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欧洲中部、没有明显的地缘优势和资源禀赋的德国，却始终享有世界制造强国的殊荣。虽然德国二战遭遇重创，但其在战后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步入“经济奇迹”时期，逐渐成为经济发达、科技领先的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据欧盟最新统计，2015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30259亿欧元，占欧盟28个成员国总值的20.68%，是欧盟经济中当之无愧的“老大”。2011年，德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年平均工资42900欧元，在欧洲仅低于北欧的丹麦、冰岛以及邻国荷兰。如果考虑到德国有8200万人，那么，说德国老百姓在欧洲最富裕应该也不为过。战后，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壮大，为其扩大政治影响创造了条件。现在，德国是欧洲真正的核心，在欧盟决策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走通了一条“先富后强”的崛起之路。

外部条件：战后德国建成外向型经济

二战结束后，联邦德国采取出口立国的政策。据欧盟统计，德国出口额在2011年首次突破1万亿欧元大关，2015年达到11983万亿欧元，占同期欧盟28个成员国出口总额的66.9%。目前，德国一半的就业岗位与出口有关，外贸收入约占德国企业收入的1/3。可以说，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是战后德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战后德国外向型经济能够取得巨大成功，首先应该归功于欧洲和世界接纳了战败的德国。历史上，德国一直是欧洲最大的“问题”。这是因为，处于欧洲心脏地区的德意志民族体量大、素质高、实力雄厚，它的崛起势必改变欧洲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因此，始终令其邻国忧心忡忡。1871年，德意志民族终于在东部邦国普鲁士的带动下建立起统一的国家，之后德国迅速崛起，随即与欧洲列强产生激烈冲突，最终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二战结束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小亨利·摩根索提出，应让德国在战后支付巨额赔款，用于帮助受害的欧洲国家战后重建，同时遏止德国再次崛起。但是，由于汲取了一战的教训，同时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及其盟友最终采取了相反的政策。1948-1952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以金融、技术、设备等形式实施对欧援助，金额合计131.5亿美元。

“马歇尔计划”在战后“欧洲复兴”的过程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目前尚有争议，但从解决“德国问题”的角度看，该计划的实施标志着战胜国放弃了弱化德国的企图，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战后联邦德国抓住西方世界对其采取接纳政策的机遇，一方面积极反省纳粹时期的战争罪行，取得欧洲国家的谅解与信任，另一方面则努力在经济上融入一体化的欧洲，构建面向全球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充分释放德意志民族的“经济动能”。这样，不仅联邦德国迅速走向富强，而且，从根本上消解了“德国问题”。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德国联手法国发挥“火车头”作用，始终尊重其他成员国的利益诉求，甚至似乎总在低调行事。但是，半个世纪过去后，多数欧洲人却已经接受了德国在欧盟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事实。这是因为，战后联邦德国的确在欧洲繁荣与安全格局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至于其在欧盟成员国中的地位最高则是其经济体量的必然结果。因此，以对外开放拉动经济增长，在战后德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德意志民族的“强国梦”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最终通过外向型经济发展以文明的方式得以实现。

内部条件：战后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

战后联邦德国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其主要特点是自由竞争与政府控制并存、经济杠杆与政府引导并用、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并重。

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相比，社会市场经济更加注重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有助于形成比较和谐的社会氛围，增进特定国家内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团结，为经济发展创造较好的条件。战后联邦德国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增长，与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这种特点是分不开的。据世界劳工组织统计，2007年，德国各行业共发生劳动争议286368次，而同期法国发生1553000次，英国发生1041100次。这说明，德国劳资合作的程度远高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

在全球竞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控制劳动力成本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德国做的比其他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西欧国家要好。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控制劳动力成本是在国内劳资双方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实现的。两德统一后，德国遭遇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2003年，德国经济增长率为-0.4%，在欧盟成员国中仅优于葡萄牙（-0.9%），排名倒数第二。当时的德国被人们称为“欧洲病人”，不仅经济低速增长，而且政府开支和财政赤字都高于欧盟平均值。为走出这种经济困境，时任德国总理的社民党人格哈特·施罗德推出包括系列改革措施的“2010议程”，内容涵盖劳动力市场改革、压缩社会福利、降低税率、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以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等，目标是提高经济效率、强化德国的国际竞争力。施罗德政府要求企业最大限度地减少裁员，同时要求工人忍受就业福利的削减，增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当时，欧元区刚刚建成，大量资本从德国流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南欧，德国必须控制劳动力成本才能维持国际竞争力。结果，南欧国家很快就因为热钱流入产生经济泡沫，提前进行经济结构改革的德国反而得以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维持较低失业，在欧债危机过程中“一枝独秀”，极大地增强了德国在欧盟的话语权，成为欧洲国家改革成功的典范。

2007年，欧盟已经把“社会市场经济”写进《里斯本条约》，将这种源于德国的经济社会模式上升到“欧洲模式”的高度。但是，从实践效果看，这种模式所产出的“社会团结”与社会和谐能否实现却有赖于更加复杂的文化因素。与西欧其他国家相比，德意志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父权主义”色彩更加浓厚，在价值观上更加强调勇敢、严谨、服从、纪律、秩序、团结等“自律性”而非“自由性”的品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合作精神更强。对其他欧洲国家来说，没有这些文化精神的支撑，即使照搬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全套的制度，恐怕也未必能取得国富民强的效果。

战后德国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产品的优质和创新，而这与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底蕴有关。但是，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基因并非全是精华。在德国崛起的过程中，普鲁士发挥了很大作用。德意志民族强调自律的特性和军国主义、种族主义结合起来，能够产生出什么样的恶果可想而知。可见，深入思考战后德国走向富强的内外条件是非常重要的。

（摘自《人民论坛》田德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