。冯老的诗词渗透着对民族历史的偏爱和深厚的情怀。大家知道，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生活在文化沙漠的，他们生活在特定的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怀着对历史的敬畏和依恋，顽强地生活着、繁衍着，用他们的实践抒写着波澜不惊而又可歌可泣的历史。因此，只要对历史有深刻的情感，就能了解它、认识它、理解它，否则，你可能把历史教科书背得滚瓜烂熟，仍是隔靴搔痒，尚未真正了解历史给后人留下的灿烂而又价值连城的文化遗产。然而，我要说的是，在冯老的诗词里，我们更多地看到北方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隐含在历史中的原始的元素，这元素可能是粗犷的、古朴的，缺乏淬砺的，恰恰如此，才使他的诗词具有一种吸引力和穿透力。特别是他的一些长篇叙事诗，大多被处理成极度平淡化和情节化，在一个淡淡的故事框架里，弥漫着一种激动、一种冷静、一种甜蜜，甚或是一种残酷的情愫和一种苦涩的幸福。祖辈们付出的沉重代价，诗人了然于胸，并给予他们同情。然而，历史终归是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虽已过去，但留给人的感慨和思考却是丰盈的、多层次的、不可抗拒的。不要说《念奴娇·黑山头合撒尔城吊古》，也不要说《念奴娇·忆拓跋毛》，只要认真阅读《白鹿岛遐思》就可以看出，冯老将苍狼白鹿的故事想象得那么美丽迷人，正是他对历史传说的无限情怀的表露。

诚然，历史的脚步永远不会停留。过去了的历史，永远存留在时间隧道里，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现实无时不在影响着人们。因此，我们现在谈文学（诗词）的历史性，作为后人，只能强调而切不可忘记历史。对历史，要眷恋；对现实，要清醒；对未来，要渴望。无论如何，人终归是要前进的。这就是冯老诗词给我们珍贵的启迪。

历史的价值。任何历史都有其自身绵长的价值。诚然，历史价值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涵盖较广。然而，我认为反映在文学（诗词）作品里最重要的，也是最体现历史价值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英雄主义，二是民族风情和习俗。呼伦贝尔有值得我们骄傲的历史价值，它不仅传承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大量生活信息、生活状态和独特的文化，而且，使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国北方延续几千年，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繁荣。更令人慨叹的是，在呼伦贝尔历史上曾出现了许多名震四海的大英雄，如成吉思汗、拓跋毛等。冯老对历史价值，特别对英雄主义是认同和敬畏的，有许多诗词都有程度不同的展示。

毋庸置疑，冯老之所以崇拜中国历史上涌现在中国北部边疆呼伦贝尔大地的英雄，因为他是呼伦贝尔人，颂扬他们的丰功伟绩，是他的责任。然而，在他赞颂这些个体大英雄的同时，对集体英雄主义更加推崇，譬如说，他写高轮车参与中国解放战争，写三峡大坝，写青藏铁路，写“复兴的步伐”和“中华族魂”，都是他对历史价值认识的升华。他并不单纯站在北部边疆去认知历史价值，而是放眼更宽阔的领域去看待历史价值。所以，在他的诗词里，不仅仅对大英雄是崇拜的，对集体英雄主义更加极力推崇。个人英雄主义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显示他的责任和权力，而集体英雄主义却能以排山倒海的勇气和魅力创造历史。

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族风情，是历史留给后人最有特色而又最不同于其他历史价值的宝贵财富，尤其是“三少”民族的民俗民情独特，在中国民族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冯老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非常熟悉，在他的诗词里，我们似乎看到一个万花筒式的变幻莫测的民族风情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北方少数民族演绎了独特的波澜壮阔的延续几千年的正剧、喜剧、悲剧，抑或是又悲又喜的剧。不要说其他的历史价值，仅就北方少数民族风情和习俗而言，就可以叙写千百篇魂牵梦绕的诗章。

诚然，冯老的诗词，蕴含的历史价值是多方面的。冯老诗词的全部历史价值，如同永不停歇的奔涌向前的河水一样，不退缩，不沉迷、不彷徨，在历史发展中和时光转换中更加珍贵和永恒，如同生命的键盘，每时每刻都发出时代的强音。

文学（诗词）以生活、以人生为其永恒的素材，以理想为其永恒的目标；生活与人有多复杂，文学便有多复杂。冯老的诗词充分以生活和人生为素材，建构了浩瀚的诗湖词海，表达了他的赞颂与崇敬，愤然与忧虑、慰藉与欣喜、企盼与理想等多种情感，以及对人生，对世态的感悟，给呼伦贝尔诗坛留下了许多诗词宝藏。冯老现已九十岁高龄，仍在文学园地辛勤耕耘。我为呼伦贝尔有这样一位文学（诗词）家而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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