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泳三政策对当前经济危机的影响

2017-01-05金海燕金光熙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11期

金海燕　金光熙

摘要：以“文民政府”的总统著称的金泳三过分重视自己的政绩，在全球资本主义浪潮中，又过早开放韩国金融市场；以韩宝集团为开头的财阀连锁倒闭是金融危机的前兆，金泳三却错失了对应时间，而姜庆植等经济官僚仍然以官治金融式思考应付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没有认识到自身的错误，这些均导致了韩国的金融危机。

关键词：金泳三；三党合并；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D7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077-05

一、金泳三格外重视政绩

金泳三作为文民政府的总统，与其说是民主主义的领导者，还不如说他是一位当机立断的行动型领导人。

金泳三以极为出众的正面突破能力赢得了政治领袖地位。1969年提倡40代旗手论，使在野党实现总统候选人的新老交替；70年代两次当选为新民党总裁，并带领新民党开展反独裁斗争；1983年以绝食斗争开辟民主化运动的新局面；1985年在12届国会议员选举中掀起在野党旋风；1986年主导改宪政局；1990年三党合并后，在内阁制约定书波动时把全局完全扭转过来；1992年成为民主自由党总统候选人，这些都是其善于正面突破的代表事例。

金泳三总统与20世纪60年代的普通人一样，受到权威主义文化教育的熏陶，带有权威主义倾向。他9次当选为国会议员，在政治活动中深刻领会媒体舆论的重要性。在30多年来的民主化斗争过程中，受到权威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不知不觉中强化了自身的权威主义因素。由于长期的反独裁斗争，金泳三没有多少精力投入学习，其知识水平和眼光颇为有限，执政以后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1988年4.26国会选举结果出现了“朝小野大”的政局，卢泰愚总统极为被动。为了扭转局面，确保政局的稳定性安全性，卢泰愚谋求三党合并。当时，金泳三的政治处境非常不利，他领导的统一民主党的议席比金大中的和平民主党还少，在国会只不过是第三大党。金泳三权衡利弊以后为了当上下一届总统，接受三党合并。1990年1月22日，执政的民正党和在野的统一民主党、新民主共和党以“救国的抉择”①为幌子发表了关于合并成立民主自由党的《新历史创造宣言》。②“三党合并”被记录为20世纪90年代韩国最重大政治事件。不管卢泰愚和金泳三怎样粉饰“三党合并”，从本质上论它就是对“6·29宣言”和民主化进程的背叛，是一次保守主义的政治赌博和“政变”。③

三党合并以后，过去的民正党和统一民主党围绕着下届民自党总统候选人位置展开了激烈的角逐，直到1992年12月总统竞选为止，内讧一直没有停止过，卢泰愚和金泳三之间也发生过几次冲突。金泳三认为安企部企图用政治阴谋埋葬自己，说内阁制约定书风波就是典型的政治阴谋之一。最终，金泳三成功扭转局面，卢泰愚不得不做出让步。1991-1992年为争当总统候选人，金泳三一派和反金泳三一派对立。1992年5月，金泳三以大势论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得到卢泰愚的支持，成为民自党总统候选人。1992年8月，金泳三背靠着舆论压力，以选定移动通信企业和“燕岐郡非法选举”事件，与卢泰愚摊牌。结果，卢泰愚出乎意料地退出民自党，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

金泳三特别看重言论媒体，增大了保守言论的影响力。加上金泳三和金钟泌分道扬镳，动摇了地方支持基础。改革的副作用和错误累积起来，结果1995年6月输掉地方选举。大型事故频发，危机管理能力和国政运营能力遇到重大的挑战。赶走金钟泌等保守势力，激起T.K.不满情绪的查正改革后遗症等结合起来导致金泳三在地方选举中大败。

由于金泳三的学识有限，他在当上总统的过程中背叛民意与卢泰愚一派勾结，再加上自诩为30多年以来的第一位文民总统，因此特别看重自己的政绩。他必须拿出符合于“文民总统”美誉的政绩，以此恢复过去因背叛民意受损的名誉。过分看重自己的政绩的结果，发生很多不应该的事情。比如，以人为提升韩元价值来制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大关的假象。金泳三根本不具备世界眼光，还带头高唱“全球化”，给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和韩国大企业提供了可乘之机。

金泳三的“文民政府”追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被视为国政基调推崇，而且政府没有彻底清除官治经济和政经勾结，也没有清除腐败和不合理结构。国家主导的“官民协助”体制被财阀主导的“民官协助”体制替代。1987年以后成立的“韩国模式2.0”以1997年金融危机告终。④1997年的金融危机和美国式结构调整以后，经济权力转到财阀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共生联合手中。

二、金融市场的过早开放

金泳三成为国家最高决策者之后，立刻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从中可以看出，他属于“积极的行动型”。当时，经济部门对实施金融实名制有若干不同看法，其中有洪在馨财务长官的慎重论、李经植副总理的早期实施论（所谓澡堂修理论），金泳三总统在1992年青瓦台单独会面时，指示施行李副总理的早期实施论。⑤

在就职演说中，金泳三总统强调他要在“患病”的土地上“创建新韩国”，就必须进行“变化与改革”、整肃腐败、振兴经济、匡正国家纲纪。⑥金泳三政府的改革目标是治愈“韩国病”和创造新韩国。行政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以民为主，引进经济体制，建立小政府。

1994年末，金泳三政府宣布，将1995年定为“全球化”即“地球化的元年”。⑦韩国政治经济结构改编的计划之一的“全球化”，从经济层面来看意味着通过金融自由化转向民间主导经济，支援财阀的投资和全球竞争。20世纪90年代，金融自由化措施包括利润自由化、银行经营自律化、外汇自由化、资本市场开放、外国人投资自由化、废止金融政策等。其中值得瞩目的是，不顾金融自由化，维持了固定汇率制，按照金融自由化短期借入资本自由化，许可和扩大综合金融公司。

金泳三政府前期，中央行政机关的辅助机关数明显增加，由于实施复数职级制，相当多的晋级实际上导致行政改革归于原点。对此，韩国行政学会会长姜信泽教授把金泳三政府行政改革的局限性归结为集团领导力的欠缺和没有激发职业公务员的积极性。1995年下半年的全球化目标引发了不少不满，但仍持续推进，也没有取得显著成效。不顾一切地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终还是招致了金融危机，经济上大步后退。

美国向韩国施压要求开放金融市场。韩国为了走向全球化，主动开放了金融市场。

金泳三政府没有认识到国际金融资本带有的攻势性质，因此没有采取有效对策。金泳三政府的全球化战略，虽然在国际上以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形态表现，但是在把握世界资本主义主导的流动问题上失败。面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版图，如何对韩国施加结构调整无知。

自从90年代金泳三上台以来，韩国施政战略由保护国内产业体系转向促进经济的全球化，韩国的金融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为了使韩国全球化战略更制度化，韩国1993年申请并于1996年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为了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韩国同意向发达国家投资者逐步开放金融市场。除了对长期贷款和股权投资保留管制外，韩国政府逐步放松了对资本流入特别是国外短期信贷的控制。受传统政府担保的思维惯性的影响，管制的放松导致企业过度借贷，外国银行可以在没有政府信贷担保的情况下向大企业借贷，短期外债急剧增加。处于监管真空中的隶属大财团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量在国外借入短期贷款并发放贷款给自己。

韩国政府过去的一些做法使企业养成了借款的坏习惯，其典型的例子就是朴正熙政府1972年实施的“8·3私债冻结措施”。紧急措施就是政府帮助债务人赖账，严重违背了保护私人财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由于官治金融、金融机关和大企业的勾结越发严重，金融机关因被大企业牵着鼻子走而丧失了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紧急措施的实施虽然使企业的体质得到了改善，但同时也使企业养成了借债的习惯。

从最大的30家大型企业集团的融资结构看，短期借款的比重从1994年的47.7%增加到1996年的63.3%。从1993年到危机爆发前的1997年9月，韩国外债从440亿美元增加到1200亿美元，尽管1996年债务总量占GDP的比重仅为22%，但其中60%都是短期债务。在1997年的第三季度，韩国短期外债已经是储备货币的323%。⑧不仅如此，金融开放和放松管制的同时，韩国政府也从积极的产业指导政策和投资监管中退出，企业集团纷纷在钢铁、汽车等领域进行重复投资，造成产能严重过剩。过高的企业资产负债比率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1997年宣告破产的财团中，起亚集团的负债率为519%；汉拿集团的负债率达2056%；韩宝集团的负债率达到1900%；真露集团的负债率高达3073%。⑨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7年初韩国一些企业集团的破产使得外国投资者对韩国失去信心，资本大量外流。同年11月，韩国用尽了全部外汇储备，固定汇率失守，韩元暴跌，由于无力偿还外债，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高达57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⑩

三、金泳三政府的金融政策失误

金泳三政府认为对财阀限制过多导致金融危机，开放不足也是原因，但真相正相反。危机是由于财阀势力过大，失去管制力度的“软性政府”民主化的纪律不足导致的。印度经济学者阿玛蒂亚森认为，危机是“非民主通知方式传下的惩罚”。{11}内部财阀抵制政府的限制与管束，要求更多的自由化与开放，开始了全球化经营之路。金泳三政府备受财阀扶持，调解矛盾失败，走向了不理智的“全球化”和开放基调。而外部受到美国-国际金融资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的压力，失去了对外开放的管理能力，这些内外要素的合力导致危机的发生。

第一，韩国政府不顾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把一日汇率涨跌幅度限制在2.25%，通过外汇市场干预阻止韩元急速贬值，实际上操控固定汇率制。韩国不仅经济稳定，而且国民收入维持在一万美元以上的政治动机也影响了汇率管理。政府消耗庞大资金，大力扶持出口主导的大企业。结果外国人投资者用低廉的价格购买韩国企业股票，企业收益翻倍掠夺。以出口总额比进口多100亿美元的企业为例，假如政府干预使美元化的汇率提高10元，净收入1000亿元。普通市民则受到进口物价的上涨，负担加重。

第二，韩国政府3个月短期美元借款自由化等举措使短期外资引进自由化，反而继续限制引进包括外国人直接投资在内的长期外资，以寄希望于长期外债高利息的下降。

第三，韩国政府在1994-1995年期间把24家投资金融公司转换为综合金融社。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从事多种金融业务的投资金融社转为高收益综合金融社，向政府多方贿赂。{12}政府没有实行类似信贷健全分类基准的健全性监督基准。这种方式的金融自由化将把经济引向“不修边幅的开放”状态，使韩国经济变得十分脆弱。{13}金融自由化的顺序尤其重要，在没有得到金融监督和法定下层结构的改善下，进行金融自由化，不如推行长期外资，像银行贷款短期外资的自由化。结果，项目赤字日益增加，为了维持汇率而鼓励外资流入，通过财阀的庞大投资需要和综合金融社的投机需要交互作用，使外债规模和结构都迅速趋于恶化。

首先，韩国的外债在1993年为439亿美元，1994年为898.3亿美元，1995年为1，198.0亿美元，1996年则剧增到1，573.6亿美元，到1997年9月，对外总债务更是高达1，774.2亿美元。1993年末，外汇储备比1996年末剧增2.07倍，总外债中短期外债占比1995～1996年越过50%，1997年9月，短期外债总额达到804.7亿美元。{14}

其次，全体企业部门融资、外资所占比重也从1994年的6.6%增加到1996年的10.4%，30个大财阀的外部资金中短期借款比重同比从48%增加到64%。财阀用短期借款对钢铁（现代）、特殊钢（韩宝、起亚）、汽车（三星）等已经饱和的产业部门实行“过度重复投资”。

再次，拿着从日本借入的短期贷款向东南亚投资是综合金融社的国际金融差价交易。这是一种风险投资，如果商业银行投资东南亚公司债券，证券所的海外基金衍生投资不能延长，公司就得倒闭。综合金融社在没有国际金融经验和风险分析能力的情况下，实现短期外汇借款自由化。随着韩元价值实质固定，没有顾忌汇兑损失风险，涌入高收益的日元套利交易。拿“零利息”的日本1年以下短期借款，投资于利息较高的东南亚、东欧圈的长期债券。{15}1997年10月，当时综合金融社海外200亿美元借款中，129亿美元是短期借款，海外贷款的200亿美元中168亿美元是长期贷款。

按短期外汇借款，国内外长期投资无法对应短期资金回收时，无法对应的长短期资金的满期结构不一致（maturity mismatch），回收投资资金也难以解决外汇通货不一致（currency mismatch）问题。

美国试图扩大投资，通商压力和受苦于“高费用低效率”的财阀要求，是金融自由化背后的“看不见的手”。

短期外资引进自由化措施在申请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前就已经实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请求的是引进长期外资的自由化。因此，把金融自由化不失归结为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美国的压力有所牵强。但是，金融自由化是以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名分进行的，且明知金融监督和规制的重要性，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契机不慎重且急速推行金融自由化的结果，应由美国财务部负责。上述证言把不慎重的金融自由化的责任归于美国和财阀，没有责问经济官僚。错误的资本移动自由化顺序，与没注意监督措施直接与经济官僚的责任相关。理由是：首先，韩国金融自由化的最初构思者是出身经济企划院的金在益和姜庆植，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实际执行的却是更倾向于官治主义的财务部官僚。作为市场主义者，他们无视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短期借款自由化的警告，对综合金融社的胡乱经营袖手旁观，而且忽视了监督。综合金融社与银行不同，财经院对其负有监督责任。国家的放弃投资调整和持续的官治金融，培养了对政经勾结和财阀的金融部门的支配力。1997年，许多财阀破产，并且负债累累。企业提出的事业计划自身评价的经验和缺乏能力的银行在舆信审查和贷款决定时，采取国策产业银行的贷款形态，政治后台（如：参考韩宝事态以后的论争）或者企业规模、担保、相互支付保证为基准。

金泳三政府进入后半期，扩大了韩国国际经常收支赤字，面临国内企业效益低下和新自由主义式规制框架内的虚假与真相问题。

首先，韩国的经常收支赤字在1996年时达到237亿美元，打破了历史记录。这里有3个原因。第一，1995年由于反广场协议，美元升值，日元贬值，由于韩元与美元挂钩，比日元升值，韩国制造业的出口价格竞争力受阻。第二，当时出口约占20%的半导体价格由于全球生产过剩和竞争力下降，减少外汇收入。第三，金泳三政府为了让国民收入达到一万美元，操纵汇率升值韩币，金融危机之后2002～2004年施行的大规模汇率防御战略可以看出，贬值韩币。

其次，出口以及内需不振，借款增大带来的金融费用（利息）的增加等，使企业销售额和利润从1996年起大幅减少。比如制造业，销售额利润率从1995年的3.6%下降到1996年的1%，到1997年时更是降到-0.3%。

1997年1月，以资产为基准在财界排名第14的韩宝集团倒闭。韩宝自有资本不到2，240亿元，从银行和第二金融圈借款了5兆元以上，建设了世界排名第6的钢铁厂。作为主债权银行的第一银行受到政治压力，没有进行任何审查，就给韩宝钢铁放贷了8200亿元。当时，韩宝集团的负债庞大，其负债率达到2，200%。这意味着，假如自有资本为100，借款达到2，200。{16}金贤哲被拘后，金泳三总统惧怕大企业倒闭演变为政治风波，嘱咐姜庆植副总理不让财阀倒闭。卢泰愚政府和金泳三政府10年期间，积累起来的政治经济问题的总爆发便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

四、金泳三政府经济官僚的无能

金泳三上台之后立志改革，确有一定的成效。但在任职后期，金泳三面临政府的换届问题，不得不加紧作出政绩以赢得更大的支持，急于求成使他在经济政策等方面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对韩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

一方面，金泳三就职初期，出台了新经济五年计划（1993～1997），但大多数计划都被束之高阁或半路夭折，并未落实到底。金泳三的五年计划主要涉及改革金融体制、金融实名制、开放金融市场、减少对外汇的管制，开放债券市场、改革外汇制度、开放银行业务等，经济改革频繁，{17}旨在通过改革适应国内急剧变化的经济环境，但并未达到最初目标。此外，金泳三对经济官员不信任。在5年期间，被任命为政府23个主要部门部长的人数多达150多人，部长职位的平均寿命只有一年不到。{18}频繁更换官员使政策缺乏一贯性，并且助长了官员的无责任感，造成了危机爆发后政府内部的混乱局面。

另一方面是应对政策出台的缓慢性与失效性。金融危机爆发在1997年的冬季，处于金泳三执政的末期，各党派因为大选问题纷争不断，相互攻击，没有多余的精力关注正在蔓延的经济危机。而金泳三也因为其次子金贤哲与韩宝贿赂案有关威信大跌，形象受损，信誉下降，改革大打折扣。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韩国政府错失了应对危机的最佳时机，使危机不断扩大，以至于最终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管制。

政府撤销干预、取消管控以及自由化成功尚未能证明新自由主义的可行。国家还需要在新的制度上完善管制框架。从1997年1月起，韩宝集团等财阀接连倒闭。在韩国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金融改革的同一年的3月份，姜庆植担任副总理兼财经经济院长官重返经济政策的前线。他不仅设立了金融监督机关，而且为了使一直从属于经济企划院以及财经院的韩国银行独立，筹划修改中央银行法。但他不久就改变了立场，按照财经院建议，把通货政策的决定权转交给对财经院有很大影响力的金融通货委员会，从而使韩国银行丧失了金融监督功能。这激起了韩国银行职工的罢工和执政党的强烈反对。11月末，在临近总统竞选的情况下，执政党对法院审议制裁。由此，改革再一次受挫。政治经济机构明显需要重新组织。当时，韩国这一国家在转换为新自由主义中需要的企业部门、金融机关、劳动市场缺乏改革的执行能力。国家机构被以国家主义对市场主义、亲财阀对反财阀、增长对分配、权威主义对民主主义等为对立线分割。国家、资本、工人之间紧张的势力均衡，谁也没有观察到自身利益或者比较有效的协商技术。他们只有单方面拒绝改革的力量。尤其是金泳三的“文民政府”没有摆脱权威主义时期行为方式，强行通过劳动法{19}失去了民心。此外，总统的二儿子金贤哲涉嫌从韩宝集团非法贷款。经济政策受到财阀和改革势力的攻击。国家没有任何能力执行有意义的改革。

1997年1月，由于重复投资以及收支恶化，以韩宝集团为开头的财阀连锁倒闭。金泳三政府推出金融改革，由副总理姜庆植负责。受到韩国银行罢工影响以及在野党强烈的反对浪潮下，改革不了了之。更何况，韩国银行行长李经植多次提醒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但前者对此不屑一顾。姜庆植等经济官僚的无能与金融危机脱不了干系。

综上所述，金泳三是三十多年来首位文官总统，过分注重自己的政绩，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而且又疏于金融监管，给一向信仰“大马不死”神话而习惯于借贷的韩国企业和国际投机资本提供了可乘之机。金泳三政府还为了政绩操纵汇率使韩币升值，从而名义上提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并且，金泳三起用分管经济的副总理是井底之蛙，经济运行徒增了金融危机的风险。金融危机给我们的警示是，经济行为不能完全听凭市场，有时还必须由国家积极进行调控。

注释：

①金泳三.金泳三回忆录（3）[M].首尔：白山书堂，2000.239.

②卢泰愚.卢泰愚回忆录（上）[M].首尔：朝鲜新闻弗雷斯，2011.488.

③金大中.金大中自传[M].首尔：三仁，2010.571.

④李炳天.韩国资本主义模式[M].首尔：书世界，2014.419.

⑤林晓光，等.金泳三执政一年来韩国的政策转变[J].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5，（01）.

⑥金泳三.金泳三总统回忆录（上）[M].首尔：朝鲜日报社，2001.36～44.

⑦池周衡.韩国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和形成[M].首尔：书世界，2011.141.

⑧⑨⑩曲凤杰.韩国金融开放的经验和教训[J].新金融，2006，（08）.

{11}Amartya Sen.“Democracy and Social Justice”，Presented at the Seoul Conference on Democracy，Market Economy and Development，February 26-27（1999）.

{12}投资金融社是朴正熙时代以1972年8.3私债冻结措置为代价，允许私债业主设立短期融资公司，1982年张玲子语音欺诈事件为契机，为了私债资金制度化，从9家扩大至24家。

朴泰建.官僚亡国论和财阀神话的崩溃[M].首尔：生活，199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