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子英

转眼又是新的一年，屈指算来，本刊已进入改版后的第六个年头。六年来我们最大的变化在于作品的专栏化，从小说到散文、诗歌、言论。“小说坊”作品的高水准自不必多说，其他专栏的文章个性彰显，异彩纷呈也是有目共睹。今年，我们在原有栏目的基础上增设了一个新专栏：口述史。

口述史，它确切地叫做口述湖北当代文学，这原本是省作协的一个文学项目，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受访者包括湖北当代文坛前辈作家、编辑、教授学者和文学界领导，他们亲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文坛，经历了时代风雨的洗礼和冲撞，个人成功的喜悦和历史造成的切肤之痛都有真切的呈现，他们从不同角度的讲述，展示了文坛许多不为人所知的人物、事件和细节，丰富了湖北当代文学的肌理，使之更加血肉饱满，鲜活生动。

在本期推出的《一棵树和一片森林》，讲述者是老诗人刘不朽，他是一个老革命，早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湘西剿匪，被授予过军衔，但他热爱文学，转业后到宜昌当了文化干部，对宜昌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他说“我扎根宜昌工作、生活多年，常年上山下乡，虽苦犹乐。”他讲述了他与农民诗人习久兰的交往，与工人诗人黄声孝的忘年之交，讲到作家齐克的下派挂职生活，老作家徐迟亲自帮黄声孝修改诗句等，都让人感受到那个时代朴素扎实的作风和作家之间惺惺相惜的真诚情谊。

十几篇口述稿，我们将会陆续推出。这是十几个人的个人史，也是一段珍贵的当代湖北文学史料。本刊老编辑李文讲述了她与作家方方早年的交往以及深入鄂西山区探访作家叶梅的过程，作协老领导、作家刘富道谈他善良热心的夫人把年轻作家徯晗安排住到自己家里改稿，老作家李建刚讲述他们为扶持作家鄢国培专门举办笔会的故事，以及80年代初创刊物，与沈从文等老作家的交往和约稿经历，都堪称文坛佳话。

王先霈教授回顾自己年轻时参加《文艺报》写作组写批判文章的经历，反思道：“多年以后，我回顾起来，深切体会到，任何时候，都要独立思考。对待文学作品，一定要实事求是，切切不可以深文周纳，妄加附会。即使作品确有不好处，也要根据文学的规律，细致给以分析。正常环境下的争鸣，带点火气尚无大碍（最好还是尽量避免），在某种特殊情境下，众口铄金，那是非常之要不得的。”他对文学批评的这种反思，在当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陈美兰教授回顾了1977年湖北文学界的一个重要事件，那就是对姚雪垠大热小说《李自成》的研讨，当时组织了一个研讨班到九宫山李自成墓地附近开研讨会，一个研讨班办了四十天，在今天似乎不可想象，可见当时对小说《李自成》的重视程度，也体现了举办者的严谨认真。老编辑姜弘回顾了1950年代《长江文艺》在培养作家方面的卓越成就和“文革”时期自己遭遇的磨难，以及探索真理的勇气。

黄毅先生回顾了他从延安鲁艺求学一直到随解放大军南下武汉的丰富经历，文中讲到 1961年，武汉筹建汉剧院时董必武的题诗：“各地各剧种，传人须养成。京昆登大雅，秦越走清平，尊重吴陈派，宏宣江汉声。根深入群众，生命力蕃荣。”还有，1983年由骆文主席主持的湖北第一期文讲所举办盛况，推出了熊召政、池莉等一批作家……

请恕我不能一一列举篇目，这些珍贵的文字，它们记述了前辈们为当代文学事业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有深刻的教训。它们既有对个体命运的呈现，也有对当代文学在探索中曲折发展历程的反思。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关于如何培养和发现文学的新生力量，如何把握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作家与时代以及作家与人民的关系，前辈们的经历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我想到我们在去年11月份举办的一次笔会。其中有一位来自最基层的作者。他是偏僻的大山深处一位小学教师，学校总共有四五十个学生，几位老师，学生大部分是留守孩子，吃住和学习都在学校，老师同时扮演着教师和爹妈的角色，每天夜晚等把学生们都安顿好入睡之后，这位小学教师才开始坐下来编织自己的文学梦。他就是利用这么点有限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写小说，发表了不少作品，有的还在当地获了奖。一个热爱文学的老师，想必会让文学的种子在学生心头生根发芽，一个有文学情怀的人，即使身处困境，他的精神和灵魂也是自由的。这样的写作者是我们应当鼓励的。一个小学教师写作的意义也许不在于他能成为一个多大的作家，而在于他对学生的文学启蒙，这个小小的启蒙也许会影响一群人，也许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我也想到一个作家说过的话：有文学的生活和没文学的生活，内在品质是不一样的。文学的力量就在于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它影响着一代人的文明素养和精神高度。

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接地气的深入人心的作品。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界限，有时候大俗即大雅，关键在于是否有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真切的人性关照。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就有很好的向民间学习的传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的诗句就来自民间，因为它真实地表达了青年男女之间的美好爱情，所以连孔子都认为它“思无邪”，很真诚。文学史上，每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的诞生，都离不开民间艺术力量的推动。继唐诗宋词之后，元曲崛起，成为又一座文学高峰。元曲之所以能取代宋词，根源就在于宋词到了晚期，作家远离社会现实，内容空泛，题材狭窄，辞藻堆砌。元曲的词起源于民间，流传于街头巷尾，它形式活泼，通俗易懂，为百姓所喜欢。像《庄家不识勾栏》这样的元杂剧，就非常的活泼生动，作者对一个庄稼汉初次进城看戏的心理描写惟妙惟肖，妙趣横生。它其实就是很好的文学剧本。

无论是从历史的经验还是现实的需要来看，当代文学要保持生机和活力，更不能远离热气腾腾的现实生活，虚假编造，模仿抄袭，自我复制，或者小圈子的自说自话，对文学的生命力无疑都是一种禁锢和伤害。失去了原创力的文学是没有生机和活气的，也必然离读者越来越远。在当下，要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华精神，靠简单的炫技是没有用的，必须要有思想的内核，要有真实的情感。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民间，发掘原创资源，找到新的文学生长点。记得有一年我到湖北鄂西恩施州采风，耳听目睹土家族民间老艺人原生态的歌舞表演，那苍凉而浑厚的歌声，纯熟的舞技表演，一点也不比殿堂里华丽的演出逊色，他们有的已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成为一个地方传统文化的标志性人物。还有南漳县一个乡村高跷队的表演，他们最小的十几岁，最大的有七十多岁，他们的身段和舞姿既有传统戏曲表演的神韵，又有现代舞的节奏和韵律感，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传达出积极向上乐观健康的生活态度，谁能说它们不是艺术呢？

我们期待着发现和推出更多富有原创力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