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军

Li jun

烟云过眼自怡悦 过云楼顾氏四世及其收藏

□ 李军

Li jun

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元节刚过，暑气消歇，贬谪徐州的苏东坡（1037～1101年）仍挥汗为好友王诜（字晋卿，北宋大画家、驸马）新落成的书斋作《宝绘堂记》（又名《王君宝绘堂记》），起首便说：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①

身在京师之外的东坡，其孤独境遇与远在东都的繁华相映照，显得格外落寞。友人一纸书简，让他得以藉对书画收藏观的解读，抒写对人生遭际的达观。同时，文中也揭示了作为鉴藏家的苏东坡对书画收藏态度的变化，《宝绘堂记》特意提到他本人收藏书画的经历：

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颠倒错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复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②

东坡的这种旷达态度，对后世收藏家影响深远。如南宋末年的周密（1232～1298年，字公谨，号草窗）即师坡公语，将自己赏鉴书画的著作命名为《云烟过眼录》；元人汤允谟更作《云烟过眼录续集》，亦循其例而不改。明清以降，书画鉴赏、收藏之家，凡言著录，往往好效其体，甚而沿袭其名。如清光绪间，浙江归安皕宋楼陆心源（1834～1894年），曾刻周密《云烟过眼录》2卷、汤允谟《云烟过眼录续集》1卷入《十万卷楼丛书》，将自撰之书画录命名为《穰梨馆过眼录》。而在此之前，苏州籍收藏家潘遵祁（1808～1892年，号西圃）摘录其父潘世璜日记所录书画、碑帖之属，编为《须静斋云烟过眼录》一卷，径用周氏书名，而冠以其父“须静斋”三字斋额，其意旨已然十分直白。

较之于潘、陆两家命名师法东坡、草窗之痕迹宛然，同是清末吴中大藏家之顾氏，则相对要含蓄些。尽管冯桂芬为顾氏题“过云楼”匾额(图1)时，附注揭示“子山二兄大人收藏法书名画、旧拓碑版甚富，以小楼储之，取周公谨烟云过眼意为名，其癖也，亦其达也”，然光绪八年（1882年）秋，顾文彬在《过云楼书画记》定稿后，于“自叙”中称：

书画之于人，子瞻氏目为烟云过眼者也。余既韪其论以名藏秘之楼，则罗而储焉、记而存焉，适然之遇己耳，殆无容心。③

可见不仅“过云楼”之名源自苏东坡的《宝绘堂记》，且主人顾氏旷达无容之心，庶几亦远溯千载之上，越草窗而直师坡公矣。盖顾文彬作此叙时，距爱子顾承之猝逝，仅仅两月而已。

一、顾氏四世

吴中世家大族，以顾氏为最著。东汉末年，三国鼎立，江东大姓顾、陆、朱、张，顾居其一。此后历六朝隋唐、宋辽金元，数千百年，盛衰有时，而绵延不绝；至明清两代，人才蔚起，声望不坠。近世为人所熟知的过云楼顾氏，以收藏之名著于江南，其族原系元末明初从徽州回迁苏城之人士，经商致富，子孙由科考进入仕途者，顾文彬为第一人。

过云楼之落成时间，见顾笃璜捐赠的顾文彬手书对联“一枝粗稳，三径初成；商略遗编，且题醉墨”，自注“过云楼者，余收藏书画之所也。蓄意欲构此楼十余年矣，尘事牵率，卒卒未果。乙亥夏，余移疾归里，楼适落成，乃集辛幼安词句题之。时方有《书画录》之辑，故次联云尔”（图2），乙亥即为光绪元年（1875年）。又据《过云楼日记》载，是年四月廿八日，顾文彬携眷乘轮船离开宁波，次日抵沪，五月初二日到家，从此优游林下，以书画自娱。

顾氏过云楼书画之收藏，通常认为始于顾文彬之父顾大澜。据《过云楼书画记》之“自叙”称，“余家旧鲜藏，先子暮年获名贤一纸，恒数日欢”,“先子于真伪工拙，审之又审，按款识岁月，核诸行事，以究所繇作。左卷轴、右故书雅记恒不离”。④可见当时顾父收藏数量并不太多，对于书画之鉴定十分审慎，或许是初涉此道，不能不十分谨慎从事之故。

顾大澜（1789～1860年），字春江，江苏元和（今苏州）人，顾鉴之子。早年因家贫辍学，经商之余，犹手不离经史；中年以后，家境小裕，子孙日盛，头角峥嵘，渐入佳境。书法学赵孟頫，年过70，仍挑灯作小行楷书绝工。咸丰十年（1860年）二月，以疾卒于家，年72。育有二子：长子文荣，幼殇；次子即文彬。

图1 清 冯桂芬 过云楼匾额 宽148.6、高39厘米

图2 清 顾文彬 对联 宽23、高106.4厘米

图3 清 顾廷熙 待访录稿本 宽14.3、高21.2厘米

顾文彬（1811～1889年），字蔚如，号子山，晚号艮庵。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升员外郎。出任湖北汉阳知府，擢武昌盐法道，补浙江宁绍台道。工书，善诗词。著有《眉绿楼诗》、《眉绿楼词》、《过云楼书画记》、《过云楼日记》、《宦游鸿雪》等。生平事迹详见王颂蔚《清故布政使衔浙江宁绍台顾公墓志铭》、冒广生《清故宁绍台道顾公艮庵祠堂碑》等。据“自叙”所述，其父晚年获见名家书画，谨慎考订。时文彬本人已入仕，竭力以俸禄奉老父，故疑顾大澜所鉴赏书画，很可能是其购之以娱老父者。因此，过云楼的收藏，严格意义上说，应该始于顾文彬。

顾文彬育有四子：廷熏、廷熙、廷烈、廷廉。其中，廷廉幼殇，所余三子均先于顾文彬卒。次子廷熙、三子廷烈，克绍家风，精于鉴赏考订。在《过云楼书画记》之“自叙”中，顾文彬曾说：

及次子廷熙、三子承长，余之教熙承，熙承之事余，如谁昔，则以是为韦氏籯经、仲氏菽水，亦既三世矣……余于二子亦然，而二子颇不钝。熙能画，尤长于书，惜年不副志。承少时业从余友徐江帆、程序伯游；甫成人，何子贞、吴退楼亟称其书画。余学焉而无所成，为负先子，幸其能弥余憾焉。是记命意，窃本先子，而与承论定者居多。⑤

图5 元 鲜于枢等 五家赠笔工范君用册 宽33.9、高12.3厘米

图6 明 唐寅 龙头诗轴高146.5、宽36.2厘米

被顾文彬视为继承人之一的顾廷熙（？～1860年，字宰侯），英年早逝，只有《待访录》草稿一编幸存，今藏南京图书馆（图3）。书衣上有顾廷熙题记，称其随父在湖北时，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胞弟顾承（即廷烈）到汉阳省亲，将自己两年来在吴中所见书画碑帖，随见随录而成的《烟云过眼编》交兄长廷熙过目。顾廷熙“就其寓目心赏之迹，询所往来，录成是册”，以便“今秋返棹吴门，当一一访之”。不料回苏后不久，次年就有太平军攻苏州之事，史称“庚申之乱”，顾廷熙与兄长廷熏将一月之前去世的祖父灵柩权厝于祖茔后，携家人侍母浦氏避居无锡，未几母子三人先后因病去世，令身在异地的顾文彬、顾承父子悲痛不已。

顾廷烈（1833～1882年），后更名承，一作承之，号乐泉、乐泉逸史。苏州图书馆藏《楚游寓目编》稿本，为顾承到湖北期间所作书画笔记手稿，其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六日所作自序中提到：

其有朋旧弆藏，借归展玩，贾人携示，未为我归者，亦不乏铭心之品，辄仿《江村销夏录》，一一记载，盖欲留眼底之烟云、印雪之爪迹也。并补录行箧新旧所藏，汇成一帙，分为二卷，名曰《楚游寓目编》。方拟他日东归，折衷于仲兄，讵料仲兄已于庚申避兵而殁于乡。嗟乎！而今而后，抱此一编，将郁郁其谁语乎。仲兄赏鉴之精，搜罗之富，胜余倍倍，其所辑《梦忆录》、《待访录》胜此编亦倍倍。倘遗书未已，当急付之梓，而以此编附其后，窃名骥尾，是即此编之幸也夫。⑥

足见顾廷熙在书画鉴赏方面确有专长，顾承对他深为佩服，可惜不幸早逝。在两位兄长去世之后，顾承自然成为顾氏过云楼唯一的继承人。在顾文彬的《过云楼日记》中，详细记录了顾承协助他建造怡园、过云楼及搜求书画古物之事。而顾承本人于书画之外，旁涉古琴、园林及碑帖、泉币、印章、青铜器、文玩等的鉴藏，书画方面著有《楚游寓目编》、《过云楼初笔》、《过云楼再笔》、《过云楼笔记》等，并协助其父编写《过云楼书画记》10卷，泉币方面著有《古泉略释》6卷、《画余庵古泉谱》4卷，印章方面编有《借碧簃集印》1卷，古琴收藏中有宋苏东坡所制“玉涧流泉”琴，并于怡园中营造坡仙琴馆，以《悟到琴心图》册遍征题咏。

令人痛心的是，在《过云楼书画记》定稿付梓前夕，顾承因触暑导致旧疾复发，猝然病逝，年仅50岁。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顾文彬日记云：

廿五日巳刻，承儿因事至书巷。是日天气稍热，归已午刻，忽觉不适，偃息在榻，吐出宿血数口，其色带紫。旋归卧室，心中厌烦，自谓旧病复发，而饮食已不进。至夜半，大便黑粪。晨请程韵泉诊视，云是新暑触动旧病，先宜清理。中午复下黑粪两次。午后神气不佳，请朱小舫诊视，其言与韵泉相同。上灯后，骤觉汗出粘冷，气息不属，执六孙手曰：自觉人中吊起，恐将脱矣。随即喘急，六、七孙呼之，则云让我去罢，语不及他，溘然而逝。余痛心如割，手足无措，二、五孙远在金陵，急发电报催归。廿七日小殓，其棺即用余前年预备之寿材，故尚舒齐。廿九日大殓，余凭棺大恸而已。⑦

图7 宋 扬无咎 四梅图卷 宽358.8、高37厘米

图9 明 陈洪绶、胡华鬘 梅竹山水合册 宽19.9、高21厘米

顾承的突然离世，让顾文彬措手不及。他最喜爱的儿子、过云楼唯一的继承人在短短两天里便撒手人寰，自己预备的寿材竟为爱子所用，此情此景，如何不让他痛心疾首。顾文彬曾在日记中感叹“自承儿殁后，余古玩之兴索然已尽”，甚至要将已有藏品转让给别人。在此后一月里，年逾古稀的顾文彬陆续写下百首《哭子承诗》，并屡次请友人评阅，最后删存40首，刊附《过云楼书画记》后，寄托哀思。同样，在《过云楼书画记》之“自叙”的最后，他仍对父亲顾大澜及儿子廷熙、廷烈追念不已：

曾谓区区纂述，不及过庭之时，而是子复不终相乎？余得斯乐于先子，二子得斯乐于余，将使嗣二子而兴者，复于二子得斯乐，庶无拂乎余心。今此过云楼之藏，前有以娱吾亲，后有以益吾世世子孙之学，亦复奚恨？⑧

在悲痛之余，顾文彬将过云楼的收藏，寄托于顾氏后人，孙辈之中顾麟士脱颖而出，仿佛冥冥中注定，过云楼的文化遗产与精神将继续传承。

顾承与其父一样，育有四子：麟元、麟颐、麟士、麟澥。其中，三子麟士（1865～1930年），字谔一、鹤逸，号西津。冒广生《元和顾隐君墓碣铭》谓其“生诗书仕宦之家，际承平之世，池馆之美，收藏之富，甲于一时。而其人复敦气节，多才艺，善结纳贤豪长者”。顾麟士精于六法，章钰《顾隐君墓志铭》

以其为天挺雅才，乃有清一代艺苑传人之殿，曾在怡园与吴大澂、顾若波、王同愈、费念慈、金心兰、吴昌硕等共结画社，举行雅集。顾文彬去世后，子孙析爨，顾麟士舍产而取书画碑帖，过云楼收藏得以完保不散，且此后陆续有所增加，皆麟士之功，章钰所谓“凡先哲翰墨，尤所甄采。又好版本之学，宋元旧椠及老辈遗书，悉悬金求之”，著有《过云楼续书画记》、《鹤庐画赘》、《鹤庐画趣》等。顾麟士元配谢惠之，工书善画，不幸早逝。续娶潘志玉，为大阜潘氏后人，共育有五子，长子则明殇，其余四子依次为：则久（公可，1892～1940年）、则扬（公雄，1897～1951年）、则坚（公柔，？～1929年）、则奂（公硕，1904～1966年），皆受家学影响，得窥书画门径，不但精于赏鉴，且均善书画。

图8 明 唐寅 王公拜相图卷 宽73.5、高20厘米

图10 明拓 曹全碑 宽16、高28厘米

顾麟士在祖、父旧藏基础上，于书画、碑帖续事搜求外，并对古籍善本之蓄藏，用力颇多，以致近年，因过云楼藏书拍卖，而使世人对过云楼津津乐道。其实，书画碑帖实为顾氏四世所不懈追求者。

民国十四年（1925年），顾麟士自感年迈，于是将所藏书画碑帖、古籍善本、文房器用之物，分为四份，分于四子。顾公可所获书画，在他去世后，陆续流散，不少辗转入藏故宫博物院。顾公雄所得书画碑帖，在其身后由家人分两次捐赠上海博物馆，其女顾榴又将自身所获遗物，捐赠常熟博物馆。顾公硕所得书画碑帖，于其生前，多捐藏苏州博物馆；所得古籍善本，主要分藏南京图书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两处。公柔先于其父一年病逝，所得书画如元人《七君子图》（图4），由后人捐赠苏州博物馆。而四兄弟中，继承画学衣钵者，是早逝的顾公柔。其所存之《公柔日记》稿本，记录了早年家庭生活的细节，为过云楼第四代难得的手迹，弥足珍贵。

顾氏过云楼的收藏，自清嘉道间开始，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以至民国，前后100余年间，通过顾文彬、顾廷熙及顾承、顾麟士、顾公雄及顾公硕祖孙四代人的不懈努力，在书画、碑帖、古籍、文玩的鉴赏与收藏上，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而这100余年，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政治、社会变革最大且最为动荡的时期，江南旧家收藏，聚散正如烟云一般，而顾氏虽以“过云”为名，收藏却岿然独存，声名日重于江南，影响更远及海东，端赖顾氏四世之殚精竭力，个中甘苦，洵非外人所能想象。更可贵者，新中国成立以后，顾氏后人能够毅然将世代守护之家藏秘宝，献之国家，化私为公，益见其难能，这种无私的精神，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今年正值苏州博物馆老馆长顾公硕逝世50周年，苏州博物馆选取顾氏四世、四房藏品之部分菁华，定于12月举办“烟云四合—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特展，以为纪念，并向以过云楼顾氏为代表的私人收藏家数十年来无私捐赠的义举，致以崇高的敬意。

二、烟云过眼

顾氏过云楼的收藏，以书画为最，其菁华萃于顾文彬、顾麟士祖孙三代所编《过云楼书画记》10卷、《过云楼续书画记》6卷，两书共计收录历代书画作品359件（套）。其中，顾文彬收录246件，顾麟士收录113件；书法87件，绘画272件。通过比较可见，顾氏祖孙对绘画的收藏都多过书法，两者的比例约为3∶1。从形制来看，《过云楼书画记》中的绘画，以卷、轴为主，《过云楼续书画记》中手卷明显减少。书法部分，前者手卷较多，其次是册页；后者则卷、册数量相当，立轴相当少见。

图11 宋拓 古本兰亭 宽13.3、高28.8厘米

过云楼的书画收藏数以千计，乃顾氏三代竭数十年之力搜罗所得，江南故家旧藏因战乱流散，其菁华竟会聚于斯。于今看来，《过云楼书画记》、《过云楼续书画记》所载，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之所以数量有限，与其编选的标准严格不无关系。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去伪存真。对于一切藏品而言，“保真”是决定性因素，如出现在《过云楼书画记》初稿中的苏东坡《乞居常州奏状》、米元章《崇国公墓志》，因被鉴定为是赝品，而最终被剔除；真伪各半者，则以真且精者入目，题跋之伪者，亦一并去之。

其次，非经顾氏收藏、主人亲自审定者，一概不录。这就使得《过云楼书画记》、《过云楼续书画记》区别于前人之经眼录，同样也区别于顾廷熙的《待访录》、顾承的《楚游寓目编》、《过云楼初笔》等，成为正式的顾氏藏目，完全可以按图索骥，取原物以验记录之真伪。

第三，妇女之作，易于名世者，概从摒除；凡绢本、扇页，概不入选。如无锡博物院所藏范珏、顾眉《丛兰合璧卷》，著于《须静斋云烟过眼录》，为陆氏松下清斋旧物，曾归顾氏过云楼，《过云楼书画记》中已不载。而后世流传顾文彬父子、祖孙钤记题跋之绢本书画、扇页之属，皆不见于两《记》中。至于纸本各种，同一家书画不同数本，皆仅择其精者登录，余尽从略。

此次展览，以《过云楼书画记》、《过云楼续书画记》著录者为对象，选择其精善者数十件，配合顾氏所藏碑帖、古籍、文房及四世著述、画作、手稿等，以期反映过云楼四代主人之真性情。

书画之属，《过云楼书画记》、《过云楼续书画记》著录者凡38件，虽云一脔，可知其味。书法10件，从隋《智永真草千文卷》、宋《范仲淹手札卷》、元《鲜于枢等五家赠笔工范君用册》（图5）、明《吴宽行书种竹诗卷》、《董其昌楷书先世告身册》及文、唐、祝三家卷/轴5件。《智永真草千文卷》、《范仲淹手札卷》刻入顾氏《过云楼集帖》。据顾文彬《过云楼日记》载，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初四日，在京师松筠庵心泉和尚处，初见《智永真草千文卷》墨迹，⑨六月初二日“再观其《智永真草千文卷》，议价一百五十金，当即携归”，⑩两天后却又“以《智永真草千文卷》送还心泉，无从张罗价值也”。时隔1年之后，同治十年（1871年）四月廿三日记载：

解京饷委员王绍庭自京中回，带研生信、李诚甫信，并所购智永《真草千文》墨迹卷，及骏叔托买琴足两副、琴轸一副。《千文卷》温云心所藏，后归心泉和尚，京中不乏赏鉴家，欲得此卷者亦不少，皆因议价未成。余去年入都候简，一见诧为奇宝，议价一百五十金。嗣以客囊窘涩，舍之而出，中心耿耿，未尝一日忘，遂于履任后致书研生，仍照原议之价购之。发函展赏，焕若神明。思翁跋中所云，唐人无此写法，足为此卷定评。

两天之后，顾文彬又对《智永真草千文卷》详作考订，后择要录入《过云楼书画记》，其中仅云同治九年于心泉处见“永师千文”，有“狂喜，倾囊购归”数语，全无日记中之跌宕起伏。《过云楼日记》所载虽多简略，但往往提及书画之鉴赏地点、入藏时间、价格多少、真伪依据等细节，如同治九年五月廿一日之日记中，针对购于彩笔斋的文徵明画轴，顾氏有眉批称“横山画粗笔草草，而字则本色，余决为真，而骏叔乃疑为伪，归当细辨”，显然父子二人在书画真伪鉴定上时常出现分歧，但并不因父尊子卑而随便迁就，顾文彬也会认真听取顾承的意见。关于《智永真草千文卷》，《过云楼日记》中也有不同的观点，当时看来属于保留意见，即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廿七日，在与《千文卷》失之交臂一个多月后，顾文彬归还心泉和尚所售南田山水袖卷那天，日记曾作眉批：

心泉收藏颇富，赏鉴亦精，近为境遇所困，大半散去，所存者以南田山水袖卷，又山水小册，又花鸟册三种为最，皆余物色得之。心泉书画恐从此减色矣。余所欲购未成者，只智永《千文卷》，然究非开门见山之物矣。

与一年后失而复得此卷时的观点，略有偏差。这是冷静的思考，还是彼时心态所致，已不得而知，颇值得后人玩味。

顾氏收藏书法，自隋唐以下，囊括宋、元、明三代，止于清初，名家墨迹凡数十家。其中除偏好赵、董之外，明代尤嗜吴门一派，祝允明更驾唐寅、文徵明之上，登录四种。此次展出“吴门四家”中文徵明小楷《落花诗》卷、唐寅《龙头诗》轴（图6），为顾公硕捐赠苏州博物馆者。《过云楼书画记》中著录书法类，大抵以卷、册为主，条幅仅唐寅《龙头诗》一轴，非顾氏不藏立轴，只是其选择的标准甚为严苛，力求精善且罕觏而已。

《过云楼书画记》中录祝允明书迹4种，楷书《拟诗外传》卷今藏故宫博物院，《九愍诗》卷与行楷书《正德兴宁县志》册今藏苏州博物馆，《怀知诗》卷今藏上海博物馆。此番前三种均将展出。尤其行楷书《正德兴宁县志》册，明代为太仓王世懋收藏，系1959年顾公硕于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作为国庆献礼捐赠苏州博物馆。当年曾套色影印全书，改为线装一册，以资纪念。在《书画记凡例》中，顾文彬特意提及“敝箧中黄大痴手书《画理册》，祝枝山《正德兴宁县志》手稿册，铭心绝品，亦断种秘本也”，足见其珍视之情。

此次展出的过云楼藏画，较之书法，数量约三倍之，与《过云楼书画记》之著录比例略等。自宋元以下，凡28件，计宋代1件、元代3件、明代9件、清代15件，而以清初“四王恽吴”作品最为可观，计13件。

图12 宋刻锦绣万花谷 宽14.6、高19.8厘米

南宋扬无咎绘《四梅图》卷（图7），系为范仲淹曾孙、范纯仁之孙范端伯所作，在吴中流传数百年，经元柯九思、吴镇，明沈周、文徵明、文彭、项元汴，清宋荦、笪重光、梁山舟、陆谨庭、程心柏、潘遵祁、顾文彬等鉴藏。卷前有清梁同书题签，后有柯九思、笪重光等题跋，曾经《铁网珊瑚》、《清河书画舫》、《珊瑚网书画跋》、《式古堂书画汇考》、《大观录》等著录，嘉庆初年为陆恭松下清斋所得，筑“四梅阁”以藏之，后流落于外，由程桢义以“番钱三百枚”购回。从程氏散出后，为陆恭外孙、须静斋主人潘世璜之子潘遵祁购得，他特意在光福山中的别业香雪草堂旁筑小阁，沿用外祖父陆恭斋号，命名为“四梅阁”，储藏此卷，并请好友戴熙（1801～1860年）绘《四梅阁图》，宝爱之情，溢于言表。当时并据此本刻石，置于光福山中，拓本流传亦鲜见。至光绪初年，潘遵祁与顾文彬、吴云、俞樾、李鸿裔等人，在吴中举行雅集，轮流于各家园林中聚会，赏鉴书画名迹、古籍善本，并请人绘图留影，即顾氏家藏《吴郡真率会图》（苏州市档案馆藏）、潘氏（曾玮）家藏《吴中七老图》（南京博物院藏）诸卷所由作也。当日赏鉴品评之余，互通有无，遂有易售之事，如元人《七君子图》卷，系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李鸿裔托友人以250元购得，后转让顾氏过云楼；潘遵祁藏宋元名人书简册，系外祖陆谨庭旧物，于光绪二年（1876年）以千金让予李鸿裔，今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吴云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得宋魏了翁《文向帖》，后由顾承以汉铜官私印四十钮易归过云楼，今藏上海博物馆。而《过云楼书画记》所著录之《朱文公周易系辞本义手稿》卷则是光绪八年（1882年）二月四日顾承生日时，吴云所赠。《四梅图》卷之归顾氏过云楼，据潘氏后人回忆，系顾文彬以狐裘一袭向潘遵祁易得。顾氏析产后，此卷于20 世纪50 年代入藏故宫博物院，时隔60年一甲子，重回吴门，不免让人想起陆氏松下清斋、潘氏香雪草堂中两座四梅阁里的往事，还有吴中诸老真率会的那段风雅。

图13 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 高19.3、宽13.3厘米

图14 清 邵畼 真迹题跋录稿本 高25.5、宽16.8厘米

顾文彬父子之鉴藏书画，于真伪杂糅者，往往去其疑伪以存真。顾氏后人捐存苏州博物馆的元人《七君子图》，原为明末清初徐守和所藏，著录于缪曰藻《寓意录》中，首尾完全，中经张见阳，乾隆间归乔崇修时，已佚一帧，遂改名为《六逸图》。至道光间，入藏海宁蒋光煦别下斋，张廷济为之题引首，据《别下斋书画录》载，此卷后又装入与之不相关的盛麟等八位元人题跋。后经李鸿裔之手，转归顾文彬，“适新得梅道人横幅，尺寸悉合，取以配入，仍名《竹林七友》云”。所以而今所见《七君子图》的面目，完全是顾氏重装以后的效果，与入过云楼前迥异。盛麟等人题跋后归吴湖帆，吴氏并补绘一图，今藏上海博物馆。蒋光煦题跋一段，今藏海宁博物馆。当时顾氏所配入的吴镇一帧墨竹，与过云楼所藏王蒙《竹石图》（即《黄鹤山樵竹石游灵岩诗轴》）同为陆氏松下清斋旧藏。又如明周臣《俞节妇刺目图》卷后接裱有文徵明小楷书《俞母文硕人墓志铭》，其后缺十余行，顾文彬仿文徵明补赵孟頫《汲黯传》例，补录齐全，并附记颠末于尾，可窥顾氏鉴藏手段之一斑。

顾氏藏画中，另有值得注意者，如顾公硕向苏州博物馆捐赠明末陈洪绶（老莲）绘《钟馗像》轴的同时，也将家藏清咸丰元年（1851年）任熊临本一轴一并捐赠。陈本落款“乙酉端阳，老莲陈洪绶为柳塘王盟兄画于青藤书屋，劝蒲觞也”一行在像左侧，任本落款“咸丰纪元上元之日，萧山任熊渭长临章侯画”一行在像右侧，其余面容、衣冠几乎无异，悬而并观，令人赞叹。两本《钟馗像》，仅前者著录于《过云楼书画记》，若非顾氏无私捐赠，一旦分离，恐再难聚首。而《过云楼书画记》中所收，历代模仿之作亦复不少，足见顾氏之有意搜罗，以便观摩比勘，体会融通，于自身创作自然深有裨益。如卷六著录黄公望《浮岚暖翠轴》，今藏故宫博物院，卷十著录王鉴《仿子久浮岚暖翠图轴》，今藏上海博物馆，昔曾同储，现已异名，且南北暌隔，相聚无期；卷十著录恽南田《摹痴翁富春大岭图轴》、王翚《临黄大痴富春山图卷》，则皆从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出，并藏故宫博物院，此番将联袂南下，小聚吴门。

顾氏之酷嗜明代吴门一派，书画兼备。苏州博物馆前四年举办“吴门四家”特展，已有四家名迹如《京口送别图》、《惠山茶会图》、《贞寿堂图》、《黄茅渚小景图》、《风木图》等陆续归来，此次展出过云楼旧藏沈、文、唐、仇4件，除仇、唐合作《刺目图》卷系顾公硕先生捐赠外，其余3件均藏故宫博物院，依次为：沈周《杏花图》轴，系陆氏松下清斋旧藏；唐寅《王公拜相图》卷（图8，《王济之出山图卷》），从顾氏流出后，曾归江阴孙邦瑞；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图》轴（《仿赵魏公湘君湘夫人图》），即文衡山见仇实父设色不合意，自设之本，俱为诸家杰构。

余如陈洪绶、胡华鬘《梅竹山水合册》（图9）、龚贤《山水图册》（《廿四幅巨册》）、王鉴《梦境图》轴、王翚《水竹幽居图》卷，皆至精无匹，细玩必有神会处也。

三、木石同癖

近年过云楼之名震海内，得力于所藏古籍之拍卖。而顾氏之藏古籍善本，虽从顾文彬、顾承时已有之，但至顾麟士方用心搜集，遂成巨观。而其继承祖、父之志，搜求书画之际，仍不忘情于金石碑版，曾有意撰《因因庵石墨记》，因循未果，殊为可惜。

在顾麟士女婿的《瘦羊日记》稿本中，曾记录民国十二年（1923年）七月初三日：

晴。至外氏，观石谷小幅，是十九岁时所作，后有康熙辛未重题。蔡松原《四时佳兴卷》，费西蠡旧物。《曹全碑》，“因”字完全，人间孤本也。《张迁碑》，“东里润色”已损，然有顾苓、覃溪、两峰诸人题跋极夥，可宝也。《泰山都尉碑》，魏稼孙藏本。明拓颍上本《兰亭》、《黄庭》、旧拓《瘗鹤铭》。

东汉《曹全碑》自明万历初陕西合阳旧城出土，今存西安碑林。碑阳20行，行45字。传世明清旧拓，首行末一字“因”均损，世传有“因”字未损本，至顾公雄家属将家藏书画文物捐献国家后，才从中发现清末松江金石学家沈树镛（1832～1873年）旧藏《曹全碑》“因”字未损本（图10）。此本凡16开，拓本纸墨精绝，旧装完好，被推为海内仅存孤本。前装全碑缩本，末有清同治四年（1865年）十一月小寒节沈树镛跋。

其实，早在李文锦观赏顾氏藏善本碑帖的40年之前，顾文彬在《过云楼书画记》之“自叙”中就已说过：

各家著录兼及古刻。敝藏《九成宫醴泉铭》，“云霞蔽亏”四字未泐者，当是唐拓，及宋拓五字不损本《定武兰亭》之类，不下百十种。究以毡椎所为，下于真迹一等。他时当仿《金薤琳琅》、《石墨镌华》，别录成书。悬牛头，卖马脯，幸无讥焉。

图15 清 杜士元款 橄榄核舟长3.5、宽1.2、高1.4厘米

图17 清 王云 红木墨床高3.1、长8.4、宽3.8厘米

尽管只列举了“云霞蔽亏”四字未损本《九成宫醴泉铭》、五字不损本《定武兰亭》两种，但顾文彬自言家藏善本碑帖“不下百十种”，足见当时于书画之外，就已留心于此。至顾麟士复各方搜讨，收藏遂傲视同侪，较之同里吴湖帆的四欧堂，既美且丑，先已有之，宋元旧拓孤本，亦不遑多让。此次展出苏州博物馆所藏唐颜真卿《多宝塔碑》，第31行“归我帝力”之“力”字未损，为北宋拓本。后有清同治元年（1862年）顾文彬、光绪八年（1882年）李鸿裔二家跋。顾氏跋云：

此是宋拓本，水旁三点牵丝之迹毕露，与复初斋所记宋拓本正合。甲寅在京师，有那绎堂藏本，并时无两。殷述斋太史一见惊叹，诧为至宝。余为和会归之。今获此本，足与颉颃，惜述斋已作古人，不得与之共相欣赏矣。

述斋即吴江人殷寿彭，他曾在顾氏所藏《古本兰亭》（图11）后题跋。此帖系单刻本，凡四开，附题跋五开。由顾公硕先生捐赠苏州博物馆。经明华夏、项元汴，清查莹、金守正等递藏。真赏斋主人华夏亲笔题签并跋，后有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张凤翼，清咸丰四年（1854年）殷寿彭、同治元年（1862年）顾文彬、同治二年（1863年）吴云等四家题记，今人王壮弘《崇善楼笔记》著录。此本与宋拓《定武兰亭》一同被刻入《过云楼藏帖》。华夏提及“予家向藏兰亭十余种，以定武本为最。此本得之最晚，似更出《定武》之右”，后被友人吴婴能（如孝）以南宋米友仁《潇湘烟雨卷》易去。顾文彬据翁方纲《苏米斋兰亭考》所载考订，此本与云间“潘氏祖本同出一石，而此拓当更在前”。

图16 周之礼 竹臂搁长28.5、宽6、厚0.6厘米

顾麟士对于金石碑版的痴迷，不输其祖。乾嘉间金石学家黄易所作《访碑图》数种，传至光绪间，成为吴大澂、费念慈、李鸿裔等争相购求的名品，吴大澂因故与其失之交臂，于是借费念慈藏本《嵩洛访碑廿四图》临摹一通，于今亦为佳品。顾麟士确有同癖，曾临摹黄易《岱岩览古廿四图》，与吴大澂相仿佛，其嗜古之情，亦后先映照。

图4 元 赵天裕·柯九思等 七君子图卷 宽1010、高36厘米

从顾氏所藏古籍碑帖中，不难发现，过云楼得清末金石大家沈树镛宝董室遗物颇不少。早在1992年，过云楼藏书四分之三经苏州古旧书店，转让南京图书馆，计541部、3707 册，其中宋元本17部，含有《龙川略志》（曹寅楝亭旧藏）、《皇宋字苑类编》、《乖崖张公语录》等传世孤本。而从1996年开始，遗留在顾氏后人手中的四分之一古籍善本便开始流散，顾广圻手批本明嘉靖刻本郑玄《仪礼注》一种，现身中国嘉德秋拍古籍善本专场，以10万余元成交。次年，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钱穀抄本《唐朝名画录》，再次现身中国嘉德秋拍，以33000元成交。此书虽非宋元旧抄，而为名家手抄，顾氏以为书迹，著录于《过云楼书画记》。“文革”后，谢国桢访书江南，曾经检阅，著录于《江浙访书记》。1998年，黄丕烈批跋本明嘉靖刻《唐百家诗》本《唐贯休诗集》又见于嘉德春拍，以57000余元成交，今藏韦力芷兰斋。四分之一中的精善之本陆续拍出后，所余179种，先后于2005年、2012年经中国嘉德、北京匡时两次拍卖，身价陡增近十倍，名动海内，最终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竞得，回归江苏南京，同城相望，已属难得。

此次借展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所藏古籍善本4种，以宋刻《锦绣万花谷》(图12)最为人所熟知，卷帙亦最浩繁，毋庸赘言。元刻本有《古今杂剧三十种》（图13），系苏州黄丕烈士礼居旧藏，民国元年（1912年）由日本汉学家岛田翰从过云楼借出，携回日本，后由罗振玉从东京购得，才回归中华，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十年，此次系百年以后，首度返回苏州。晚清四大藏书家归安陆氏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的中间人——岛田翰个人的这段丑闻，作为中国近代藏书史上中日间古籍流转的又一个事件，一直令国人耿耿于怀，而今原书无恙，并安然回乡，想来不仅过云楼顾氏后人会感到欣慰，但凡爱书者亦无不感同身受也。

明清两代主要以抄校稿为主，其中如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间王乃昭抄本《桃谷遗稿》1卷，书衣有顾麟士跋称“余藏‘恽王合璧’，为王乃昭画槐隐图册，耕烟以‘侄翚’署款，因知其同族也。甲辰岁暮，以龙银一饼易得之”，甲辰为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此可知顾麟士之购书，有为书画收藏搜集资料之意，这一点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藏清初邵氏《真迹题跋录》（图14）稿本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尤其值得注意者，清抄本《佩文斋明代书家姓氏目》一种，本身抄录人名、书名，纯为札记、索引之书，殊为简略，书中所夹二纸，却是顾氏搜藏书画之残目，不少为《过云楼书画记》著录之菁华，对于研究过云楼书画之搜集与《过云楼书画记》的编订，均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另外，南京图书馆所藏黄丕烈题跋本宋《东京留守宗忠简公文集》5卷，为沈树镛旧藏。黄跋本至清末民初，已成为藏书家竞相争求之品，顾氏藏书中黄跋本逾十部，亦堪称富翁。而清抄本《庆湖遗老诗集》9卷《拾遗》1卷《后集补遗》1卷，经潘锺瑞校，潘氏去世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顾麟士购自市肆并题跋，可知阅肆搜捡也是顾氏聚书的重要途径之一。

顾氏书斋之中，法书名画、古籍善本、金石碑版、古印名琴，杂陈几案，更有饾饤雅物，如核雕、竹刻之类，往往为名家所制。此次展陈顾榴捐赠常熟博物馆之清杜士元款橄榄核舟（图15），鬼斧神工，让人想起魏学洢的名篇《核舟记》；紫砂水盂，出清初名家陈鸣远之手；木雕老鼠，灵活生动，包浆凝厚；古钱纹竹臂搁(图16)，出清末周紫瑚（之礼）之手。上海博物馆藏红木墨床（图17），则是周紫瑚之师王石香（云）为好友顾承所特制，镌有“人与墨磨有倦时。骏尗句”等字样。以上数种，虽皆微小，却堪称案头尤物。

注释：

①②（宋）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集》卷三十二，明成化刻本。

⑥（清）顾承《楚游寓目编》，稿本，苏州图书馆藏。

⑦（清）顾文彬《过云楼日记》，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责任编辑：田红玉）