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万

博物馆的展览，是在具有多重属性的公共空间里以物质实现视觉叙事。无论1954年的北京历史博物馆还是1926年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展览的区别也许只是态度的从容或窘迫，代表个人的奋斗或集体的努力。建在北京心房上的百年博物馆屹立不倒，进驻其间的重大展览无不是物化的美好理想，参观者流连的脚步轻轻地伴随中华文明的脉搏绵绵律动。1954年5月，北京历史博物馆午门楼上举办了一场在新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展览——“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从1954年5月初开始预展，5月21日起正式展出）。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数年当中，中国人民开展了治水、筑路、建厂、立校、发展农业等建设工程。在热火朝天的劳动中，各地发现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址和墓葬，珍贵的出土文物也随之面世。越汇越多的文物引发了群众、考古专家和基建部门的共同关注：群众提供线索和信息；考古专家加强计划性以积极配合基建工程；基建工作实施者对考古和文物保护愈加重视。众人齐心加上精挑细选，在为数众多的文物中，将最具代表性的精品汇集到一起，形成了那次空前绝后的展览。

自1949年至1954年短短六年之内，中国六个大行政区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一共发现了131713件文物，赴京参展的多达3755件。展览规模之盛大仅从展品数量上便可想象。针对每件文物，专家学者都能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协调复杂的物与物之间的文化关系是一项困难重重的工作，而兼顾专家学者的种种不同的观点则是另一项更加难以完成的任务。或许正是因为这两点，展览单元是大致按照展品来源地和出土时所在工程项目的性质来划分的。其中华北地区的文物展出623件（1953年总计出土4805件）、东北地区的文物展出735件（1949年至1953年总计出土89724件）、西北地区的文物展出597件（1953年至1954年总计出土2348件）、华东地区的文物展出334件（1951年至1954年总计出土17812件）、中南地区的文物展出1032件（1953年总计出土20048件）、西南地区的文物展出434件（1951年至1953年总计出土6841件）（以上数据参见向达：《参观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以后》，文章载于《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第64页）。这种看似没有玄机的展览叙事方式，却让众多珍宝和谐地服务于现实需求，使历史文化的研究同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浮现并进一步确立下来。因此，“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不是一次普通的历史性博物馆陈列，也不同于任何一次考古发掘之后的成果展示，而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纪念新生的中国奋力前进途中一个有力的足迹。

在前所未有的积极建设和发展局面之下，对过去的发现、对现在的构筑和对未来的憧憬统一在此次展览的名义之下，从民族认同的高度使辽阔土地上的中国人凝聚在一起，面对无价之宝生发出集体的自豪、自信和自律。展览令中国境内的物质文化遗存和谐并置、熠熠生辉，也为当时中国社会不同领域的人们营造了一次跨越地区、职业、身份、学科的对话契机。静默的物在简单而坚定的叙事秩序中寻求知音，展览引发的诠释和讨论释放出多元的信息，每一种解读方式都呼唤对中华文明的珍视和保护，17万参观人次的每一个理解角度都完成展览的一重意义。

一、展览为学术的普及宣传创造条件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文物大国，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普通大众对于考古工作知之甚少。解放之前，各类盗墓活动一度十分猖獗，给文物保护工作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参与这种非法活动的人数众多、身份复杂，其盗掘规模很大、范围很广、情节严重、破坏彻底。有些地区百座墓葬当中没有被盗掘的竟寥寥无几。更加令人痛心的是他们掘地三尺，却都是为一己私利。能卖得上大价钱的珍宝往往被劫掠一空，而具有研究价值但不好出手的东西就被随意丢弃或损坏。挖坟掘墓于情于法都是不可原谅的恶行，然而对中国古物的巨大市场需求使他们甘愿铤而走险。中国人历来就有把玩古董的传统，文物在这样的风气中时常被当作一般的商品来进行交易。巨额的利润、畅通的销赃渠道，文物遭制假、贩假和盗掘的现象难以禁绝。然而，少数人以古董为玩物聊以消遣的同时，大多数群众文物保护意识淡薄、相关知识缺乏的问题也十分严重。近代阶段的盗墓者在大张旗鼓作案之后，将不少无价之宝都偷运、转卖到境外。至于国外一些野心勃勃的所谓“考古调查队”，以“探险”或“考古”的名义，大肆掠夺中国古物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由于社会动荡、国力贫弱，近代中国的考古研究者对于遗失的文物难以追踪、追讨，甚至其复制品、影像资料也往往难觅踪影。而且他们势单力孤，不可能抢在奸商和野心家之前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发掘、清理工作，不可能系统地、科学地整理与保护学术资料，也不可能充分地研究、应用手头获得的材料。科学考古在中国起步晚，发展也是举步维艰。直至新中国成立，各地盗墓活动数量才大幅下降，这才保障了考古学的基本健康发展。

在实际操作当中，反盗墓活动面对着十分复杂、变化多端的情况，仅依靠专业人士和公安部门，实在是困难很大。大面积的考古工作更是不能脱离群众。然而，因为文盲较多以及实物不足等条件所限，宣传普及科学正确的考古和文物保护常识十分不易，只有在劳动实践当中教育群众是最为行之有效的办法。遍地开花的建设工程一方面使考古工作有的放矢——在基建工程正式开始之前，都有地质和考古两种勘察工作：一是探明地质条件，一是确定该地区是否有遗址和墓葬；另一方面也使群众参与进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考古勘察工作对于一个地方的普通群众来说是新鲜而印象深刻的。当进入工程实施阶段或者勘探队邀请群众参与发掘活动，古物重见天日，大家会一起分享喜悦和由此学到的知识。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古物在建设工地上还会遭到草率和粗暴的处理，但近距离地接触到古人的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或者进入他们的生活遗址，群众确实更容易同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建立起朴素的感情。普遍的好奇心，还会令一部分有心人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那些古物曾经的主人是谁？是谁制作生产的？曾经的城市或村落为什么会湮没在厚土之下，是由于地震、海潮、洪水还是疾病？而这样的问题就把普通人一步步地引入了考古的世界，令大家逐渐明白考古学是人文科学的一个部分，是利用过去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来研究古代人类生活的历史。

在忙碌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里，专注于创造新天地的人们似乎无暇盘点中国考古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年中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无暇全面衡量考古工作在普通劳动者之间扩散开来的影响。“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消息一出，归纳清点、比较研究与阶段总结的工作就全都迅速开展起来。展览直观地向人民汇报了学术的进展和学术普及的进展。

具体来说，“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为整个社会创造了一种沟通的机制。征集工作加快了出土文物信息的汇总和流通，甄选工作促进了专业领域内的学术交流和意见交换。各地珍贵文物陆续入选，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参与发掘和保护文物的积极性（展览中山西省的展览品便是一个例子，所展出的资料并不多，而且大部不是发掘品，是依靠广大农民、中小学校的师生和各级政府干部和积极协助之下收集来的。参见苏秉琦：《我从这个展览看到些什么》原文载于《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第72页）。得知在自己身边、甚至就是亲自参与或见证发掘的古物陈列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即便是对考古并不了解的人也会感到由衷的自豪，从关切展览这一事件而对考古工作增加几分关切和好感。展览成型之后，各地基建部门直观地看到了其大力配合所取得的成绩，在分享荣光的同时，对考古工作更加重视和支持。前往参观的人们，直接受到数千件珍宝的震撼与中华文化的感染。有的人在某件精美文物面前流连徘徊、久久不愿离去；有的人则是反复前往参观，对展览的兴趣非常浓厚。1954年5月2日和20日，毛泽东在陈叔通、罗瑞卿的陪同下，两次前往历史博物馆参观展览，时任馆长韩寿萱负责接待，耿宗仁担任讲解。毛泽东与几名随行人员站在文物旁边饶有兴趣地观看展览的场面，被记录在了黑白照片上。展览放大了文物的魅力，吸引着各种身份的人。由展览引发的讨论，则使没有条件亲临现场的爱好者有机会参与到这一盛事中，广泛地汲取知识。

伴随着重大发现，考古学界会举办交流活动，其中心一般是专业的学术问题，成果的影响范围有限，因为大众传媒对这样的事件并没有太多的关注，而且普通群众也难以提起兴趣。但是这次大型展览带来了不同的契机，展览举办期间，中央文化部召开专门座谈会，组织不同领域的专家讨论保护文物问题。在座谈会上，大家一致公认这次大型展览的成功，表明展览活动是一种非常好的宣传方式。座谈会不但集中讨论学术本身，也关注考古成果的大众接受；不但有专家之间的意见交换，也共同张开双手欢迎群众参与。众多专家看待问题的角度也都悄然发生了变化，深刻认识到展览环节对考古学的意义，涉及到学科定位、未来发展和学科本质等重要方面的思考。大家在发言中还纷纷强调文化部门与工程建筑部门的密切配合，是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为普及考古知识、宣传文物保护创造了非常好的氛围，直接助力考古和历史研究专家们辛苦得来的成果为大众所共享。

二、展览促进学术资源的合理配置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人文科学领域同大好河山一样需要建设。考古出土的古物对于相关学科的完善都有重要意义，甚至有时会改写一些既定结论，因此充分发挥考古所得全新学术资源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历史研究中难以论证的问题，考古学如果拿出有力的实物就可以很快落实结论。但是一般媒体宣传和出版物都无法一次性全面展示大量出土文物。大型展览才能真正使它们“走”到一起，为更多历史研究者提供近距离接触重要文物提供便利，尤其有利于横向、纵向的对比、归纳。

众多历史研究者在“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上与有兴趣的文物结下了一面或数面之缘，虽然这并不能让他们直接拿出结论，却充分地调动了他们的想象力，引发了长久的思考，使研究者们树立了深入研究的决心，也坚定了充分、细致研究的信心。艺术史与历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毋庸置疑，展览上精美、珍贵的文物大大丰富了艺术史写作的素材。宿白专门撰写了《展览会中的一部分美术史料》，文章对展出的重要美术类作品及相关资料进行了系统介绍，也体现出考古学的资料贡献于美术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此外，对于美术史资料方面进行研究与探讨的还有冯汉骥撰写的《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全国基建出土文物展览会”西南区展览品之一》、常书鸿撰写的《从出土文物展览看卓越的汉唐墓室壁画》等等。在形形色色的艺术品中，300余件精美瓷器当时受到很多专家的集中关注。傅振伦在《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的瓷器》（《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一文中，系统、详细地介绍了从商周带釉陶一直到清代的瓷器。李文信在《关于我国瓷器的几种新资料》（《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文中表示，此次展览中有不少器物都是能够充实瓷器史的新资料，加以整理研究即可弥补过去的多项缺陷。

在历史学家的眼里，出土的艺术品是以往社会存在的反映；在艺术史家的眼里，它们铺就了艺术发展的道路；在艺术家的眼里，它们可以作为未来创作的素材与灵感，而且展览营造的现场感和良好氛围是任何纸质媒体资料都无法比拟的。建筑学家梁思成、雕刻家刘开渠都认为，这次展览会的文物为建筑、雕刻等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梁思成受到触动而提出，在进行建筑设计时应当把保护文物工作组织到都市建筑计划里来。他的话对今日中国城市规划与建设仍有深刻影响。刘开渠则表示：艺术家过去对于古代文化艺术遗产，了解得不够全面；新的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人人需要文化，人人应该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文物（参见《中央文化部重视文物保护工作，邀请专家及有关部门举行座谈会》，《光明日报》，1954年5月21日，第2版）。

午门大殿里的一次大型展览，使基建部门、考古工作、历史研究、艺术史写作和艺术创作奇妙地结合在一起。除考古、历史和艺术的互动之外，展览还促成了很多跨学科的合作：建筑学和工程学参与完成考古测量、制图、发掘、保护等工作；冶金、染织、陶瓷等技术，对遗物分析和复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解决了博物馆收藏的不少问题；生物学、生态学知识，对于动植物遗存的鉴定起到决定性作用，运用物理、化学方法对遗迹和遗物的分析，对于年代测定帮助很大，这都为完善展品信息做出了贡献；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语言学、人文地理等不同声音，逐渐丰富着展览的内涵与外延。物质文化史的资源在视觉盛宴式的大型展览呈现出开放姿态，引发的是学术的普遍繁荣和纵深发展。承载展览的博物馆也在藏品扩充和制度建设方面得益于展览的成功举办。

三、展览凸显出专业人员的培养和队伍建设的必要性

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建设工程令众多文物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出土。中国地上、地下的文物蕴藏量之大，超出了很多人的预计；基建工程紧锣密鼓地进行，文物涌现的速度也超出了人们的预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考古工作者数量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当时实际参加工作的人数，其紧迫与尴尬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因受条件所限，中国在解放前实在无力培养大批考古人才；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同北京大学历史系合作，办了两期短期考古培训班，虽然解决了部分燃眉之急，但人数毕竟非常有限，考古工作时时东支西吾。

基建工作客观上促进了考古人才的培养速度。在一些大型工程较多、地下文物蕴藏量十分丰富的地区，比如山西、河南等省份，为了应对繁重的文物清理工作，也曾办过一些短训班来培养人才，其水平难免参差，却为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而在边远的、基建工程还未到达的、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比如云南、广西等省份，考古人才可以说是极端匮乏。但其实那样的地区却有着重要而独特的文物蕴藏。任何学科领域的建设都不能忽视人才培养，没有后备力量是最大的危机和困境。中国的考古学界那时对此不可谓不重视，然而非专业人士始终对此知之甚少。

“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在基建工作之后，进一步帮助解决了考古专业人才培养的社会机制问题。展览把考古专家在基建部门和群众配合之下做出的成绩展现出来，他们不再是神秘的群体，而是一批敬业爱岗、奋力工作的劳动者。更多的人通过展览了解到，考古工作野外发掘与室内研究并重，从事这项工作的专家艰辛而寂寞，其积极的态度尤其令人感动。这种深层的理解与尊敬是难能可贵的，展览本身以及相关的场合都充满着对考古学人才培养问题关注的声音。在文化部组织的展览座谈会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培养文物干部是考古学界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一些专业人士更是借展览宣传之机，更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解决办法。

这样有力度的号召，令人力、物力、财力更多地投入到考古这个越来越受重视的领域中去。此次展览举办后不久，文化部便设立了文物管理局，中国科学院下设考古研究所，分别从事保护和研究古代文物的工作。北京大学历史系也专门设置了考古专科，以训练和培养考古工作的专门人材。各地纷纷举办考古人员训练班，调训各地区的文物干部接受田野考古学的特殊训练。这些受训人员回到原岗位以后，都参加了各地区为配合基本建设而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参见夏鼐：《日益开展的我国考古工作》，原文载于《人民日报》，1956年2月27日，第3版）。

四、展览从新的角度帮助学术研究及博物馆工作健全标准

由于展览对展品的完好程度、历史价值、文化与美学内涵等诸多信息都提出了非常明确、直接的要求，发掘和调研工作是否细致有效、是否存在问题，在展览策划与筹备过程中都一目了然。文物参展对学术工作既是刺激也是促进，对基建工程里的考古项目而言更是如此。

科学的发掘、清理和保护，比如细致、完备地记录文物的信息，在考古学意义上提升着材料的学术价值，而为了展览活动中呈现出最好的状态迎接观众，制作模型、图片等再进一步的工作显示出可能被忽略的社会价值。另外，为了使规模毕竟有限的展览尽可能容纳更多值得骄傲的方面，策划和展览单元的划分呼唤考古领域拿出不同类型的文物，在此种情况下考古工作者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地上居住遗址重视不够，这成了展览一块遗憾的“短板”，也成为日后努力的方向。展览让以考古工作者为首的专业人士看到了千万双期待的眼睛和渴望了解本国、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愿望，这样更能激发他们的决心和责任心。

展览有力地展现出中国考古材料的真实与价值，因此陈梦家撰写《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一文，代众人进行了一番有关研究心态和价值观的批判。展览也具体促成了日后一些专题研究的开展。比如，受到展览会上诸多相似类型古物汇聚一堂的启发，刘大年强调了进行专题研究的必要性。他自己就直接提出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研究”，“生产工具，如铁范等联系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研究”，“根据各时代各地区文物中的生活用具，进行物质文化史的研究”等等有价值的专题。而且他倡导日后将这些研究成果如同展览一样集合到一起，把文章和图片印成专集向大众推广普及。这样的想法折射出大型展览的宣传效果在专家心目当中留下的深刻印象。

以展品信息和图片为主题内容，展览还为我们留下了一本《“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如傅璞所言，“这项工作是完全必要而且及时的”，“这本图录不仅介绍了该展览会中所展出的主要文物，对后来同类性质的出版物也给予很大的影响，使许多图录都模仿着它的形式”。他还对郑振铎为图录撰写的序文《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地下文物的意义与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但他也以客观冷静的治学态度指出了此书存在的几项不足。首先，他认为编委在选用图片时对地区均衡方面考虑过多，因而个别地区的文物虽然十分重要，但因数量较多而致割爱，在取合上存在一些有欠妥当的地方。其次，他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指出，展览中的许多文物是经过正式发掘而有科学记录的，展出的绝大多数标本都标有出土的坑号或墓号，举出这些对研究共存遗物及其断代上是有莫大帮助的，而编者却完全忽略了这一点，仅注明出土地点是不能够说明文物之间关系的。此外，他还表示图录在印刷上未能令人满意，很多图版比较模糊。最后，他对这一展览图录的影响谈了两点看法：一是肯定它对建立展览图录编纂制度的贡献，“图录性质出版物的大量出现，对中国考古学研究上是会有很大帮助的”；二是希望在其他同类性质的图录中能够避免已经出现过的一些问题（参见傅璞：《“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工作委员会编<“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原文载于《考古通讯》，1958年05期）。

展览把考古、历史、博物馆等领域的工作成绩摆在众人面前，无论优长还是不足，都一清二楚。众多学者将种种问题具体点明，并给出了不少可行的建议和方案。这对于建立统一的、高标准的学术规范、工作目标都大有裨益。

五、结语

“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充分地释放出中华文明被淹没被遗忘的生命力，仿佛一种神奇的时空穿越方式，令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生产一线的普通劳动者们共同为之着迷。这种魅力源自数千件文物的文化底蕴，也源自其组织与展陈方式。它宣示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兴土木、建设国家的决心和力度，“像这样把六个大行政区所发现的文物，取其菁华，集中陈列，是史无前例之作，只有在今天才有这种可能”。它展现出新中国成立之后所有制和社会文化结构上发生的巨变，“过去如其有所发现，不是秘不示人，奇货可居，便是视同粪土，徒然增加人们想往感叹之情。新中国与旧中国之不同，举此一端而言，便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参见向达：《参观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以后》，文章载于《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第65页。）

对于展览研究而言，“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最大的魅力在于它在某些方面直指展览的本质。它举全国上下之力、凭数千年历史的积淀，绝好地诠释了展览活动的内涵。深入人心而影响深远的展览正当如此：能够发动起极为广泛的力量参与准备和策划；能够打破可供展览之物的一般存在秩序而迅速组织起新的、具有包容性的叙事关系；能够留下可供深入探讨的话题和重要的研究突破口；能够为展览事业留下值得保持下去的惯例和值得发扬的经验；能够完成博物馆的社会功能，让一切愿意走进和关注博物馆的人们享受丰富的公共文化资源。展览的意义就是这样，把任何人都无权据为己有的珍宝精心地陈列出来，公开平等地与所有人分享。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