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际人口迁移趋势预测及特点分析

2017-01-06马少楠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5期

关键词：人口迁移；流动人口；户籍制度；城镇化；人口预测；区域经济；人口普查

摘要：在城镇化背景下，人口城乡、省际迁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为国内外学者持续关注的热点。以自然人口预测模型为基础，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相关数据可以得到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安徽、河南、湖南和江西8省市的人口迁移率。通过8省市的人口迁移率对这些省市2010～2100年的人口迁移结构趋势进行预测，发现：人口迁移表现出长远积累性和选择变化性；迁入地区逐渐集中，迁出地区逐渐分散；各省市人口迁移在2050～2070年均表现出先增后减趋势，其中，北京和上海人口迁入最多且女性迁移人数与男性持平或高于男性，而浙江和广东人口迁移趋势发生逆转。

中图分类号：F241.22； C9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5-0117-06

Key words： population migration； migrant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ukou）； urbanization； population forecast； regional economy； census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natural population forecast model is established and correspondent population mobility of Guangdong， Beijing， Shanghai， Zhejiang， Anhui， Henan， Hunan and Jiangxi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demographic data from the “Fifth National Census” and “Sixth National Census”. Prediction of the tren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the abovementioned provinces in 2010-2100 shows that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will cumulate over a long term and feature variation in the destinations chosen. The population immigration and emigration respectively show a trend of concentration and dispersion.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the provinces in 2050-2070 will first increase and then decrease. Among them， Beijing and Shanghai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migrants with number of females equivalent to that of males or higher number of females， and Zhejiang and Guangdong population migration show a trend of reversal.

人口迁移这一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的加速，其规模也逐渐扩大；而不同省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资本聚集程度、产业结构分布与变迁、人口规模和社会关系等的差异促使人口迁移出现规模、结构上的省级特点。《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十二五”期间，我国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约800万人，截至2014年末已经达到253亿人，流动人口居住长期化趋势日益明显，预计2020年我国流动迁移人口将逐渐增加到291亿〔1〕。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数据显示，城镇跨省流入人口规模最大的前5个省份依次为广东（195669万人）、浙江（87728万人）、上海（78473万人）、北京（63459万人）、江苏（53446万人），合计4787万人，占全国跨省流入人口总量的669%。跨省流出人口规模超过300万人的省份有8个，依次为安徽（77281万人）、四川（72952万人）、河南（71635万人）、湖南（62836万人）、湖北（50485万人）、江西（49710万人）、广西（36212万人）、河北（30345万人），合计达4515万人，占全国跨省流出人口总量的631%〔2〕。可以发现，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三大经济圈的大中城市（省份）与中西部省份在人口净迁移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口迁入和迁出呈现集中和固化的趋势。在国内生育率持续偏低、死亡率逐渐减小的人口学特征下，人口的迁入和迁出是否会依旧保持地域间“强者更强”的趋势是需要研究的课题。

一、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一）理论基础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5期马少楠省际人口迁移趋势预测及特点分析国际社会理论界对人口迁移的概念界定与不考虑户籍转移的人口学意义上的定义相一致，即将离开原住地半年及以上的人口统称为人口迁移，我国对构成人口迁移的时间定义历经三次调整后于1995年和国际接轨。早期的人口迁移理论主要由西方学者提出，被广泛接受的是D.J.Bogue的“推力—拉力”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出于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目的进行迁移〔3〕。国外学者通过研究迁移人口的性别、年龄、迁移距离等因素，认为城镇居民比乡村居民有较高的迁移可能性，城镇人口迁移以青年人口为主，而且女性的迁移倾向普遍强于男性。美国社会学家吉佛将“万有引力定律”引入维拉模型，认为两地之间的迁移人口与两地人口规模成正比，与迁移距离成反比〔4〕。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教育水平、年龄结构、收入、失业率等因素引入引力模型，反映人口迁移的规模和特征随地区间社会经济要素的变动而变化的情况。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区域间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差异是促使劳动力在不同区域主动调整的关键原因，人口迁移是劳动力区域调整的宏观表现。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将个体的迁移视为人力资本的投资。也有研究者发现，迁移率和人口净迁入量分别与人均收入成正相关关系〔5〕。新家庭迁移理论认为家庭会影响个人决策，于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影响个人迁移行为的因素有可能是家庭追求最大化经济利益和最小化风险的折中策略，也有可能是为了充分利用家庭资源才进行城市和农村的周期性往返。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不同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有不同的素质要求。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较高的本地员工与上层劳动力市场有着较高的匹配度，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外来员工只能与下层劳动力市场形成匹配，同时，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员工在薪资待遇和福利政策方面存在较大差异〔6〕。发展经济学中的人口迁移理论来源于刘易斯和托达罗经济发展理论。刘易斯模型按照劳动边际收益率的差异将一国经济部门区分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认为差异的存在促使劳动力在两个不同部门之间流动，进而表现为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托达罗模型弥补了刘易斯模型对工业部门失业问题的忽视现象，提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源于人们对城市工业部门的收入报以较高的预期。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即使城市失业现象严重也能够吸引农村劳动力持续流入的原因〔7〕。美国人口学家Rogers根据劳动迁移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年龄—迁移率理论模型，认为人口迁移概率随不同年龄阶段表现不同。一般情况下，幼儿阶段人口迁移概率较高，经过初等义务教育阶段的下降趋势后将在20～30岁达到顶峰，随后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而50～60岁阶段会有第三次的迁移小高峰〔8〕。

（二）文献综述

西方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自由迁移与流动非常正常，西方学者早在20世纪初就对人口迁移机制、迁移途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人口迁移影响因素、迁移模型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形成了系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有以张善余、王桂新和严善平等为代表的学者对人口流动的内在机制、空间分布、结构变化、影响因素和迁移人口属性进行定量分析〔9～14〕。通过阅读和整理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人口迁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分别是人口迁移空间特征、人口迁移的途径和模型、人口迁移的原因及影响因素、人口迁移政策、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关系，表1即为具体的研究内容和代表学者〔15～20〕。可以发现，人口迁移动因、影响因素、空间分布及对人口迁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等是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一般认为较高的人均收入、教育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生活水平是吸引中青年跨行政区域求学、就业和定居的主要原因，同时两地迁移距离、家庭决策和社会文化因素也会对人口迁移产生影响。

但同时也可以发现，上述研究多集中于人口迁移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的分析，针对人口迁移趋势的预测研究较少。虽然陈沁、宋铮根据第五、六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建立了全国人口预测模型，得到了人口的“乡—城”分年龄和性别的迁移率，并通过预测2010～2100年的乡城迁移人口规模反映了城镇化背景下中国人口的乡城迁移特征〔21〕。但我国幅员辽阔，东部、中部和西部省市拥有不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产业政策，这使得省际间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增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以上三个因素对人口迁移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本文通过建立省际人口迁移模型，选取八个典型省市分析其人口迁移特征并对人口迁移趋势进行长期预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不同省市人口迁移的性别、年龄特征和趋势差异，为省际社会保障等相关研究提供政策思路。

二、人口模型及数据来源本文根据文献〔21〕建立城乡人口迁移模型的思路确定省际人口迁移率的计算方法，其中，自然人口的预测沿用原有模型结构，但为了突出省际间人口的迁出和迁入特性，将迁移率之前的符号改为正号，r值为正表示人口迁入，r值为负表示人口迁出。整理相应省市2000年和2010年分年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育龄妇女生育率和总人口数，建立自然人口预测模型：

分别代表各省份女、男性以及年龄。θit代表出生时的性别比例，bjt代表育龄妇女在该年龄的生育率，di，jt代表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死亡率。其中，Ni，jt是预测的人口，Mi，jt是普查人口数，Ni，0t代表预测的新生儿数量，ri，j各省份分年龄和性别的迁移率。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和模型计算方便，本文的人口预测以10年为间隔，将年龄分成0，1～9，……，90～99，100岁及以上12组，预测中的育龄妇女生育率取2000年普查数据的12倍。模型计算发现以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预测得出2010年全国人口总数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拟合较好（见图1）。图1中除10～19岁年龄组人口比普查数据略高外，其余年龄人口数量几乎与普查数据一致，70～79岁及以上预测人口比普查人口数据低。这一方面是因为模型中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保持与2000年一致，未考虑到实际医疗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减小少儿死亡率，同时提高老年人口寿命；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10～29岁的人群出国求学、高龄老人回国养老等情况。

在图1结果的基础上，本文根据《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4》和《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按劳动力跨省流动数量排名和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损失额度排名，分别选取广东、浙江、上海、北京为典型劳动力流入省份，选安徽、河南、湖南和江西为典型劳动力流出省份；以各省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为基础预测其2010年人口总数，通过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比得到迁移人口数（此处的迁移人口既包括短期流动人口，也包括长期迁移人口），就可以反推算出各省市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迁移率。

三、人口迁移结构及趋势预测（一）人口迁移率

假设分性别、年龄的省际人口迁移率在模型中保持不变，则有：

Mi，j2010=Ni，j2010×∏10k=1（1+ri，j）。（1）

式（1）表示2010年实际人口数据是2010年预测的自然人口数据经过10年的人口迁移形成的，其中r是人口迁移率。将各省市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10年人口预测数据带入式（1），就能推算得出各省份分性别和年龄的人口迁移率。图2是对各省市劳动年龄人口的迁移率数据按流入/流出省市和人口性别的整理和比较，以便得到劳动年龄人口迁移的年龄和性别特征。从图2中可以看出人口迁移主要集中在20～39岁年龄段。其中北京和上海20～29岁年龄段的人口迁入率高达008，显著高于广东和浙江省平均003的迁入率，除了广东20～29岁男性人口迁入率高于该年龄段的女性外，各省份男女迁入比例基本相近；而人口迁出省份中20～29岁年龄段的男女迁出率差异较大，迁出人口主要为男性，而且安徽人口迁出率和迁移率的性别差异在四个迁出省份中最大，男性迁出率高达003，是该年龄段女性迁出率的两倍。考虑到学生求学、女性婚假和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北京和上海20～49岁人口迁入率明显高于其他两省也较为合理；在人口迁出省份中除了劳动年龄人口，50～69岁人口也有迁出趋势，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省份年轻人口出省工作后，年迈的老人出于想得到子女的照料也随之迁移。

（二）人口迁移趋势

将各省市分性别和年龄段的人口迁移率再次带入式（1），即可推算出各省市2010年至2100年的人口迁移规模和性别特征，同时，可以近一步观察各省市人口迁移的长期趋势。图3呈现的就是2010～2100年间各省市分性别的迁移人口趋势。

从图3中可以发现：（1）各省份人口迁移经历先增后降趋势。人口迁移高峰期主要集中在2050～2070年，之后逐年减少。（2）北京市是人口迁入最多的城市，其次是广东和上海。河南是人口迁出最多的省份，其次是安徽、湖南和江西。（3）浙江省人口从2040年开始迁出，广东省女性从2080年起开始迁出，出现人口迁移逆转的现象。（4）北京和上海的女性拥有与男性相同的迁移趋势，且人数与男性持平或高于男性，而其余省份的男性和女性迁移趋势不一致，且男性迁移人数普遍高于女性。

如上所述，人口迁移峰值出现在2050～2070年，经历先增后降或逆转现象，一方面说明了人口迁移的长远性和累积性，即人口迁移的优势或劣势并不会马上显现出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口迁移的选择性和变化性，即今日的人口迁入大省并不一定具备持久的人口吸引力，有可能在未来变成人口迁出省市，而传统的人口迁出大省也并非将长久处于人口迁出状态。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的迁入人口数量与河南、安徽、湖南等地的人口迁出数量之差，反映了人口迁入省市的集中性和人口迁出省市的分散性。长三角、珠三角等地以其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优质的教育和生活资源吸引了大量中西部省市的劳动力迁入，而众多中、西部二三线省市成为劳动力输送者，持续为发达省市造血，同时为自身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埋下隐患。北京和上海的迁移人口性别差异明显小于其他省份，说明经图3人口流入、流出省市迁移人数济发展程度越高，职业性别歧视越小，女性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有利于吸引女性人口流入；另一方面，各省女性迁移人数的逐年提高也和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有关。纺织业、服装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对女性就业者的大量需求。

四、总结本文结合两期人口普查数据建立了省际自然人口预测模型，计算了8个省市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迁移率，并预测了未来90年各省人口迁移趋势。发现人口省际迁移具有长远性、累积性、选择性和变化性四个特点。各省市的人口迁移均会经历先增后减的趋势；中青年是迁移主力，但老年人迁移意愿也逐渐凸显；人口迁移趋势的性别差异在不同省市间表现不同。

中国地区之间日益频繁的人口流动与迁移通过影响省际间劳动力和资本的重新配置，会逐渐改变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从而对当地居民和迁移者本身的求学、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人口省际迁移规模逐渐加大，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分布逐渐呈现聚集和固化特征的背景下，合理的预测中国人口的省际迁移结构和趋势，前瞻性的调整省际产业结构是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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