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胜前+陈亚辉+何长清

摘 要：列奥·施特劳斯认为迫害导致政治哲学家在著书立说时采取一种隐微的写作方式，并对迫害的涵义进行了分析，他主张一种字里行间的阅读方法。这种方法具有寻求真理、限制极端理性膨胀等必要的价值。但是这种文本研究方法也易造成孤立解释、认知失真等问题，应该审慎采用。

关键词：迫害;隐微;字里行间;文本研究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216（2016）11C-0063-03

在政治哲学研究领域，列奥·施特劳斯具有重要的地位，他提倡的文本解释理论方法和以斯金纳、波考克、邓恩为代表的剑桥学派主张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分庭抗礼，为人们研究政治哲学思想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路径。正如霍尔姆斯调侃的，“施特劳斯是从中欧移植到美国中西部平原的异域之花”，施特劳斯在政治学领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他提倡的基于“字里行间的写作”“字里行间的阅读”的文本研究方法面临不少的争议。如何看待这么一种研究方法，数十年来学界议论不休。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施特劳斯主张那样一种研究范式？文本研究方法的价值体现在哪里？该方法是否有局限性？

一、迫害与写作：一种关系探讨

众所周知，施特劳斯关于思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重点关注经典文本，并采用哲学方法对其进行形而上学的思考，力图从中推导出那些永恒不变的传统价值和基本观念。施特劳斯及施特劳斯学派关注的主要是政治哲学史上伟大人物的伟大著作，施特劳斯总是强调“像作者理解自己一样理解作者”。在思想史研究中，施特劳斯习惯于把目光聚焦于著名思想家和他们的作品，把经典文本视为唯一的研究对象。在他看来，那些涉及政治、道德、宗教以及其他思想类型的经典文本，包含着思想家对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永恒问题的回答，从中可以总结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永恒不变的基本观念。

思想史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和阐释经典文本，将注意力集中于每个思想家对待那些永恒问题的看法和态度。正如他主张的那样，他在研究政治哲学的实践中，始终贯彻“字里行间的阅读”式文本解读方法，这在其《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 和《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研究》等著作中有充分的体现。

在其专著《迫害与写作艺术》和《注意一种被遗忘的写作艺术》《显白的教诲》几篇文章中，他具体阐述了主张文本解读方法的原因。在他看来，由于政治哲学坚持真理性，与政治社会现实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为了躲避人身迫害，避免政治哲学著作尚未付梓而被政治、社会等外在强制力量（也包括温和的社会舆论的力量）扼杀，著书者往往采取“字里行间的写作艺术”即一种显白——隐微式写作方式。“‘采取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这一表达方式标明了本文的论题，因为迫害对著述活动的影响恰恰在于，它迫使所有持异端观点的作家运用一种独特的写作技巧，我们在谈及‘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时想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写作技巧。”这种写作技巧时常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只要读者略微细心一点，就会发现书中充斥着大量看似自相矛盾、读起来令人似懂非懂、云里雾里的文本，对于体现著述者本人主张的文本，著述者往往有意模糊、隐藏真实本意，只有聪明的读者方能领略其中奥妙。由此可见，迫害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写作技巧，从而产生出一种独特的著述类型：只要涉及至关重要的问题，真理就毫无例外地透过字里行间呈现出来。这种著述不是写给所有读者的，其针对范围仅限于值得信赖的聪明读者。它具有私下交流的全部优点，同时免于私下交流最大的弊端：在私下交流中，只有作者的熟人才能读到它。它又具有公共交流的全部优点，同时免于公共交流的最大弊端：作者有可能被处以死刑。与此相应，施特劳斯主张阅读他们遗留下来的经典著作时，也应该采取一种字里行间的阅读，通过释读著作中的隐微含义，了解文本作者的真实意图。

以上比较简单地说明了迫害与写作的因果关系，然而施特劳斯理解的迫害到底是什么呢？在施特劳斯眼里，他认为“迫害这个概念涵括了多种多样的现象，从最残忍的类型（如西班牙宗教裁判）到最温和的类型（如社会排斥），应有尽有”。宗教的迫害，在中世纪的西方异常普遍，那时候，西方各地都设置了大量的宗教裁判所，用来专门对付持有与占社会主导的天主教思想相左的意见分子，众所周知，坚持哥白尼思想的意大利学者布鲁诺就惨遭宗教迫害，被施以残酷的火刑。比较温柔的迫害——社会排斥，在古代和中世纪，更是家常便饭，只不过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迫害”。

以上只是两种极端的迫害，大部分的迫害介于这两者之间。例如，在公元前五世纪和四世纪的雅典、中世纪早期的某些穆斯林国家、十七世纪的荷兰和英国、十八世纪的法国和德国，就出现过这样的迫害——尽管这些时期都相对比较自由。但是，只要看看阿那克萨哥拉、普罗塔戈拉、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阿维森纳、阿威罗伊、麦蒙尼德、格劳秀斯、笛卡儿、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培尔、沃尔弗、孟德斯鸠、伏尔泰、莱辛和康德的传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只要看看他们的书的扉页，就可以发现，他们在一生的至少某个时期目睹或遭遇了一种比社会排斥更实在的迫害。我们也不能忽略了一个事实：宗教迫害与对自由研究的迫害不是一回事。在有的时期、有的国家，一切类型或至少是多种类型的崇拜活动都受到许可，但自由研究遭到禁止。由此可见，施特劳斯认为写作可能面临的迫害有许多，迫害这个概念含义广泛，既包含了最惨冷的迫害和温和的迫害，又包含了包括对自由研究的禁止的迫害等许多其他种类的迫害。

二、字里行间的阅读艺术的必要性

如上所述，正是因为前人基于免于迫害、坚持微言大义而写作。因此，在研究前人的著作时，应该坚持字里行间的阅读、仔细阅读文本。在施特劳斯及相关领域的许多学者看来，采取“字里行间的阅读艺术”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十分必要。既然这种文本研究方法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青睐，那么，施特劳斯“字里行间的阅读”研究方法到底有什么价值呢？

首先，寻求隐藏在字里行间中真理的需要。在政治学研究领域，政治哲学“追求真知与智慧，追求万事万物的本质”。这样，政治哲学必然会打破世俗社会呈现的虚假、谎言格局，因而，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世俗政治社会能够完全沐浴真理的阳光，真理相对于一般东西，往往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更具有隐蔽性。可以发现，处于专制集权国家的历史学家，不能公开地、毫不隐晦地表达真理，因为这样做将面临政治迫害的风险，只能在私下场合与最亲密和最信任的朋友交流，表达真理。即使在一直享有公开讨论的充分自由国家，对政治哲学的自由讨论也受到了压制，从而陷于强制之中——“人们的言论必须与政府认为合宜，或政府严肃持有的观点一致”。因此，通过隐微写作的技巧，将真理隐匿于字里行间，避免遭受迫害，同时将真理公之于世、流于后世，这不失为一种策略。所以，人们有必要通过字里行间的阅读，细致地发掘文本，从而发现藏于文本中的真理。

其次，矫正理性主义者的虚诞和狂妄的需要。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启了一个理性主义的时代，理性主义固然有无法替代的科学性，但是理性主义也容易步入极端——厚今而薄古，认为现在的一切都优于古代。这体现在文本解读领域，掀起了一场浩大、持续长久的“古今之争”。施特劳斯透过他特有的“字里行间式阅读”发现，西方哲学自近代以来是一个日益走火入魔的过程，现代哲学和现代政治哲学拒绝“古典政治哲学”的自我认识（哲学只是认识世界），而狂妄地认为整个世界可以而且必须按照“哲学”改造而这种走火入魔回到字里行间就表现为：现代哲学和政治哲学遗忘了或拒绝了一种古典的写作方式。施特劳斯注意到，自康德以降，解释者竟然认为可以比“过去的思想家”更好地理解“过去的思想家”，“认为他的见识高于古代作家的见识”;这类解释者呈露了18世纪理性主义的狂妄和虚诞：“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相信理性时代高于从前的一切时代。从当今思想高于过去思想这一信念出发的历史学家们觉得，没有必要按照过去本身理解过去：他们只是将过去看作对现在的一种准备。”因此，不难理解，施特劳斯主张“字里行间的阅读”的文本解释理论正是为了抵抗启蒙运动的极端理性主义者。在《如何着手研究中古哲学》一文中，施特劳斯向现代思想史家提出一个解释学原则：“思想史家的任务是恰如过去的思想家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们，或者依据他们自己的解释复兴他们的思想。”为此，在解释文本时，必须回归文本，站在过去的思想家的立场解读他们的著作，而不是从现在的角度、从自身的立场胡乱解读文本，对于理性主义者的虚诞和狂妄解读方法必须及时给予矫正。

最后，从纯粹的语义学角度看，字里行间的阅读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语义学看，字里行间的阅读是一种比较细致的、咬文嚼字式的阅读。前面已经讲到，透过字里行间的阅读可以发现隐匿在其间的真理，同样，通过这种文本阅读，可以加深人们对文本的理解。既然如此，那么字里行间的阅读对于加深文本的理解到底有哪些帮助呢？首先，字里行间罗列出事物观察的逻辑顺序;其次，字里行间刻画出人物的生活环境、社会地位。再次，字里行间隐含着作者的情感态度。最后，字里行间影射着时代背景。虽然，看上去这些理由不尽能够解释政治思想史著作方面的文本情况。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理由同样适用解读阅读政治思想史著作。通过细致的字里行间式阅读，在相当程度上，确实有助于理顺作者的写作逻辑、写作背景及隐藏在其后的社会背景，甚至有助于了解和把握作者的真实情感态度。政治著作一般比较枯燥，著作者犹如老夫子阐释其思想观念，看似没有真实感情外露（很多政治学著作的作者一般会煞有介事的宣称其著述基于价值中立的立场），囿于文本的枯燥性质，但其往往通过隐微写作方式，表达真实的情感价值，只有借助字里行间的仔细阅读才能窥视作者的真实价值情感，这是一般的囫囵吞枣式阅读达不到的。

三、过犹不及——文本研究的限度

可以看到，施特劳斯主张的字里行间的文本研究方法有存在的必要价值，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研究方法具有能够释读一切的作用，任何一种研究范式都有局限性，片面夸大一种研究范式的功效往往只会走入另外一种极端。作为一种规范政治学研究方法，施特劳斯主张的文本研究具有限度，不应该盲目崇信。

首先，存在孤立解释的局限性。不加节制、孤立地使用这一文本研究方法往往过犹不及，容易犯孤立主义错误。纯粹为解释而解释容易导致滥用这一方法，从而造成孤立地看问题，缺乏全局观念，走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区，造成文本解释主义神话。剑桥学派的代表斯金纳就批判施特劳斯对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那种专注于对经典作品进行文本分析的方法展开了系统的攻击，他指出那种非历史的、孤立的文本分析存在诸多危险，比如，将阐释者的思想强加给作者，出现年代错乱的概念，并且仿效培根批评那些“文本主义者”制造出“学说的神话”“融贯性的神话”“预见的神话”和“褊狭的神话”。在施特劳斯那里，他的研究主体是一个个思想家的思想（文本体现为每个思想家的著作），从中推理出这些思想家的基本观念和主张。对于这种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方法，波考克批判道：“思想家变成了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被从他们所属的具体社会中分离出来，好像他们身处一切时代，在对一切时代的人发议论;他们的作品也被置于其特殊历史环境之外，并被当作思想家个人意识状态的记录，而不是某种社会活动或历史事件的体现;以哲学的方法去分析政治作品，把它们放在一种作者与他的任何同时代人都可能未曾达到的抽象层次去研究，强加给它们一种它们实际上并未获得的逻辑连贯性。”但是，剑桥学派并没有否定文本解读的基本价值，他们同样强调“文本解释”，但他强调的文本解读和施特劳斯存在区别，剑桥学派主张的是历史语境化的文本解释，这一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施特劳斯文本解释方法容易犯的错误。

其次，在实践施特劳斯这种字里行间的阅读方法时，容易造成认知失真的问题。确实存在为了躲避迫害而采取字里行间的写作艺术的情况，但是作为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文本的字里行间的阅读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假设能够进行字里行间的阅读的读者都属于施特劳斯所说的那类少数的聪明者，那么问题随之来了。首先，聪明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含糊的概念，人们在定义聪明时，没有一个精确性的标准，而且聪明者这一集合体中，每个人的智力、知识面都不同，无法用一个度量尺衡量。其次，每个聪明的读者由于所处的时代、国度及人生阅历不同，在字里行间的阅读中，对文本的理解可能会千差万别。最后，每个聪明者的文本阅读得出的结论未必就和著者的写作意图一样，甚至可以说，没有谁的解读能够与著者的写作意图完全重合，因此，通过字里行间的阅读具有不确定性，无法保证原文的精确性。施特劳斯自己也坦承，字里行间阅读法的出发点是，必须精确考虑作者的明确陈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这种方法才是正当的。总而言之，精确性不能混同于只顾细节，不顾全面。真正注重精确性的历史学家会坦然接受一个事实：在辩论中取胜，或向每个人证明自己是对的，这完全不同于理解昔日伟大作家的思想。由此可见，这种文本研究方法在实践中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应该持审慎的态度使用这种方法，切不可过度使用，超过其限度。

四、结束语

施特劳斯开创了一种文本解释的规范政治哲学研究方法，他为我们进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上的“终南捷径”。在施特劳斯那里，因为现实政治社会的迫害导致政治思想家在著书立说时不得不采用一种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尽管不是唯一原因），这种字里行间的阅读方式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人们在研究政治思想史时，应该采取一种字里行间的阅读方式，做到哲学的、科学的政治理解。但是，这种阅读方式也有其局限性，在实践中，需要采取批判的、审慎的态度灵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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